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红军东征漳州，父亲学会了开车，后来，他曾开着卡车把聂荣臻等接到张家口，还曾把一辆故障车用前加力从河北开到天津。在瑞典时，斯德哥尔摩警方对父亲进行驾驶证考核，称赞他为“自己开车的大使”。到了晚年，父亲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荒废”，凭着一辆电动轮椅车，曾多次受腿伤的他在家行动自如，笑称自己是“老年飙车族”，为了他“飙车”更方便，家里的门槛都锯掉了。
父亲的爱好相当广泛，常常能捣鼓出些“名堂”：他曾给很多人修过表，各种古董钟表都能修好；喜欢刻章，刻得有模有样；喜欢下棋，把身边工作人员都教会了，父子俩“切磋”的机会在他退休后也多了起来；他还会用万用表，让家里的孙辈们很是崇拜……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想要个电脑，我就帮他弄了一个，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也能熟练上阵了。
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也很念旧，一张泛黄的党证一直随身珍藏。那是1932年党组织发给他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革命风雨的洗礼，仍然保存得完整无缺，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见证着父亲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难忘“文革”时期“儿蹬车”
“文革”初期，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我们全家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和黄镇一家住到了一起。那是2层楼的3间房间，全家连老带小###口人住不下，父亲只好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
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也是我和父亲接触较多的日子。因为一向公务繁忙的他突然闲了下来，有点不适应，每天我都会把外面的各种消息带回来和他一起沟通、探讨，也正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我更加了解了父亲。
当时，造反派找不出父亲任何历史问题，便希望他“亮相”反对陈毅，还专门派人来做父亲工作。但父亲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非但明确表示“不会做这种事”，还和黄镇一起牵头，带领23位大使联合署名写大字报，坚决保卫党的外交路线。为此，父亲和黄镇被造反派定为“耿黄反党集团”，但他还是“不知悔改”。最难忘的是，那时候父亲和外交部一些老干部经常坐着各自儿子的自行车搞“串联”，每次都是我骑车带着父亲，一时间“儿蹬车”也成了外交部的新名词。
后来，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父亲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上为她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点名让中联部的造反派上台发言，突然发动对父亲的攻击。部内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江青又以“赠书”为名，向父亲施加压力。但是父亲并不屈服，指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向周总理表示可否辞职。总理送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坚定了父亲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父亲在医院陪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总理推心置腹地跟父亲说：“那次‘一?二五’大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是江青递了条子。”父亲连忙宽慰总理，还笑言“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原来，过去中联部的客人来了，往往由“四人帮”会见、父亲陪见，别人包括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以为父亲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有的甚至不理睬父亲了。那次大会后，大家明白了真相，反而跟父亲更亲近了。总理听了父亲的一番“理论”哈哈大笑，护士都说总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父亲最广为人知的“壮举”可能要数1976年10月6日晚上的“临危受命”了。当晚9时左右，父亲被急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那天晚上，当妈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时，我心里很激动。虽然明知冒着极大风险，但父亲一定也觉得很值得。
接管广播事业局后，父亲一个多星期后才回家，连日来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局里，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期间父亲只匆匆写了张便条给母亲：“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议整夜欢腾……”
家人沾不上父亲的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父亲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又开始顾不上我们了，我们也丝毫沾不上父亲的光。他要求我们服从国家分配，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必须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在我工作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父亲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当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在光电所工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亲提出调动的要求。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很纳闷，我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父亲的回答是耐心的却又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
不久，我靠同学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说“他靠其父的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他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员对此进行调查。最终事实证明，在我工作调动上，父亲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
耿志远简历
耿飚之子。1946年生于张家口。
1959—1962年北京育才学校
1962—1965年北京八中
1965—1970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转业后到北京光电所工作，后调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辞职下海从事商业活动。现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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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父亲的爱好相当广泛，常常能捣鼓出些“名堂”：他曾给很多人修过表，各种古董钟表都能修好；喜欢刻章，刻得有模有样；喜欢下棋，把身边工作人员都教会了，父子俩“切磋”的机会在他退休后也多了起来；他还会用万用表，让家里的孙辈们很是崇拜……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想要个电脑，我就帮他弄了一个，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也能熟练上阵了。
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也很念旧，一张泛黄的党证一直随身珍藏。那是1932年党组织发给他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革命风雨的洗礼，仍然保存得完整无缺，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见证着父亲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难忘“文革”时期“儿蹬车”
“文革”初期，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我们全家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和黄镇一家住到了一起。那是2层楼的3间房间，全家连老带小###口人住不下，父亲只好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
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也是我和父亲接触较多的日子。因为一向公务繁忙的他突然闲了下来，有点不适应，每天我都会把外面的各种消息带回来和他一起沟通、探讨，也正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我更加了解了父亲。
当时，造反派找不出父亲任何历史问题，便希望他“亮相”反对陈毅，还专门派人来做父亲工作。但父亲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非但明确表示“不会做这种事”，还和黄镇一起牵头，带领23位大使联合署名写大字报，坚决保卫党的外交路线。为此，父亲和黄镇被造反派定为“耿黄反党集团”，但他还是“不知悔改”。最难忘的是，那时候父亲和外交部一些老干部经常坐着各自儿子的自行车搞“串联”，每次都是我骑车带着父亲，一时间“儿蹬车”也成了外交部的新名词。
后来，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父亲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上为她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点名让中联部的造反派上台发言，突然发动对父亲的攻击。部内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江青又以“赠书”为名，向父亲施加压力。但是父亲并不屈服，指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向周总理表示可否辞职。总理送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坚定了父亲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父亲在医院陪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总理推心置腹地跟父亲说：“那次‘一?二五’大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是江青递了条子。”父亲连忙宽慰总理，还笑言“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原来，过去中联部的客人来了，往往由“四人帮”会见、父亲陪见，别人包括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以为父亲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有的甚至不理睬父亲了。那次大会后，大家明白了真相，反而跟父亲更亲近了。总理听了父亲的一番“理论”哈哈大笑，护士都说总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父亲最广为人知的“壮举”可能要数1976年10月6日晚上的“临危受命”了。当晚9时左右，父亲被急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那天晚上，当妈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时，我心里很激动。虽然明知冒着极大风险，但父亲一定也觉得很值得。
接管广播事业局后，父亲一个多星期后才回家，连日来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局里，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期间父亲只匆匆写了张便条给母亲：“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议整夜欢腾……”
家人沾不上父亲的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父亲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又开始顾不上我们了，我们也丝毫沾不上父亲的光。他要求我们服从国家分配，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必须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在我工作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父亲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当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在光电所工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亲提出调动的要求。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很纳闷，我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父亲的回答是耐心的却又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
不久，我靠同学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说“他靠其父的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他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员对此进行调查。最终事实证明，在我工作调动上，父亲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
耿志远简历
耿飚之子。1946年生于张家口。
1959—1962年北京育才学校
1962—1965年北京八中
1965—1970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转业后到北京光电所工作，后调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辞职下海从事商业活动。现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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