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四回 恐日诋苏 蒋介石不孚众望 强词夺理 汪精卫其心可诛

　　蒋介石心头一沉，路灯也倏地变成惨绿色，他似乎看见杨永泰的阴魂在黑黝黝的山谷中冉冉升起，迎面扑来，潺潺溪水也化作杨永泰抑扬顿挫的倾诉，似乎他在说：“蒋先生哪！我帮你处理重要公文，我帮你解决困难问题，是我建议保甲制度，是我创设五省行政督察专员，是我替你杀死了这么多共产党！结果你好狠心，在我当湖北省主席任内你命令蓝衣社结果了我！”

　　蒋介石陡地一个冷战，立即圆睁双目，提提精神，立起来道：“我们回屋里吧，这里虽然清静，但究竟是外面。”

　　汪精卫跟他挽步归去，纳罕蒋介石为什么兴致勃勃出来，却意兴索然回去。他当然不知道蒋介石是在捉摸辞句。原来当时杨永泰自己有形成一套势力的趋势，而且这个势力已经有了个轮廓，蒋介石这才命令戴笠把他解决的，没料到日本人对杨之死如此重视。

　　如果说杨永泰死于延安方面之手，在国民党党报上哄哄一般人还勉强可以，但逃不过汪精卫的眼睛，何况刚才也已说过，这笔账不能算在延安头上。可是算在谁的头上呢？汪精卫说过，日本人说这是某人下的命令，看样子即是赖，也得赖得不离谱才行。

　　蒋介石关上房门正襟危坐，向汪精卫叹口气道：“兆铭兄，家丑不可外扬，希望你转告东京朋友，对于永泰之死，事过境迁，不必再提了。”汪情卫郑重其事地点头。

　　“永泰是给他的政敌杀死的！”蒋介石沉下脸孔：“有人说是西南刘芦隐指使的刺客，刘芦隐是胡汉民的亲信，你也知道。本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他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南京开会，在上海法租界中被绑架。刘芦隐给便衣拉上汽车以后，大叫绑票，给租界上的巡捕截住了。后来淞沪警备司令部再行文法租界，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浦，终于引渡过来。”

　　汪精卫欲默地想了想，半晌，开口道：“东京的朋友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他们不大相信。”

　　半晌，蒋介石长叹一声：“兆铭兄，那我非讲不可了，永泰之死，乃是果夫的部下所为。果夫本来没这意思，那部下为了邀功，竟出此下策，事后挽救都来不及了。”

　　汪精卫透口气道：“这样我可以同东京朋友解释了，希望他们对您不必加深误会。”说罢辞去。蒋介石望着他的背影怔了一阵，才冷笑一声，喃喃说道：“好吧，让刘芦隐做果夫的挡箭牌，再让果夫做我的挡箭牌罢！”

　　不表蒋介石在庐山避暑，却说中共和国民党中开明之士在炎阳下奔波京沪，号召救亡，呼吁抗战。那时光分明东北沦陷，局势紧张，而国民党党报上却极力诋毁苏联，似乎在使劲转移抗日空气。同时“抗战有罪”，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女、爱国民众在那里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七月初，冯玉祥应几个老友之约漫谈团结与苏联问题。冯玉祥感慨万端，叹息道：“全面战争不知道哪天爆发，中国不亡，反正总有那么一天的。不过开战之后，为敌为友，我们可不能迷糊。”他指指好多资料：“现在民间的空气是抗日，而在官的空气是诋低苏。让我们冷静地看看，苏联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何香凝道：“这个毋须解释，中山先生要我们联俄容共，侵略东北的也不是苏联军队。”

　　“话是这样说。”冯玉祥道：“不过今天有些年轻人饱受了蒋先生的宣传，有一些人对苏联有所误解，我必须说明。”他咳声嗽，翻着资料道：“各位也听说过、看到过政府对于苏联友人的歪曲批评与报道，现在我们该冷静地说一说：苏联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过去的不谈了，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遗教已经给人搁在脑后，不但不做，而且提都不能提。我们不妨以‘九一八’事件为例：大家看吧！同日本亲善的空气很浓厚，让日本得寸进尺的事实也很明显，可是帮助我们革命、北伐的苏联朋友，却蒙上不白之冤，我们的党报正在痛骂人家。”

