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必将对国内文化“生态”产生某种影响。因此，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越来越直接、激烈，这在音乐领域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1973年9月12日晚，周恩来、江青等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 手》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当时被指是*集团成员，因此江青当场大怒，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检讨。第二天，中国舞剧 团领导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就此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 愤”，“这是为*一伙翻案的行为”。
10月，为中央乐团赴日演出事宜，双方又发生直接冲突。中央乐团应日本民间对华友好社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原定于11月赴日演出，以展示 “*”成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民间团体，故提出只能接待80人左右的乐队和独唱演员，周恩来表示尊重日方要求。但江青等人则提出，如果只去乐队，便 只能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一些独唱节目，而无法上演有合唱的交响乐《沙家浜》和《毛主席诗词五首》，因此坚持要带上合唱队，人数起码要去130人以 上。由于日方表示接待有困难，中央乐团访日只能延期。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他在有关材料上这样批示江青、姚文元等：“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以后当引 以为戒”，表示我有关方面已向日方道歉，强调乐团访日规模大小、时间长短都应适合日方的要求，两国团体友好往来和外交不同，要照顾一点。“他们认为去的乐 队只能是小型的，我们非大型不可，这不是强加于人吗？”“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还是在10月，“对外友协”准备邀请两位土耳其音乐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钢琴家——月底来华访问，作为土耳其国庆五十周年两国文化交流的一 部分。对外友协在其委托李德伦审查演奏曲目的上报材料中说：“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 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这份报告经外交部亚洲司和国务院 文化组几位负责人会签后上报中央，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及在京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圈阅，表示同 意。
但是，姚文元同时在材料上还写了一个“注”：“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是表现某种情绪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一下。”江青对姚 文元此“注”又有一段批示：“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像哭，有的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没有什 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后来又加批：“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通，例如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罗马的松树》。李德伦同志应为中央提供正确的 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张春桥马上加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应向中央作正确介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群众作正确介绍。”10月 25日，李德伦在巨大压力下给江青写检讨信，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这样，对外友协不能不再向中央打补充请求报告，经外交部正、副部长阅后，再由 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会签重报中央。10月29日，周恩来批示，现在两位音乐家已赶不上土耳其国庆期间来华，“十一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方商谈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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