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从早晨开始，天就阴沉着，云层很低，空气显得异常潮湿闷热，一看就是要下雨的样子。可是直到过了中午，还是一个雨滴也没落下。这样的天气日本人的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于是这一天就成了高炮阵地的休息日。在操场的一角，是一个用竹席子围起来的洗澡房，房子中间放着盛满水的大木桶，张旭东和七八个士兵赤条条地围在大木桶四周，用脸盆和木瓢从里面舀水出来洗澡冲凉。

　　这一天杜治国很倒霉，正好轮到他值日，不仅洗澡冲凉这样的好事情没他的份儿，还要来来回回地挑水倒进那个大木桶里。因为有这么多人一起靠洗澡来降温，他觉得那个大木桶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当他满头大汗地把又一挑水送进洗澡房，很羡慕地看着士兵们赤裸着身体愉快地大声吵闹的时候，连长突然出现在门口，不说话地站在那里。连长的出现把士兵们吓坏了，顿时老实下来，一个个连忙光着身子立正，那样子滑稽极了。

　　连长好像并没心思多说什么，只是从他们中间找到了张旭东，叫道：张旭东。

　　张旭东连忙抓过一条毛巾围在腰上，跑到连长跟前：报告长官。

　　连长说话的语气不太像是命令：快穿上衣服，到33集团军的办事处去。

　　张旭东疑惑地看着他。连长补充了一句：这是团部的命令。

　　33集团军，那是他哥哥张旭明所在的部队，张旭东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张旭东穿衣服的时候，杜治国跟着连长出了洗澡房，凑过去问道：长官，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哥哥……连长的回答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撂下他走了。

　　杜治国知道自己猜对了，他再次追上去说：长官，让我陪他去吧！

　　连长这次站住了，点头说：开我的摩托车去吧。

　　杜治国赶忙立正说：谢谢长官！

　　当杜治国开着连长的摩托车来到洗澡房的时候，张旭东正好从里面出来。他们心里都明白，接下去将要发生什么了，两个人便很默契地同时选择了沉默。一离开高炮阵地，杜治国就把摩托车开得很快，闷热黏湿的空气扑打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让人感到说不出来的难受。

　　天还没黑，裕川绸店就已经关门打烊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生意出奇地清淡，这让张氏几乎没有什么心情去经营，每天早早地就关门歇业。店里很暗，张氏看着李素芬从厨房里端出饭菜，放在方桌子上，摆好碗筷后，便把在门外玩耍的小孙子叫回来，三个人来到桌前准备吃饭。

　　张氏拿起筷子，抱怨道：天都快黑了，也不晓得开灯？

　　李素芬笑着地回了一句：我怕灯开早了，你又要说我不晓得电费有多贵。

　　张氏瞪了儿媳妇一眼：不让你开灯你就不晓得点煤油灯啊？

　　李素芬也不生气，转身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到了桌子上。

　　飘飘忽忽的灯光，照亮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张《新华日报》，报纸上全是悼念张自忠将军的题词。毛泽东的“尽忠报国”；朱德的“取义成仁”；周恩来的“为国捐躯”；蒋介石的“大仁大义，至勇至忠，江河万古，国士之风”以及冯玉祥的“荩忱不死”等等。

　　正在这时，张旭东和杜治国出现在门口。李素芬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愣在门口不进来，便笑着招呼道：旭东，回来怎么还不进门？还有杜兄弟，快进来！一起随便吃点儿吧。

　　说着，李素芬转身进厨房去了。

　　孩子看见张旭东，连忙从凳子上跳下去，扑到他怀里，叫着：二叔，二叔！

　　张旭东尽力笑笑，把孩子抱了起来走到了屋里。张氏一直在看着他，这时候她看清楚他的脸了，并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某种不祥。后面跟着的杜治国也一声不吭。张旭东抱着孩子站到张氏面前，却说不出话来，眼眶里已经全是泪水。

　　张氏看着他，突然大声骂道：说话呀！

　　张旭东只叫了声“妈”便说不下去了，他哭着把一张焦糊残缺的照片放在了张氏面前，放在了那张满是悼念题词的《新华日报》上。那是张旭明唯一的遗物——张旭明一家三口的照片。张氏愣愣地看着那张照片，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流淌下来。李素芬拿了两副碗筷从厨房出来，看见张氏在流泪，随即便看到了那张照片，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惊恐和悲凉。

