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志远
说起我的父亲耿飚，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大风大火，丰富多彩，有高潮有低谷，但在我们面前却总是那样波澜不惊。没有墓志铭、没有功劳簿，父亲的耿直坚毅、能文能武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五六岁我就成了“留守孩子”
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总理从战场上召回10位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本打算任命父亲为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当时我国未能恢复席位，父亲便改任驻瑞典大使并兼任驻芬兰和丹麦公使，成为第一位中国驻西方的“军人大使”。
父母出国时，我才五六岁。记忆中，从小父亲就顾不上管我们多少事，他在外交部任职二十多年里，有一大半时间在外国当大使。犹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外交部就把我们这些来自大使家庭的“留守孩子”召集到首都体育馆开会，教我们更好地自理、自立，让远在国外的父母放心。
当时外交部有个政策，未成年子女可以出国探亲一次，我有幸在瑞典大使馆跟父母共度一段短暂时光，但由于年纪小并未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父亲当大使的许多传奇故事都是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深感一份自豪。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社会各界、各国驻瑞使节通过父亲了解了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大使先生，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
父亲回答：“不算地方部队，也就十几万人吧。”
对方感叹：“上帝啊，那比我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贵宾们纷纷过来碰杯，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父亲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1969年，父亲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然而父亲在当地却看到这样的现状：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父亲还亲眼看到：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父亲大胆提出了调整援阿方略的建议。当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最终，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
耿直、坚毅只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小时候，父亲随家人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十三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祖父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身体佝偻，父亲却身体健壮、身高腿长，上楼梯一次能跳四五级。
有关父亲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个团阻击敌人十五个团的故事我们无缘亲眼见证，但提到父亲“文武双全”，仅从他身后留下的遗物中就可见一斑。一台老式相机，是1931年在福建漳州打仗时缴获的，当时一共缴获三台，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找了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送了两台给师傅，自己留了一个最简单的。从红军时期开始，父亲便开始摄影，记录长征，后来他把相机和日记给了斯诺，解放后还惦记着要找回来，可惜没找到。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有的照片还是父亲的作品。在长征途中，父亲居然还坚持写日记，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外人很难想象，父亲小时候就读过一两年私塾，哪来这般文化水平？父亲告诉我们，他都是自学的，在长征路上把前面人的背包当成书架，看了一本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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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说起我的父亲耿飚，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大风大火，丰富多彩，有高潮有低谷，但在我们面前却总是那样波澜不惊。没有墓志铭、没有功劳簿，父亲的耿直坚毅、能文能武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五六岁我就成了“留守孩子”
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总理从战场上召回10位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本打算任命父亲为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当时我国未能恢复席位，父亲便改任驻瑞典大使并兼任驻芬兰和丹麦公使，成为第一位中国驻西方的“军人大使”。
父母出国时，我才五六岁。记忆中，从小父亲就顾不上管我们多少事，他在外交部任职二十多年里，有一大半时间在外国当大使。犹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外交部就把我们这些来自大使家庭的“留守孩子”召集到首都体育馆开会，教我们更好地自理、自立，让远在国外的父母放心。
当时外交部有个政策，未成年子女可以出国探亲一次，我有幸在瑞典大使馆跟父母共度一段短暂时光，但由于年纪小并未留下很深刻的记忆，父亲当大使的许多传奇故事都是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深感一份自豪。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社会各界、各国驻瑞使节通过父亲了解了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大使先生，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
父亲回答：“不算地方部队，也就十几万人吧。”
对方感叹：“上帝啊，那比我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贵宾们纷纷过来碰杯，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父亲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1969年，父亲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然而父亲在当地却看到这样的现状：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父亲还亲眼看到：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父亲大胆提出了调整援阿方略的建议。当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最终，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
耿直、坚毅只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小时候，父亲随家人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十三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祖父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身体佝偻，父亲却身体健壮、身高腿长，上楼梯一次能跳四五级。
有关父亲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个团阻击敌人十五个团的故事我们无缘亲眼见证，但提到父亲“文武双全”，仅从他身后留下的遗物中就可见一斑。一台老式相机，是1931年在福建漳州打仗时缴获的，当时一共缴获三台，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找了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送了两台给师傅，自己留了一个最简单的。从红军时期开始，父亲便开始摄影，记录长征，后来他把相机和日记给了斯诺，解放后还惦记着要找回来，可惜没找到。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有的照片还是父亲的作品。在长征途中，父亲居然还坚持写日记，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外人很难想象，父亲小时候就读过一两年私塾，哪来这般文化水平？父亲告诉我们，他都是自学的，在长征路上把前面人的背包当成书架，看了一本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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