　　“且听听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抨击罢！且看看苏联是一个怎么样公正的国家吧！”冯玉祥念道：“日本侵占沈阳以后，莫斯科各大报都刊登了愤慨的文章。他们对国联理事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开幕日期与日本侵略东北的日期正好巧合，文中对理事会同意日本代表所说日本正在努力解决这件事一节，非常不满。苏联人认为国联偏袒日本，欺侮中国。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在一篇《日本进兵东北》文中说：根据日本官方所称，军事进占东北是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攻击及企图破坏日军所防守的南满铁道。但事实上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日方曾做了很多准备行动，明显地表示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本部的一切发展，以及南京政府极度依赖与其竟争的英美势力，极度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二十五年来侵略政策的成功，在东北几乎已得到一种独占性的殖民控制。不论在日内瓦国联会议或在华盛顿，对于日本这种行动丝毫没有得到中国所希望的抗议，这是一个特征。”

　　宋庆龄叹息道：“是的，国联的特征非常显明：它乐意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冯玉祥念下去道：“《消息报》说：日内瓦这个谈话俱乐部很满意地接受了日本代表关于这件事的惯常保证，而美国国务院则直接声明，说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丝毫没有违反凯洛格公约之处。所以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并且经过充分准备。这情况已足够使苏联大众及全苏联的工人们充分警惕，密切注意远东这新战争区域中事件的发展，因为这其中包括着发动反苏战争的新企图，帝国主义者用了这种方式来掩饰他们的侵略政策。”

　　念到这里，冯玉祥朝四周黑压压的人群瞧一眼，慢慢地说道：“各位，下面这一段，措辞很严厉，但是也不能说苏联朋友对我们政府抨击得太厉害了，要知道是我们政府要同苏联绝交的，而这个同苏联绝交的政府是否众望所归，深得人心，各位又比我知道的更多。”

　　“冯先生念下去吧。”宋庆龄严肃地站起来：“我们是为了救亡，大家才在这里交换意见，人家的批评无论如何可以给我们参考，冯先生不必有所顾虑。”

　　“我就念了。”冯玉祥揉揉眼睛：“《消息报》在这篇文章中最后说：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国家所遭受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耻辱，一定可以使他们知道，象国民党这封建布尔乔亚的反动派，这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可耻的雇员，已把国家推到如何衰弱无能的地步！”

　　几十个人静默了一阵，立刻响起一片掌声。掌声中冯玉祥放下一堆文件，愤慨地说道：“各位，苏联到底是友是敌，从刚才兄弟报告的《消息报》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人家在为我们愤慨，号召苏联人民警惕，但我们的蒋先生却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发表了一个《告全队对日军国军民书》，竟说：‘现在此案政府既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避免冲突。’这算是什么话呢？还有，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的外交委员会讨论数次，说已征得蒋先生同意，已训令国联中国代表，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的原则表示接受。”冯玉徉振臂高呼：“可是这个什么国联调查团，调查什么呢？荒谬极了！兄弟当时连同十四位朋友联名通电指责这个调查团的报告里中共中央的朋友也通电反对，全国军民也反对，可是只有一个人他不反对，他是谁？大家当然明白”

　　沉默了一阵，宋庆龄发言道：“苏联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从这件事更可以明白：‘九一八’以后，为了抵抗这些侵略者，苏联自动向我们提出复交问题，试问如果是敌人，他们会这样做吗了可是当时我们政府正在热中于‘围剿’，对苏联始终怀有敌意。全国各阶层要求对苏复交的呼声响入云霄，各地学生、工人、商人都提出强烈的要求，天津《大公报》和上海《申报》鉴于众怒难犯，连续著论主张中苏复交，变更‘剿共’政策一致对外。第二年《大公报》《申报》又发表社评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党势在必剿的错误措施，并主张中苏复交。在这些重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终于在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几经激辩后，决议对苏复交。”

　　“那时光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命令颜惠庆为中苏复交会谈代表，同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我记得当时他们两位都在出席军缩会议，就近晤谈比较便利。经过一个时期函电往返，中苏双方终于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互换复交文件。我记得双方措辞大都相同，说：本国政府亟愿为和平起见，增进两国交谊，故已决定建立正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业已从今日起正式恢复。”

　　“可是，”宋庆龄双目凝望着室中那幅山水，追忆道：“那时光罗文干外长为中苏复交发表的宣言，是完全针对日本的。他当然是代表了蒋先生的看法，以致把对苏复交单纯地看成为了牵制日本，其出发点是利用苏联对付日本，而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具有真诚的友谊，一如李维诺夫的宣言，人家的复交动机倒没有这样的狭窄意义。”

