一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绝对绕不开的人。但很多人在学历史课本的时候还是把这个人给绕开了，不信你随便在大街上揪住几个人问一问，肯定不会像听到李嘉诚的名字那样两眼放光。然而在一百年前，如果当时的人做一个“中国富豪榜”，盛宣怀必列前三甲。据说盛宣怀死后，遗产大约有两千万两银子，而“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鸿章，去世时也不过留下一千万两而已。
如果仅仅是有钱，倒还罢了，可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历史车轮转动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历史是个残酷的记录者，往往喜欢记住“第一个”，盛宣怀恰恰就是一个创造“第一”的人：第一个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一口气创下了11个“第一”。
可能是“第一”拿得太多了吧，他拿得手软，别人看得眼花缭乱。既然多了，估计也就没人当回事了。
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盛隆是嘉庆庚午年（1810）举人，父亲盛康更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年（1844）考中了进士。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是很有压力的，盛宣怀不蒸馒头争口气，他刻苦读书，努力向长辈学习，终于到22岁考中了秀才。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还是考上了。可接下来的日子里，盛宣怀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十年里多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
但盛宣怀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颖悟洞彻，好深湛之思”的高度评价，这该如何解释呢？只能说盛宣怀不是一块考试的料，而是一块读书的料。以前很多人容易把考试和读书这两件事弄混淆，现在也是。
科举考试的大门虽没有朝盛宣怀关闭，但他想通过科举之路来光耀门楣和施展自己理想的意志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不想把一辈子的赌注都押在考场上，这个风险太大，一旦输掉将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和时间。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去充当别人的幕僚。
其实盛宣怀最后一次乡试不第的时候已经靠父亲的关系入幕李鸿章多年。李鸿章是官场老手，很会看人，并没有因为盛宣怀文凭太低而冷落他。那时候李鸿章正专注洋务，需要真正有才干的人，以此增加自己政治上的砝码。同时洋务的兴起，也成了科场失意而寄身幕僚的那些文人新的晋身之阶。
盛宣怀赶上了好时机，也抓住了这个时机。终于，在识才和用才的李鸿章的推动下，他敏捷地登上了历史舞台。盛宣怀知道，登上历史舞台只是第一步，自己并非科举“正途”出身，所以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于是历史就这么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成了绝妙的搭档，尽管这种搭档是用权力和金钱维系起来的。
二
现如今公务员大热，每年都有无数人削尖脑袋往这个圈子里钻，认为只要当上公务员就能高枕无忧了。也难怪，几千年来大家笃信“官本位”比观音菩萨还要厉害，祖宗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不好丢啊。
当然，只要你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公务员，从你踏进官场的那一天，就不能高枕无忧。虽说官场是用来混的，但要想混好则需要高深的经济学问。比如说今天我们文章的主人公盛宣怀，他就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
盛宣怀认为，当官好比做生意，一定要有个很硬的后台，否则再大再强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次，自己不能太草包，不能让别人感觉自己没有利用价值，总结为九个字就是：手要勤、嘴要紧、心要狠。当领导对你有种“你办事，我放心”感觉的时候，说明你的投资就要有回报了。
1870年，26岁的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担任李鸿章的秘书，办事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领导不是瞎子，你做事勤勉自然能记住你，有了好处首先也会想到你。可是李鸿章手下像盛宣怀肯跑腿的人太多了，再说他从身体素质上估计也占不上便宜。好在他还有另一项本事——写文章。盛宣怀写文章有“万言立就”的功夫，这在文盲普及率极高的清朝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到的。所以说，考试不好不能否定一个人的才华；书只要用心去读，迟早会有收益的，一定要算好经济账。
同样是在这一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案，民众以为是外国育婴堂所为，就围攻了当地的法国教会，并造成数十人被杀的案件。列强以此为借口，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清廷束手无策，只好将在西北出差的李鸿章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因为熟知军务，也被带了回来，并被委任为往来天津、上海之间的军需采办。
采办军需是个肥得流油的工作，盛宣怀从中得到多少好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李鸿章把这么重要的职位委任给他，说明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少了。只要有了政治资本，那么敲开商业财富的大门，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其后，盛宣怀借助李鸿章的台阶越来越多地参与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商业和外交才能，李鸿章由此给了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在其侧。
自己有能力，又得到领导的赏识，盛宣怀万事俱备，连东风都不缺了。随后，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扶摇直上，历任多个职位，最后爬到了部长级高官（尚书），而且是执掌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盛宣怀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喜欢这种感觉。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感觉前途光明得耀眼。
盛宣怀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感到这可能是自己能力的极限了。有那么一天，新鲜劲儿已过的他突然觉得危险在慢慢向自己靠近。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这好比一个七岁孩童手里捧着一块肥肉行走在暗藏饿狼的原野，肉虽肥，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夺走，甚至会搭上自己的命。
