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八回 又来一汉奸 又见重庆迎贵宾 三次大反共 三军继续投日伪

　蒋介石道：“不，这个还不够，我非常喜欢德国那一套。譬如两个军人一见面，第一件事便是举起右手。大喝一声‘希特勒万岁！’这种对纳粹组织的死心塌地，对元首的毕恭毕敬，我是欣赏极了！”陶希圣插嘴道：“听说在战前，南京军校学生，也曾经这样做过，一见面便来一个‘委员长万岁！’”蒋介石皱眉怪笑道：“那不但是军校学生，还有集中军训的学生。后来因为有人反对，我就命令他们不必这样做了。”陶希圣道：“其实，反对由它反对，这种精神正是德国强盛之道。”他言归正传：“那末，在《中国之命运》里，我们再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就更能强调法西斯主义。”

　　“差不多了。”蒋介石思索一阵：“我们谈得不少，陶先生回去就动手罢。”陶希圣立正着问道：“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么？”蒋介石再想了想道：“这样罢，陶先生当然知道，我对于曾文正公，真是不胜崇拜之至的，你在这书里，要带上几笔。而且对于满清，也应该适当地给他礼赞，否则对于曾文正公，那就变成大不敬了。”陶希圣深深鞠躬告辞，加一句道：“这本书出版之前，最好在报纸上预先登个新闻。”

　　“这个我早已想到了。”蒋介石道：“我倒不是为了销路，销路毫无问题，教育部把它列为必读书，还怕没有人买？问题是趁人家在注意《新民主主义论》那本书，而那本书又被禁售之时，我们这样宣传，这个转移视线的影响可不得了哩！”陶希圣鞠躬而退，第二天党报上果然为《中国之命运》大吹大擂，说得天花乱坠，一言以蔽之，曰“这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伟大创作。”陶希圣又喜欢又难过，喜欢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者竟落在自己头上，以后飞黄腾达，是可以写保票的了；难过的是此书一出，作者具名赫然是“蒋中正著”，自己别说名字，连影子都摸不着。不过这种淡淡的难堪马上为狂热的满足喜悦所替代，只见他埋头窗下，东翻西寻，振笔疾书起来。没多久，《中国之命运》在蒋介石再三催促之下出版，蒋介石满以为此书一出，天地易色，不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黯然无光，全世界、全中国的人们，也将因为蒋介石的伟大而竭诚拥护，厌恶共产党。然而事实是这样无情，它狠狠地掴了蒋介石几个巴掌。蒋介石暴跳如雷，听取各方面报告这本书发行后的情况：“除了派销，零售很少。”

　　“一定是共产党在捣蛋了！”蒋介石大叫。陶希圣道：“报告委座，有个好消息，东京方面对这本书的批评好极了！”蒋介石这才阵出笑容来，问道：“是吗？”于是要他和陈布雷分别为他诵读评论道：“这是东京外务省在上海所办的《新中国日报》评论，它说：重庆的最高负责者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里，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清算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认为不适用于中国，对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给予无情的批判；第二：他特别指出东方固有道德的优良，强调发扬东方固有德性以为立国根本；第三：他说明中国民族的统一性，解释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是对立和斗争。这三点都是无背于东亚新秩序的基本精神的，特别是第一点为最重要。”

　　“嗯嗯。”蒋介石急不可待地等着其他出版物的赞扬。又听他们说：“这是日本《东亚杂志》的文章，说从《中国之命运》里，发现了蒋介石还是一个东亚人，不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看，都存在着东亚精神的味道。……在重庆，东亚精神的抬头，重归东亚，提供了把中国事件变作为东亚内部问题个别解决的重要理论根据。”

　　“这是同盟社东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如果说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重复了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

　　“这是一般世界性的舆论。”蒋介石闻言一怔道：“说什么世界性？”

　　“报告委座，是的，很多国家是这样批评《中国之命运》的，说它是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本书在中国的翻版。”

　　“这个，”陈布雷皱眉：“这个。”

　　“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道：“骂我的也要听听。”

　　“这也是同盟社从东京发出的电报。它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价值仅在于顽冥的蒋介石自供了这些东西，以及自己将对其自己不吉的预言书，公诸世界。最近由放弃‘抗战’之方针，变到交手‘观战’，此事证明四亿五千万的民众对于‘中国之命运’有正确的判断，当民众知道‘抗战的英雄是汉奸’，而被称为汉奸的人将是‘建国的伟人’，观战向哪一方向发展就可以明白了。”