　　李素芬把手里的碗筷慢慢放在桌子上，甚至还强作笑脸地对张旭东和杜治国说了一句：吃饭吧。

　　所有人都很诧异地看着她。

　　李素芬谁也不看，缓缓地把那张残缺的照片拿起来，很认真地看着。其实那张照片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半了，一家人的影像都已经残缺不全。

　　张旭东哭着叫了一声：嫂子！

　　李素芬还是没有反应，拿着照片，从张旭东手里接过孩子紧紧地搂着，转身朝楼上走去。孩子太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已经吓傻了。

　　张氏的目光始终定在桌子上，照片没有了，她便一动不动地看着面前的报纸。终于她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当兵打仗要死人。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就是看运气。张将军都能战死疆场，他张旭明又有什么不能的？抗日救国，死得值！

　　这时候，楼上终于传来李素芬悲戚的哭声。

　　这天晚上，夏新立应邀来到了郑先博的家里。白天在记者俱乐部，郑娟悄悄告诉他，郑先博想请他晚上到家里一聚，有事情需要跟他谈。夏新立当时真有点儿吃惊。毕竟，在那次为欢迎宋庆龄姐妹举行的酒会上和郑先博进行了交谈以后，郑先博就再也没有消息，也没有和他再见过面。夏新立已经无法肯定，郑先博到底会不会给自己提供帮助，虽然他对郑先博没有本质上的怀疑。

　　夏新立进门后，郑先博直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里。书房很小，布置得很简洁，除了一个装满书籍的大书柜和小写字台，一盏放在角落里的落地灯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两人寒暄几句，便坐到两个放在转角处的藤椅上。何雪竹为他们端进来两杯茶，什么也没说，只是对夏新立微微一笑，便拉上门退出去了。

　　郑先博示意他喝茶，说：我这里不太好找。

　　夏新立笑了：只要是郑先生发出邀请，再不好找我也能找来的。

　　郑先博有解释的意思：我是觉得在外面很不方便。

　　夏新立会意地点点头。随后，郑先博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是这样，你上次关心的事情，我得到了一些消息。

　　夏新立当然知道这指的是什么，立即表示了感谢：谢谢你了。

　　郑先博一笑：这倒不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态度从来是明确的，任何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都反对。起码是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反对。

　　夏新立点点头：我知道郑先生的为人，所以那天才提出了这样一个很过分的请求。

　　郑先博说：蒋委员长确实在和日本人接触，而且是绝密的，所以完全绕开了外交部。

　　夏新立问：那他依靠谁呢？军方的人？

　　郑先博摇摇头：这个人比较神秘，只知道有人称呼他老曾，应该是戴笠手下的人。

　　这让夏新立感到很意外：军统？

　　郑先博：大概是这样。另外两个参与谈判的人好像只是陪衬，一个是以前的驻德国大使章友三，一个是原来重庆行营参谋处的副处长陈超龄。

　　夏新立：这是不是意味着蒋委员长这次是真的要跟日本人求和了？

　　郑先博：很难说。据我所知，和日本人的接触是从去年底开始的，今年三月似乎加快了进度，这应该和汪伪政府成立有关，委员长是想赶在这之前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过三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谈判的频率又减缓了。

　　夏新立：这很有意思。最近呢？

　　郑先博有些歉意地：说不清楚。也许我提供的情况有些过时了。

　　夏新立连忙摆摆手：不不，这很有价值。不过，我觉得如果谈判真的一度停顿的话，那么最近恐怕会再次恢复。

　　郑先博问：何以见得？

　　夏新立说：从国内战场看，枣宜会战我们失利了，宜昌落入日军之手，重庆的东大门已经洞开。其他正面战场我们也没能占到什么便宜。欧洲那边，德国人进攻比利时之后，又几乎横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挪威已经被占领，希特勒的军队在整个西欧已经成席卷之势，法国危在旦夕，英国的沦陷恐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一旦英法被德国入侵，美国人也就更无暇顾及中国了。这一切，毫无疑问会对蒋委员长形成极大的压力，他身边的那些亲日势力必然蠢蠢欲动。这样的形势下，不管他是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想真和谈也好；还是为了抵消内部亲日势力的压力，做做表面文章假和谈也好；或者是继续坚持“以拖待变”的方略也好，他肯定都要谈一谈的。

