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3年5月，我刚满二十一岁时在科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所给予的巨大影响）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毕生事业的重大选择，比起选择专业和职业来说要重要得多。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开始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海滨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从而对我这个比他晚入党四十年的青年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教育。他说：“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回忆自己是二十二岁入党的，在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所以他的体会是：“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我们兄妹都理解这是他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终身从事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代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诲。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对我终于完成了工科学业并开始进入工作岗位报效国家，父亲表示很满意，他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的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九百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一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六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之具有合理性也才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父亲把强烈的期盼寄托在后代的奋斗之中，使我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所以那时我确实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国防科学技术战线的工作之中，要努力地去干一番成功的事业。
谁能料到历史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曲折。1966年爆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政治出了大毛病，不仅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完全打乱，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争取政治方面的“真正进步”也成了迫切的问题。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领导人，他确实不明白有什么必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后来“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的场面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在严重关头，他公开对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提出质疑，却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严厉批判，在政治上完全“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这时候他想必会对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进行沉痛而深刻的思考。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把在上层进行党内斗争的情况向我们披露，但有三次与我的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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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1963年5月，我刚满二十一岁时在科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所给予的巨大影响）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毕生事业的重大选择，比起选择专业和职业来说要重要得多。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开始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海滨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从而对我这个比他晚入党四十年的青年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教育。他说：“能得到组织批准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回忆自己是二十二岁入党的，在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所以他的体会是：“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我们兄妹都理解这是他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终身从事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代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诲。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对我终于完成了工科学业并开始进入工作岗位报效国家，父亲表示很满意，他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的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九百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一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六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之具有合理性也才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父亲把强烈的期盼寄托在后代的奋斗之中，使我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所以那时我确实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国防科学技术战线的工作之中，要努力地去干一番成功的事业。
谁能料到历史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曲折。1966年爆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政治出了大毛病，不仅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完全打乱，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争取政治方面的“真正进步”也成了迫切的问题。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领导人，他确实不明白有什么必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后来“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的场面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在严重关头，他公开对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提出质疑，却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严厉批判，在政治上完全“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这时候他想必会对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进行沉痛而深刻的思考。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把在上层进行党内斗争的情况向我们披露，但有三次与我的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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