这个时候最忌讳守财奴性格的人，盛宣怀知道，官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真正的利益，如果不把朝廷这些圈养的狗喂饱了，他们就会反扑上来，包括后台李鸿章。但是自己的那点工资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如何能填满那些饕餮之口呢？幸亏盛宣怀早早就有准备，因为自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他就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几乎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就连商海传奇人物“财神”胡雪岩都被他彻底打趴下了。
有了钱就好办事，尽管是与狼共舞，大家也能其乐融融。
所以我认为，只有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才能真正地把官做好，而能把官做好的人绝对都有一套自己的经济学问。古往今来，无人能逃离这个小圈圈。
三
凡是商人都要学会当冤大头，最忌讳的是请主管部门的官员吃饭却忘记带钱包。一般来说，像盛宣怀这种官、商两道通吃的人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自己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两头的信息不对称进行忽悠，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盛宣怀的成功告诉我们，做别人的钱包能最大程度保证自己钱包的安全。
然而，做别人钱包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钱包瘪下去。为了办到这一点，盛宣怀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比如在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钱包想不鼓都不行。可是有些人觉得吃饭有人付账虽然方便，但没有钱包在自己身上感觉踏实。比如说袁世凯。
袁世凯以前也是跟李鸿章混的，和盛宣怀不一样的是他只关心政治。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的位置，继任北洋大臣。他练新军、办洋务，反正只要是有利于扩张个人势力的事他都干。但是在干的过程中，袁世凯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钱。缺钱本来应该是向政府要，但政府早已穷得叮当响，没办法，袁世凯就只有打别人的主意了，于是他瞄上了控制铁路、电报、轮船的盛宣怀。
不得不承认，袁世凯的确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在他正不知如何刮下盛宣怀一层油的时候，盛宣怀身边发生的两件事情却为他提供了大好机会。一件是盛宣怀身边一个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突然跟他闹翻，一拍屁股投奔了袁世凯，并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个遍。另一件是1902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
就这样，盛宣怀奋斗多年的基业几乎一下子就被掏空了，手里只剩下一个“汉冶萍”了。
之所以没被完全掏空，并不是袁世凯皈依佛门，突发慈悲，而是因为张之洞还活着。我们都知道，“汉冶萍”在武汉，武汉又是张之洞的势力范围。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只要有口气在，自然就不会容忍袁世凯这个小字辈在自己的地盘上横插一脚，因此他死保盛宣怀。另外，盛宣怀见势不妙，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1907年对汉冶萍公司进行的改制制度。因为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狐狸毕竟是狐狸，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虽不像猫有九命，但自我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不过此时的盛宣怀估计也能总结出一些道理，如做别人钱包的同时注意不要过于露富。
四
现在说某位官员有多么好一般都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新闻媒体只要对某人进行一番炒作，麻子也能给你夸成小白脸。盛宣怀绝对和这些褒义词扯不上关系，他虽然很有钱，但绝对不是慈善家，甚至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尽管这样，但还是有很多人说他是位好同志。因为说他是好同志的这些人都离不开他，确切地说是离不开他的钱。
毕竟，盛宣怀是一个商人，从狭义的“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逐利者，所以他会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甚至牺牲民间商人的利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盛宣怀作为一个高层官员还不算坏得深入骨髓，在当时内焦外困的窘境下，他灵活利用手中的资源，同时也采取一些具有超前意义的做法，突破保守派的阻拦，引进了许多新生事物，使近代工业逐渐深入中国。这在当时贪污已成常态的清朝，在捞钱之余还能做点实事，盛宣怀应该算是一位好同志。
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官场和商海，当有人说你是好同志的时候说明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个就是你真的要被提拔了；另一个则是该你做出牺牲了，可是你放心，你的妻儿老小我们会替你照顾好的。前一种情况当然需要恭喜你，后一种情况是代人受过，要当冤大头，因为既然你是好同志，就一定要起到带头作用，主动地把别人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于是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个月，盛宣怀被“双规”，认为正是因为他在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方面，“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而导致四川骚乱，继而引发武昌的“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清政府宣布，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接着，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民国政府依然将盛定位为卖国贼，但却毫不掩饰地继续铁路国有化进程，继续借用外债，而其收购商股的条件远比盛的方案更为苛刻，却没有遭遇任何形式的反抗。
1911年10月27日，革职后的盛宣怀扣着“卖国贼”的屎盆子逃离了北京。不久，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的财产。与此同时，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个王朝的终结，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无论好坏。
五年后，盛宣怀撒手人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这个遗憾与钱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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