　　郑先博表示赞同：夏先生的看法非常精辟。

　　夏新立接着说：我倒是希望委员长与日本人的和谈仍然是所谓“以拖待变”策略的一部分，而非真的屈膝求和。

　　郑先博说：是啊，毕竟张自忠将军血洒战场，尸骨未寒啊。如果真的委曲求和，所有的中国人都难以接受。

　　夏新立站起来：谢谢郑先生。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消息，希望郑先生还能及时通报一声。

　　郑先博点点头：我明白。

　　夏新立：不过，以后我最好还是不要再到府上来了。我毕竟是《新华日报》的人，怕给郑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郑先博无所谓地：我有什么好怕的！

　　夏新立摇摇头：没有必要。我们可以约别的地方见面，我来安排。你是政府的外交官员啊！

　　郑先博接受了这个建议，送夏新立出了大门。

　　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远郊的北碚，这里集中了从沦陷区迁移来的好几所大学。几枚炸弹落在了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和几名学生遇难。这立即在重庆的知识界和各个高校激起了强烈的愤慨。第二天，全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在复旦大学从事学生运动的孙翔英带着上百名学生也从北碚来到市中心一带，举着标语和小旗，沿路高喊口号，向路人散发传单。街上，各个学校的游行队伍不断汇合在一起，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声势浩大。

　　学生游行，国民党特务就绝不会清闲。大批的便衣混在游行队伍和看热闹的人群中，出没在大街小巷，监视着学生们的行动。那个曾经在孙翔英刚到达重庆时就跟踪过她的小特务，这时也站在大街边上。他从一个报童那儿买了张报纸，站在路边装模作样地看着，眼睛却很职业地不时越过报纸的边缘，注视着从面前经过的人群。他意外地从学生们中间发现了孙翔英的身影，顿时高兴起来，便随手把报纸一扔，悄悄跟了上去。

　　郑明和郑琪从前面的一家商店里走出来，正好碰上游行队伍从这里经过。虽然人潮涌动，孙翔英在那些学生们中间仍然显然很突出，郑琪那种文艺界人士的时髦装束同样也很显眼。于是，孙翔英和郑明、郑琪远远地就注意到了对方。不过，郑明和孙翔英的目光也仅仅是闪电般地碰撞了一下，就各自分开。

　　郑琪注意到哥哥看那个漂亮女人的眼神，问道：那个女的你认识？

　　郑明摇摇头，却又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孙翔英也在这时候回头了，不过她并没有看郑明，而是发现了远远跟在后面的小特务。孙翔英的眼神在一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郑明从孙翔英的眼睛里觉察到异样，疑惑地循着她的目光看去，意外地看见了盯梢的小特务。郑明立即明白，那个小特务的跟踪目标是孙翔英。几乎不假思索，他就停下了脚步，低声对郑琪说：你别跟着我了。

　　郑琪还没明白过来，郑明就已经离开了妹妹，直接对着那个小特务走过去。小特务也发现了正在迎面走过来的郑明，不过要回避是已经来不及了。

　　小特务：头儿，你这是……郑明恶狠狠地看着小特务，小特务越过郑明肩头，看到孙翔英快要消失在走远的游行队伍中，便想绕过郑明。郑明却挡在他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口将他拖到街边，顶在了墙上，低声说：我总算碰上你了！

　　小特务惊慌地挣扎着：头儿，别误会，别误会！

　　郑明掐住了他的脖子：你他妈的竟敢去告我的黑状，老子打死你！

　　说着他狠狠地给了小特务一个耳光。街上的行人被他们吸引过来，围住了他们。小特务仍在张望着企图寻找孙翔英的踪影，不过他什么也看不见了。郑琪站在人群中，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会如此粗暴，但又不敢问。游行队伍里的孙翔英也远远地看见了这边发生的事情，趁机消失在学生们中间。

