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 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靡之音在我们电台广播。文化组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 重对待。”由于江青坚决反对，此事只能作罢。不过，周恩来仍以婉转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10月2日，他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接见抗战时期即与他 们认识的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Haddens）时明确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样板戏能够拿到外国去，必须允许外国文艺团体如交响乐团及民间歌舞团来华演 出。（《交响人生》）
不久，为欢迎西德外长希尔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要李德伦准备演奏贝多芬交响曲，李提出演奏贝多芬的《命运》，得到周恩来认可。 但希尔来华时，“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以时间紧张保证不了演出质量为由，指示停止演出。基辛格来华时，李德伦与江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时，《命运》因被 于会泳认为是宣扬“宿命论”而被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仑”之名否决。最终，获准通过的是于会泳提出的《田园》，说是歌颂大自 然。李德伦暗自忖思，如果按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终于，在基辛格访华时，中央乐团为他演奏了《田园》，虽然是专为他开的内部音 乐会，而且由于十年未演奏过外国作品，因此演出质量很低，但这毕竟是十年来第一次演奏外国作品。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这种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来再次专 门要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李德伦谈到《英雄》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 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后，周恩来还要李德伦写了一个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 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传》）
1973年3月到9月，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这在闭关多年的“*”中的确是 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邀请他们来华演出，但中方规定来华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决定，实际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这些乐团对中国情况略有所知，所以 节目中都有诸如《黄河》、《红色娘子军》、《工农进行曲》等中国的“革命”曲目。费城交响乐团报来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命运》，中方未表反对，但飞机 快着陆时，中方突然要求一定改奏《田园》，只因江青又表示《命运》歌颂“宿命论”。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Nicholas Platt)知道这是江青的决定，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要让费城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已经七十多岁的奥曼迪(Eugene Ormandy)临时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演出可能将无限期推迟，对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文化交流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 负面影响极大。卜励德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个向奥曼迪解释必须演奏《田园》的原因。飞机着陆后，他立即对奥曼迪说，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田园》中 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 须演奏此曲。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荣筱箐：《“田园”对话“黄河”——费城交响乐团 跨越35年的访华之旅》，《南方周末》2008年6月4日）奥曼迪终于同意改奏《田园》，但费城乐团并没有带《田园》的乐谱，李德伦只得把中央乐团的乐谱 借给他们使用。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都会在自己的乐谱上作不少记号，奥曼迪用李德伦的乐谱指挥，也是勉为其难。这些乐团的演出虽然作了公开报 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演”，因为并不公开售票，而是内部分配给一些单位。在那个年代，得票者必须“政治上可靠”。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场 时，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的《罗马的松树》中表现罗马军团进军的声响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满地说：“这哪儿是松树，松树有这样的吗？”“松涛也没有这样响的 呀？！”（罗筠筠：《李德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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