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回 昆明摊牌 副总裁原形毕露 重庆击桌 委员长大光其火

　汪精卫面色陡变，嗫嚅道：“所以他们也不想打了，只要和平，凡事都好商量。他们的条件也很平淡，要我们中国和他们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及经济提携三点。”龙云一听便皱眉道，“汪先生，那不是从前日本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吗？这是灭亡中国的毒计，汪先生怎说是‘平淡得很’呢？”汪精卫没料到龙云会这样对付他，立刻改变手法道：“龙主席，兄弟今天来，主要的是告诉您一件大秘密。”接着东张西望一阵，然后走近一步，对龙云附耳说道：“兄弟这次到昆明来，特地要告诉志舟兄一件大事：委员长已经决定派遣他的嫡系部队到云南来，大概不久便可实现，龙主席应该想个办法才好。”龙云对他看了半晌，知道他因为游说不成，施展起离间的伎俩来了，但一时不便说什么，反问道：“汪先生此话是真？”汪精卫奸笑道：“兄弟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岂有欺骗志舟兄之理？蒋某人多行不义，独裁专制，世所共知，他在这个时候想抹杀志舟兄在云南的多年努力，就是猜想都可以猜想出来，何况他已经决定，”汪精卫作愤懑状道：“还有，志舟兄以为他真是坚决抗战吗？见鬼！他暗中在同东京方面讲和，进行得火热呢！”

　　龙云没料到堂堂国民党副总裁竟会来这一手，一时倒也难以措词，却再追问道：“那么汪先生看来，兄弟应该怎么办呢？”汪精卫以为他已经上钩，大喜道：“今日之下，只有同蒋介石摊牌，云南地处边域，重庆还无法顾到，龙主席只要振臂一呼，同姓蒋的一刀两断，事就成了！”龙云大惊道：“汪先生，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兄弟无法遵命！委员长虽然不孚众望，但今天还不能研究这个问题，今天中国人的唯一大问题是打日本！汪先生应该知道，委员长同共产党的仇恨总不算小吧？可是，西安事变又怎么样呢？共产党还不是劝汉卿把委员长放了？这种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为重的风度，委实令兄弟折服。兄弟今天绝对不能考虑汪先生的建议，这个时候要我反抗中央，使国家在抗战期间再蒙受内战的损失，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不是我良心上所愿意做的！”

　　汪精卫尴尬道：“志舟兄！共产党固然在西安事变时劝张学良释放了他，但今天蒋某人还在明明暗暗地打共产党，到处封锁，到处屠杀，他可一点儿不怕内战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关系。我劝你别上他的当了，你这样忠心耿耿，将来可会吃大亏的！”龙云正色道：“汪先生！希望你不要再谈这个问题。我一心一意想对得起国家民族，蒋某人如果言行不一，将来吃亏的一定是他自己。至于目前，我还是不愿大动干戈。”

　　这汪精卫倒是满不在乎，悲天悯人地劝道：“志舟兄诚朴忠厚，真是个好人！我现在要去逛逛昆明风景，明天再来拜访，希望志舟兄多多考虑。”龙云送走客人，急得一身是汗，当下同卢汉商量一阵，认为问题严重，来者不善。如果他是奉蒋之命而来，干吗还要当面痛骂老蒋？如果他是偷偷地离开重庆，那戴笠又到哪里去了？堂堂一个国民党副总裁，这番论调，委实非国家之福。最后决定给蒋介石去个十万火急电报，一方面试探同时也算是报告。至于是否要把汪精卫抓了，那蒋的覆电一到，自有分晓。那电报写的是：“极机密。限即刻到。重庆蒋委员长介公勋鉴：汪副总裁突于今晨飞此，主张对日讲和，并劝云南单独行事。如何之处，祈即示遵。职龙云叩。”那电报由重庆专用电台传到蒋介石手里，不过是三小时以后的事。蒋介石正同胡宗南登大雁塔俯瞰长安古城，而汪精卫也在昆明西山古刹，远眺烟雨滇池。蒋介石不让这个电报给胡宗南看见，一面批了句：“电覆：汪氏行踪，可不理会。”一面说了句：“这些事都得报告，讨厌！”可是当夜覆电到达昆明以后，却使龙云更加感到不安。同卢汉商议道：“这样说来，汪精卫的来踪去迹，以及主和论调，我们是管不着，也不必管的了。”卢汉长叹道：“蒋某人同汪兆铭之间，竟有这个微妙的关系，如果不是我们打电报去请示，那即使有人告诉我，我都不敢置信的。好罢，明天汪来，我去见他，明知白费心机，也得同他讲明白。”第二天汪精卫再到省府，卢汉迎进客厅道：“汪先生，龙主席昨夜病了，有失迎迓，非常报歉。”汪精卫当然知道卢汉的身份，便问道：“可不知道龙主席对兄弟昨天的建议，考虑过没有？”卢汉开门见山道：“龙主席已经考虑过了，他希望汪先生回重庆去。如今抗战正紧张，以汪先生的地位，正应该领导民众……”汪精卫变色道：“卢先生不必说下去了，我一番好意，龙主席既然不能考虑，那真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不过请你转告龙主席，蒋介石如今也在同日本讲和，万一将来云南变了样，可别怪我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说罢冷笑而去。