　　这天上午，周恩来应邀来到黄山别墅与蒋介石会晤。会晤结束以后，蒋介石送周恩来从别墅里出来，沿着林间的石板小路缓缓朝山下走去。

　　走了一阵，周恩来主动停下来，说：请委员长留步了。

　　蒋介石便站下来：周先生，今天我们谈得很好嘛，我对贵党的立场和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周恩来说：委员长请放心，中共一定是诚意抗战的，并且仍会拥护委员长的抗日政府，共同打击和孤立汪伪政权。

　　蒋介石频频点头道：这很好。

　　周恩来看着他：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贵党内部仍然有人在散布言论，说中共要借目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趁机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

　　蒋介石讪讪地一笑：不过你们的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啊，有人表示担心，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恩来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正色地说：我们大力发展的是敌后根据地，是为了打击日本人。而故意造谣的人，却是想制造分裂，准备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并且暗中与日本人勾结，甚至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全民族的利益。

　　听见这话，蒋介石的脸色也有些变化，他把目光移向了远处，问：周先生此话是有所指的？

　　周恩来并不正面回答：我可以把我们的立场表达得更明确一些。中共抗战到底的决心是绝不会改变，这也就意味着谁坚持抗战我们就与他合作，拥护他。谁要是企图走汪精卫的道路，都是不得人心的，不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会反对他，唾弃他。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

　　蒋介石敷衍起来：中共对此不必有什么担心。就像刚才你讲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传言都很多，但是都不准确。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没有变化，联合抗战的路线也没有变化。

　　周恩来笑着说了句“那就好”，然后告别蒋介石，径自下山去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夏新立来到了周公馆里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桌前的周恩来，面前堆放着许多文件，一盏台灯亮着。周恩来仰靠在椅子上，听着夏新立汇报他从郑先博那儿得到的有关“桐工作”的情报。郑先博提供的情况，与南方局最近得到消息相吻合，都明确无误地证实了“桐工作”的存在，证明了蒋介石采取投降策略的可能性。

　　夏新立说完，看着坐在对面的周恩来，问：周副主席今天和老蒋谈得怎么样？

　　周恩来笑笑：谈得还算友好。不过，虽然蒋介石明确表示了要和我们共同抗战到底的态度，我们并不能抱过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就像他反复表明坚决放弃反共、剿共的立场，却放任手下的军队不断与我们搞摩擦一样。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夏新立说：周副主席，虽然蒋介石最近一两个月与日本人没有进行秘密接触，但是这条渠道仍然保持着，这非常令人担心。

　　周恩来点点头说：我还是那句话，消灭共产党，这是蒋介石骨子里的一种念头，挥之不去。只不过现在他顾不过来而已。如果能和日本人达成某种协议，既结束战争，又联合反共，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情。关键看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是不是他可以接受了。如果日本人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和军事、经济要求太过分，蒋介石恐怕也不会接受，他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

　　夏新立：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时断时续，大概也表明了蒋介石一直在权衡利弊？

　　周恩来笑了：是啊，利弊之间，蒋委员长实在难以决断啊。

　　说着，周恩来离开办公桌，在房间里缓慢踱步，对目前的局势作了一个基本判断：起码在目前，蒋介石和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张自忠阵亡多少激起了很多有良心的国民党将领的斗志，抗战到底的呼声更加强烈，蒋介石是不能不有所顾及的。而且世界形势也在发生大的变化，就在几天以前，德国军队已经攻占巴黎，英法盟军被迫退到了英伦岛屿。实际上德、日等法西斯国家已经对全世界构成了空前的威胁，美国人恐怕无法再隔岸观火了，他们迟早一定会介入。问题在于美国人必须要在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美国人选择了亚洲战场，中日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因此，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急于跟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的。

　　听完周恩来的分析，夏新立问道：你认为美国首先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大吗？

　　周恩来摇摇头：不会太大。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美国选择首先解决欧洲事务，那么蒋介石就会受到巨大打击，因为等于宣告了他“以拖待变”策略的失败。日本人也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进一步诱降。这种时候，蒋介石与日本人暗中媾和的危险就会增加。

