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Foreign Relations，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y）……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广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三起三落，实未能一蹴而几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porfirio Diza）为例。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老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它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孙中山死后的汪、蒋；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雪夫；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凡是派；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Oliver well，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做“监国”（Protor）。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却没个接班人。克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监国因而想向蒋老总统或金日成大统领学习，来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Richard well，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做继任小总统，谁知力次尔做不了蒋经国，大英共和国也不是台湾，小克阿斗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伟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Ⅱ，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像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著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abstract），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㈠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㈡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㈢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画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地（naively）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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