　　汪精卫走后不久，蒋介石的电报又到，要龙云把汪精卫在昆明所讲的话详详细细迅速具报。蒋介石在西安看到汪精卫对外如此说法，不觉呆了。心想汪兆铭你在人前骂我倒无所谓，可是揭露我的对日讲和，那实在大大的不妙。着急恼怒之下，于是赶回重庆，准备另行安排。同时再给龙云一个急电，要他报告汪精卫近况，弦外之音，希望汪精卫回到重庆。不料龙云的覆电措辞极妙：“……汪副总裁业已续飞河内，职遵奉钧座之命，对汪氏行踪，未予理会……”蒋介石暗叫糟糕。汪此去任务只是探探对方口气，一切由他最后决定；不料汪在昆明已经打开“独当一面”的议和旗子，竟不把姓蒋的放在眼里，那还了得，如果来日把汪个人所知全部付诸公开，那蒋介石的“抗战”面貌，全部破产，什么声望也得惨遭打击了。

　　蒋介石二十五日回到重庆，把戴笠找来，吩咐道：“汪精卫这次出国，恐怕他会变卦，弄到后来，恐怕很槽，你赶快挑选几个得力干部，跟踪他到河内，布置好了，然后听我的支配。”戴笠听说又要杀人，这是家常便饭，连声称是；但这次杀的是国民党副总裁，却非同小可，便问道：“不过汪精卫地位太高，万一……”

　　蒋介石狠狠地说：“怕什么！事情一闹出来，就说是汪精卫潜逃投敌，有几个爱国志士把他干了，一切有我担当，你们只要做得干净利落，怕什么！”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把陈布雷找来道：“这件事情，我太相信汪精卫了，现在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硬的我已让雨农布置。软的呢，你来罢，你给我拟个电报，措辞恳切，语气委婉，要他接到电报，马上回重庆养病，这样政府对他的照料，可以方便点。”蒋介石道：“还有！近卫首相在二十二号发表的‘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内容你再说一遍。”

　　“第一是满洲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陈布雷道：“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

　　“你给我拟个稿，”蒋介石道：“要狠狠地、重重地驳他一驳，只好这样了，只好这样了！”

　　蒋介石希望汪精卫回到重庆的电报刚发出去，汪精卫为了响应近卫，却在二十八日那天给重庆中常会及国防最高会议一封航空快函。这封是公开信，力主中日和议，内中有几句可圈可点，把蒋介石气得吹须瞪眼：“……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但如此明了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会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封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自能觉悟，我方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如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蒋介石拍桌大叫，要全国报纸登载道：“这封信里最荒谬的地方，是厚诬蒋委员长，说他在德大使调停时，体会大局，曾经毅然许诺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其实这完全是汪精卫在那里造谣！”但蒋介石还是咬紧牙齿，暗中继续给汪精卫去个电报，要他不宜随便发言，影响国际视听。并且在二十八日，发表了驳斥近卫的讲词。可是汪精卫已出国门，胸有成竹，摹仿他一向钦佩的驻美大使胡适：“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了。同在二十八日，汪精卫在河内干脆发表了一个“艳”电，赞成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于蒋的电报视而未见。