　　再沉默一会，宋庆龄说下去道：“中苏复交以后，日本人急了。日本外相内田就在议会中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措辞荒谬而滑稽。他主要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因为中苏复交而增强了力量，必将成为对东方和平的一种严重威胁，日本对此当然要严加防卫。各位试想：驱使自己的军队侵略人家的领土，反而说成是‘严加防卫’，分明自己派出海陆空三军侵略人家，却把受难者的抵抗企图说成‘严重威胁’，天下有比日本帝国主义者更不知耻的政府吗？可是中苏复交后不但敌人着急，我们内部的若干人员，也着急起来了。各位记得，当时同苏联谈判的，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先生。”

　　“各位，”宋庆龄严肃地说道：“汪精卫先生此刻正在庐山同蒋先生召集会议，商谈国策。他们这次是不是会订出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政策，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全国热烈要求抗战的气氛来看，蒋、汪二位先生或许会有令人不太失望的反应。因此今天我们来谈过去的历史，绝非攻击任何个人，如果蒋、汪二位先生从今以后能按照全国人民的民意来做事，相信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提到汪精卫先生在中苏复交以后的措施，希望各位不必误解，此时此地，我们是因事论事。”

　　“汪先生同苏联大使谈判时，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要苏联赔偿苏联革命时华侨所损失的财产，但当时华侨损失多少？汪先生根本提不出数字来。而且，当时苏联没收俄国大资本家、大地主、以及英美法各国在俄国的投资属于国家，这是苏联革命的根本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想到，一九二二年日内瓦会议中协约国对苏联曾施行极大的压力，要求苏联承认帝俄的债务，以及协约国侨民在苏联革命中受到的损失，其交换条件是协约国正式承认苏联，并以巨额贷款给当时经济情形窘迫的苏联，但苏联绝不接受！于是日内瓦会议终告破裂。”

　　“因此汪先生在这件事十多年之后，再要求苏联放弃基本国策；而明知道当年苏联在环境极度困难，而对方又有优异交换条件的情形之下都不能放弃的基本国策，汪先生存心如何，是不问可知的。可是不但汪先生，还有一位陈公博先生也是这样。当时陈先生是实业部长。在谈判对苏商约时，他竭力主张说：苏联对中国的贸易既为国营，中国也应国营，苏联不得与中国商人直接买卖，苏联的商品也只能卖给中国国营的贸易机构承销。而苏联对他的建议很不同意，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一概国营，苏联当然表示欢迎。但中国对英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的贸易明明是民营，如此单独对付苏联，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其次，苏联与英美贸易是国营，英美对苏贸易是民营；还有，本来国营民营如果彼此公平交易，也就无所谓，但我们的国营机构情形到底是对谁有利？受到利益的人有几个？这是大家很明白的，因此苏联不乐意在做生意这一方面只让几个中国人受到巨额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无益。”宋庆龄叹道：“中苏关系因此到现在还没好转。”

　　“各位！”冯玉祥大声说道：“刚才听了孙夫人的话，我忍不住了，我必须把西安事变期中的苏联态度报告报告。”他一面打开卷宗一面说道：“各位都知道，西安事变期中我曾经在南京流了不少汗，说过几车子话，因此知道的也比较多，痛心之处也就更多！西安事变一发生，日本便立即指责苏联，说是苏联在支持张，杨二位成立政府！”冯玉祥拍拍桌子：“这不是自昼见鬼吗！而且正当在中国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还威胁驻日大使许世英，恐吓南京绝对不可与张、杨妥协，否则日本不能坐视，并且要‘清除’政府中的反日份子。川越在南京还同张群声明，张、杨所提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与日本的方针不合！

　　“东京是这样希望我们内部混乱，因此好多为和平奔走的朋友都受到了威胁，受到了来自我们内部的恐吓与监视！苏联怎样呢？”冯玉祥仰首询问：“苏联恰巧同日本相反！他们在西安事变之前，《消息报》就针对局势发表过一篇《烟幕或挑衅》的时评，指出‘中国抵抗成效的关键在于内部是否团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虽然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但苏联还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西安事变以及其他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日本挑衅的结果。由于苏联在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支持，中国局势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获得转抉。苏联也希望由于这种关不，可使中苏关系改善，但蒋先生对这个极少兴趣—下面是个例子：