　　周恩来走到了夏新立面前停住了：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所谓“桐工作”的动向，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掌握主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正面阻止他与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

　　夏新立从周恩来说话的眼神里，既感到了周恩来反对投降的坚定意志，也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沉重分量。

　　由于法国的沦陷，在经历了非常侥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法军队已经完全放弃了欧洲大陆，退守英伦三岛。纳粹德国现在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横行整个欧洲。面对这场注定到来的噩梦，英国政府无暇再顾及远东，虽然他们在这里拥有众多的殖民地和既得利益。和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英国的传媒也开始把目光回收到自己的鼻子跟前。罗伯特和顾宏源已经接到《泰晤士报》的指令，要他们尽快返回英国。这天晚上，郑娟和一群记者来到记者俱乐部聚会，算是为顾宏源和罗伯特送行。大家议论纷纷，对欧洲战场的局势无一例外地感到悲观。

　　夏新立匆匆赶来，他接过别人递来的一杯咖啡，大大地喝了一口，对罗伯特说：战争终于打到英国了。

　　罗伯特无奈地笑笑：所以老板命令我们回去，中国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次要的。

　　郑娟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你们英国人从来也没把中国的抗战当成主要的。

　　罗伯特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便夸张地做了个投降的动作：你说话总是这么厉害。

　　顾宏源站出来解围说：过去的话题可以不说了，连张伯伦都被迫下台了。

　　夏新立却想借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这是绥靖政策必然的结局。到了今天英国人还剩下什么呢？朋友被他们出卖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也被纳粹德国占领了。我注意到了丘吉尔首相上任后的第一次演说，他说，“我能奉献给国民的没有其他，只有流血操劳，眼泪和汗水”。

　　残酷的现实让罗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夏新立的观点，他点了点头说：是的。《慕尼黑协议》已经成了英国的耻辱，我想这在英国国民当中已经是一种共识。而且，我也渐渐开始认同你们的观点，英、美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事采取的旁观政策，同样是绥靖主义的，也许会犯下与《慕尼黑协议》相同的错误，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我个人也应该为过去的一些观点向各位表示歉意。

　　一个记者笑着说：马修斯先生，这倒没有必要。起码到了今天，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

　　夏新立：我希望丘吉尔首相有勇气和德国人决一死战。

　　罗伯特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说：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英国人绝不会投降！

　　郑娟：但愿如此。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否则真的就全军覆灭了。不过，和中国军队一样，撤退并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何况英伦三岛毕竟只是三个岛屿。说实话，我很为你们的安全担心。

　　虽然这些话郑娟是看着罗伯特说的，她的目光却不经意地从顾宏源脸上掠过。

　　顾宏源宽慰地，其实也是在告诉郑娟：放心吧。应该没有问题。这里同样也充满危险，我们不是都还很好吗？这个世界上现在几乎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我到了英国也同样会为你们担心的。

　　郑娟和顾宏源的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本质的变化，这一点他们各自心中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分别的时候。只是他们之间还有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在香港疗伤的江庆东。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很久，直到记者俱乐部关门。分手以后，顾宏源主动提出要送郑娟回家，她当然不会拒绝。深夜的街道上寂静昏暗，几乎没有行人。郑娟挽起顾宏源的胳膊，两个人慢慢地默默走着。

　　顾宏源看看她，微笑着问：你怎么不说话了？

　　郑娟问：你还会回来吗？

　　顾宏源对此没有把握：应该会吧。而且我也会尽量找机会回来。除非真的出现什么意外……郑娟用目光阻止了他再说下去。顾宏源一笑：不用担心。英国和这儿一样，安全不安全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郑娟又问：去和你儿子告别了吗？

　　顾宏源点点头：去过了。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直到他们站在了郑娟家门外。郑娟拿出钥匙开了门，有些犹豫地问：进去坐坐好吗？

　　顾宏源跟着她，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家里。进去以后，顾宏源还是感到有些拘谨，便四下打量着。客厅并不大，布置得井井有条，也非常洁净。墙上挂着一些私人照片，一张江庆东穿着军装和郑娟的合影挂在很显眼的位置上。郑娟注意到顾宏源的目光在看那张照片，从柜子里拿出了酒和酒杯，对他说：喝杯酒吧，为你送行。