　　事情闹大了。

　　从左到右，从里到外，从小到老，纷纷大骂汪精卫，骂他认贼作父，骂他破坏抗战，骂他挑拨离间，骂他不知羞耻。在这中间只有一个人只恨他不守信用，而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他是蒋介石。

　　南洋华侨以陈嘉庚为首，也给蒋介石一个电报说：“蒋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自杀，……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侨胞，拥护抗战到底……”

　　要求通缉汪精卫归案的社团，真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民国二十八年重庆政府元旦团拜集会上，连林森、张继、吴稚晖等人都赞成这样做了。

　　蒋介石长袍马褂，身披绶带，领导文武百官遥拜中山陵墓，接着乱哄哄吩咐文武百宫一行行站着，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来了个文武对拜。行礼如仪，马上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大家于是便把汪精卫的出走作为主要话题，议论纷纷。蒋介石不动声色道：“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等人建议道：“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要通缉汪精卫归案！”蒋介石再问冯玉祥道：“焕章兄意见如何？”冯玉祥叹道：“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那天，有个叫做孙凤鸣的小伙子，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跑了，要到南京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那姓孙的青年真令人佩服，我们应当替他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那是我们瞎了眼，应该向国民认罪。”

　　蒋介石见冯玉祥没有高声痛骂，心头暗自高兴，虽然这一席话尽是讽刺，可是假装不懂，小声小气地说道：“昨天我已请布雷拟好一个电报稿子，准备发到河内，晓以大义，劝他留些余地。我不赞成太激烈，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待他，饶恕他才对。”

　　蒋刚说完，会场情绪立即陷入混乱，在座者大出意外，纷表不满。于是七嘴八舌，有骂人的，有咳嗽的，有的干脆说是“双簧”。冯玉祥急了，大呼道：“我提议正式开会！”于是大伙儿立即附和，蒋介石哭丧着脸立起来背遗嘱，就算正式开会了。群情激昂，连一向不大说话的林森等人，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同意人们所提议的通缉汪逆归案。蒋介石一见风色不对，知道如果在这情形之下还要做汪精卫的盾牌，说不定会出乱子，于是力竭声嘶，拼命施展拖字诀，冲淡大伙儿气愤高涨的情绪。嚷了一阵，犹似交易所里做买卖似的，低声下气为汪援颊道：“不办呢？不大好，办呢？也不能太过激，全国都在骂他，几天来的共产党新华日报也在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我想汪精卫也够受的了。如果我们再通缉他，未免太过份了。”他语气坚决：“好罢！就给他永远开除党籍罢！”就这样，汪精卫这么重大的一项错误，事发后只轻轻地被除党籍，可是汪逆开了老蒋一个大玩笑，出走后决定过桥抽板，独自包办对日投降和议，可把蒋介石气惨了！但他不露声色，一方面还替汪说好话，希望汪对他不致太难堪，另方面暗中加强对日妥协，想同汪逆在这方面举行“长途赛跑”。开除汪精卫党籍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中便把国民参政会议长一职给蒋介石兼任。蒋介石身兼的职务本已多到离谱，再加上一个，也无所谓了。

　　在东京方面，近卫的声明既已发生效力，一出手便把蒋介石的马前先锋汪精卫套了过来，先锋出阵，主将当然就会出马，日寇眼看中国这块大肥肉已经到了嘴边，只要加一把劲，便可入肚了。就在蒋介石率领文武百官团拜之后几天，近卫内阁宣告下台，平治麒一郎出面组阁，施展了更强烈的政洽诱降攻势，竟表示：“要和议的对手是一个适当的人，条款可以非常客气，客气到世界各国都不敢相信。”蒋介石明白，平治言外之意，就是要自己出马，那这笔买卖就可以十分相宜。于是在一月底举行五中全会前后，蒋介石决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召集几个心腹面授机宜道：“从现在起，我们在反共方面，非要全力以赴不可！否则汪精卫这着棋子，倒要给他下个正着了！我们怎样进行吗？我同几个人研究过，不外是溶共、防共、限共与反共几种方式。我们对外不妨宣传‘今年是反攻年’、‘今年是胜利年’，但对共产党我们不能再同他合作！他们要抗日，让他们去抗好了！日本军部大本营从去年底到今年春天，尤其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一再发出文件，说‘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非常有利的！”