　　“据孙科先生告诉我，苏联曾建议贷款给中国，以及订立军事条约，但蒋先生不答应。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二十二年来中国就职一直到二十五年，三年之中不断努力和我们谈判，先后回国请示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今年四月间回到上海，孙科先生曾同他长谈。孙科问他这次来中国有什么新使命？鲍大使说他这次回来颇为乐现，奉苏联政府指示具体方针，希望获得成就。孙科问他是什么具体方针？鲍大使说苏联为表示对中国友好起见，拟借给中国五千万元信用借款，其名为机器借款。中国可以用这笔钱同苏联定购机器和军火，俾在建设和抵抗侵略战争中获得帮助。鲍大使还说明：这并非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且纯粹出于苏联的友好表示。孙科说很好，其他还有什么使命吗？”

　　“鲍大使说：苏联拟向中国提议，希望中国发起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他说明道：中国东北已经给日本侵占，如果日本继续发动侵略，他的枪尖首先还是指向中国，这是绝对准确的推测。”

　　冯玉祥说下去道：“鲍大使对孙科先生说：如果中国同英，美、法以及在太平洋有关各国提议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苏联将首先赞成，并愿向各国解释，使能共同接受中国的建议。孙科便问：这个和平会议是否也请日本参加？鲍大使说当然请日本参加。如果日本参加，中国便可提出东北问题。日本如果抗议甚至退席，则和平会议即为日本所破坏，日本是应该负责任的。英、美、法、荷各国也就可以认识日本是侵略者，公认日本是世界公敌。鲍大使还对孙科说：中苏可以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从而进一步成立军事互助协定。说起缔结军事同盟，孙科先生说，最初还是出于我们政府的要求！”

　　屋子里骚动了一阵。

　　“各位不一定全知道这件事。”冯玉祥补充道：“兄弟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原来鲍大使回国述职之前，中日关系正在非常紧张。据孙科先生说，蒋先生当时曾托几位中枢大员给鲍大使设宴饯行，并力请他回国以后场力进行缔结中苏同盟，以牵制日本鬼子。鲍大使是个好好先生性格，回到苏联后当真替我们政府说了许多好话，辩护了许多缺点，于是苏联当局也就同意了。可是孙科先生说，这件事又变卦了。当鲍大使兴冲冲回到南京以后，便告诉王宠惠这个好消息，可是因为蒋、汪二先生忽然对这件事又没了主意，于是……”

　　屋子里又骚动了一阵。

　　“各位，”冯玉祥长叹：“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那就是前一次中央政治会议所否决了的一宗重大案件。当时汪精卫先生说的很怪，他说：‘苏联这建议是币重而言甘，诱我入掌握，对付日本我中枢另有妥善办法，不容包藏祸心的苏联越俎代疱云云’。于是王宠惠便奉蒋、汪之命，立即严词拒绝。鲍大使对于我们的出尔反尔弄得莫名其妙，他还去劝告王宠惠，结果当然文不对题，于是人家也就失望了。”

　　“那蒋先生对鲍大使怎样呢？”有人问道。

　　“还不是老样子？”冯玉祥摊摊手：“他可以装做不知道，甚至忘记了当鲍大使回国之前，他曾吩咐几个大员给他隆重送行哩！”

　　沉默间只听见一片唏嘘声。半晌，宋庆龄起立道：“时间已很久，我们也快散会了。我必须利用这点时间同各位说明几点。第一：有人因为反共而制造事实与苏联绝交，且在复交以后还不好好地增进邦交，于是使日本利用中苏两大民族的疏远乘机向我国侵略。如果‘九一八’前中苏已经订了军事同盟，东北既不会失去，今天的局势也就不同了。”

　　“第二：我们从这些事实中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最反对中国与苏联友好！但如以帝国主义做靠山，那末当国家发生危难时，帝国主义者必然袖手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第三：我们必须指出，今天中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不幸蒋先生还是以苏联为敌。中苏两大爱好和平的民族如果不团结友善，那末帝国主义者必然会乘机侵略，而且一定会选择力量较弱者下手。我们的做法，人家是看得很清楚了，但苏联仍旧在为我们仗义执言，仍旧愿意尽可能给我们一切援助，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应该争取政府做得好一些！”

　　正是：视民如敌，自绝于人；屡试不爽，碎骨粉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