　　顾宏源没有反对，在郑娟的对面坐下来。

　　郑娟看见顾宏源不说话的样子，有些不安地：也许，我不应该请你进来？

　　顾宏源掩饰地一笑：怎么会这样想。很好的。说着他主动将酒倒进两个杯子里，然后举起了杯子：谢谢你！

　　郑娟的眼睛里终于充满了忧郁：是我要谢谢你。是你一直在帮助我，不然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真不希望你走。

　　顾宏源还是微笑，又看一眼墙上的照片，问：他最近恢复得好吗？

　　郑娟知道他在问谁，点点头说：很快就要回来了。

　　顾宏源很真诚地再次举起酒杯，和郑娟碰了一下，说：那太好了，我为你们高兴！

　　郑娟看着他，眼睛里有些湿润，语气幽幽地说：你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害怕离开你了吗？

　　顾宏源正视着她，苦笑着轻轻摇头：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又能不能活下来？说不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老态龙钟了？天知道。

　　郑娟有些感动地坐到了他的身边，轻轻地搂住了他，说：别把自己说得那么老。

　　顾宏源的反应介乎于平静和略微惊讶之间，似乎既不觉得意外，又有些不敢相信真会走到这一步，他轻轻拍了拍郑娟放在他胸前的手。郑娟虽然在等待他的更多回应，但却平静自然。两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僵持。

　　过了一阵，顾宏源终于说话了，这之前是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我不知道离开这里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特别地想你、挂念你，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再次回到这里，为了见到你。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你要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所以你永远都不欠我什么，明白吗？

　　郑娟看着他，还是那样平静，说：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

　　顾宏源点了点头。

　　同样是在这个深夜，蒋介石把老曾、戴笠叫到了黄山别墅二楼的办公室里密谈，话题还是“桐工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戴笠在这里已经是个连话都插不上的人了。

　　一见面，蒋介石就把手里的一份《中日预备会谈备忘录》重重地摔在了茶几上，他斜着眼睛看看老曾，口气相当严厉地说：几个月谈下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老曾不敢说话。

　　蒋介石敲打着那份“备忘录”：这第一条还是要我们必须承认满洲国？你，还有陈超龄他们，有什么用？我不是具体讲过这个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按我的训示去办？

　　老曾明白，蒋介石的确作过明确指示，要求他向日方表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吃这一套，这就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事情了。他连忙解释说：委座，我牢牢记住了你的训示。但是日本人很精明，首先不同意“满洲问题”的表述，要求必须用“满洲国”；“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也不行，起码要表述为“原则上同意承认”。

　　蒋介石听完气愤起来：日本人真是蛮不讲理。我的要求还不清楚吗？将局面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不就是默认了他们对东三省的占领？他们还想怎么样！然后，他又翻开那份“备忘录”：再看看这些，还是要我和汪精卫合作，还是要在中国驻军！日本人要是不撤军，跟他们和谈还有什么用？！简直是荒唐！

　　老曾：是的，委座。日本人可以说是不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只是一味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这谈判我们恐怕占不了丝毫便宜。

　　蒋介石停顿了一会儿，语气也缓和了些：整个战局我们处于劣势，当然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便宜。可是我们的让步不会是无止境的。要是我们在这个什么“备忘录”上签字，是无法向共产党，向东北军、西北军的将士们交代和解释的，对全体国民也是无法交代的。中国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了？！

　　老曾看看戴笠。戴笠也不敢说话。

　　蒋介石再次将“备忘录”扔在茶几上，拿定了主意：我看这个谈判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曾显然没想到蒋介石断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说：委座，我的意见，这个“备忘录”我们可以不接受、不签字，但是，谈判既然已经在进行，而且又不为外人所知，还是不要断然中止的好。

　　蒋介石看着他，让他说下去的意思。

　　老曾：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具体条款上和他们纠缠下去，先拖着，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这样也许更稳妥一些？

　　蒋介石想了想：那好。就拖一拖再说吧。你也不要着急回香港了，让日本人等着去。

　　戴笠和老曾起身要走了，蒋介石叫住了他们，眼睛看也不看地指指那份“备忘录”说：把它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