　　“我已经同几个人研究过，并且已经秘密地颁布了几个重要的文件，象《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你们不要怕，当然也应该注意不必太露骨了，对于共产党，就象雨农他们老早在实行了的，干脆从政治反共走到军事磨擦，打、骂、捉、杀、钻五刑俱全，你们放手去做吧！”何应钦接着报告道：“委员长对于反共，其是世界有名，现在，华北的日本军事首长杉山元刚刚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完全依照委员长在江西剿匪时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办法，连日本皇军都在学我们的蒋委员长。”

　　何应钦看见蒋介石很高兴，说下去道：“而且日本军部也在强调‘军政全民一体’的‘总力战’，要‘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这也是学我们的委员长的。八路军已经在日本兵包围之中，不会有多久的日子。不过杉山元也碰过钉子，给东京调了回去，又派出一个手段更辣的多田骏。他更是挖空心思，提出‘竭泽而渔’的办法，把八路军当做鱼，老百姓当做水，他要熬干了水打鱼，所以实行‘掏水战术’，杀了很多人，又实行‘囚笼政策’，采用‘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所谓‘牛刀子战术’虽是一句日本话，取‘杀鸡焉用牛刀’的意思，表示八路军，‘小’，但日本要以很大的力量对付！”蒋介石一面听一面点头，待何应钦说完，叹道：“敬之兄说得很详细，对于共产党，是要这个样子的，现在日本军部把重点转移到共产党头上了，我们乘此时机，应该好自为之。”他把一本一月十四日出版的第四十五期《血路》杂志扬了扬道：“这是本党的机关刊物，上面有陶百川同志的一篇文章，他说‘某些人在乘机扩大反汪运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阴谋，已经中央发觉和禁止了。’”

　　“这个口气，是我示意后，他再写的。”蒋介石拍拍桌子：“本党不幸，在此紧要关头，竟有人还愿同共产党合作，致使我的处境非常之窘。不过，象汪精卫那样未得我的同意，竟私自同日方谈判，这也是不允许的。据说他现在河内同日本人天天开会，他的同党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离开重庆之后，也已到达河内，并且已从河内到上海，代表汪精卫同日本人谈判去了！”蒋介石对于汪精卫走在他前头一节，感到非常愤怒：“我在五中全会中讲过，‘抗战到底’怎样解释呢？共产党的说法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我的解释是这个‘底’的限度在长城山海关，暗示可以承认满洲国，恢复芦沟桥以前状态！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种话呢？你们可以想到：我是不愿意汪精卫从中捣蛋，所以凡是日本人关心的问题我先说了，省得汪精卫自以为了不起，在里面胡说八道。”

　　陈果夫起立道：“对于日本兵进攻海南岛的事，外面的传说也很多。”

　　蒋介石绷紧着脸道：“我倒要听听他们在怎样乱说！”

　　陈果夫连忙欠身答复：“是的是的，这种传说要从头说起：二月九日那天，驻在重庆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个电讯，说‘中国官员昨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置诸中日两国解决之。并建议维持中国领土之完整，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并说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个争论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

　　“这个消息发出之后，”陈果夫道：“十一日，上海导报社社论说，今日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前途，完全是为了讨共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的条件而媾和了。”陈果夫道：“因此无论在这里或在上海，很多人都在说，中国要同日本讲和了，从河内、上海和东京来的消意更加明确，他们说：‘汪先生的建议，事实上已为政府所接受，不过汪先生认为不妨直接谈判，而在重庆的官员则主张在国际会议中谈判而已’。”蒋介石问道：“那你讲对日本进攻海南岛……”

　　正是：只因争夺“谈判权”，蒋汪之间闹不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