　　待读完手头资料，蒋介石喃喃地说道：“没有问题，东京方面很高兴，可是，西方国家呢？”

　　“他们只说：这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他们把委座看作希特勒一样伟大！”

　　“不是这样的。”蒋介石冷笑道：“他们指着和尚骂贼秃，在骂我是希特勒罢了。别忘记现在大家正向日德意开战。”他吩咐道：“共产党方面，是骂定了，他们骂些什么？”但陶、陈等人无法读得下去，蒋介石一把接过，只见他越看越紧张，目瞪口呆，双手发抖，终于把书一掷，低沉地吩咐戴笠道：“这几家书店，这几种刊物，这几个作者，要好好地给我想办法对付！把他们抓来以后，不许马上动手，要这几个家伙慢慢受用！”蒋介石在那一堆书报里捡起一本，指点着说道：“你们瞧！筒直造反啦：我们在事前宣传，他们说好象明末无赖巨奸魏忠贤一批狗党称颂魏忠贤作‘三朝要典’，并比拟于‘孔子作春秋，一样！好哇！他们说《中国之命运》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的封建主义，礼赞奴役。中国的满清朝廷，崇拜勾结洋人洋兵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并称说‘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这是一本法西斯主义的内战宣言书……”蒋介石冷笑道：“这倒讲对了，内战宣言！我就要同你们宣战了！不过你们也太高抬身份，这谈不上内战，这是剿匪！”他狠狠地振拳高呼：“我要剿灭你！”

　　蒋介石的亲信们，对他那一套神经玩意儿是看惯了，当下免不了从旁帮他呐喊一阵，然后分别告辞。戴笠走在最后，低声说道：“昨夜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恐怕有一个人会到重庆来。”

　　“谁？”

　　“电台报告说，日期、人选还没决定，但日方已经决定这样做，大概五月间会有消息。”蒋介石瞅了一眼日历，他实在为日方的态度着急。《中国之命运》完全为适应东京写的，但东京只说了几句好话，赞扬他“论述之方向没有错误”，可是没有具体意见，现在既然说要派人来，那绝对有把握了。

　　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吴开先盼了来。说也奇怪，当时重庆城里还有“打杀汉奸”的标语，但来自南京的汪府要员吴开先，却大模大样飞到山城。不独军警保护周密，而且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程抢波、杜月笙、萧同兹等百余人还奉命赴机场欢迎。其场面之大，气氛之热，远非一个抗日将士所能享受到的。吴开先到达后，第三天晚上便去找蒋。蒋介石大为欢迎，寒暄过后，两人单独晤谈。蒋介石道：“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清楚。他们，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这次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参谋少将曾经设宴饯行，要我向委员长致候。小林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的，他很强调这句话，吃这顿饭，他一共提了好几次，小林少将在军部很有地位，他说话可不是随便的。小林少将还说：今日之下，准许汪先失的政权独立，交还租界，取消特权等等做法，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吴开先一顿：“说到这里，小林少将还要开先转达一句话，说几个月前他们打死了张自忠，觉得很抱歉。不过张自忠似乎也太认真了，他真的同日军打，打得很凶，因此……”蒋介石轻描淡写地道：“别提他了，小林还说什么？”

　　“小林少将说不单日本可以这样做，而且可以强制德、意、法相继实行。现在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等等都是空谈，日本则是拿具体事实来昭示中国人。这些话，小林少将要开先转达委员长，其他，都是琐琐屑屑的事情了。”

　　“嗯。”蒋介石思考小林口信的内容，想了一阵，问道：“这个，慢慢再谈罢。这一趟，你辛苦了，你怎么来的？走哪一条路？”

　　“报告委员长，开先这次是这样来的，四月初奉小林之命由上海乘飞机到广州湾，然后再转重庆来，一路平静。三方面——不，其实是两方面都在保护我，来是来了，心里却有所顾忌。”

　　“顾忌什么？”

　　“人家都知道，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二十八年曾留港、沪活动，这次太平洋事变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不久，我就被捕了。可是被捕后又到重庆来了，而且飞机场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我还带了四个大箱子。这些，会不会有人说闲话……”

　　“让它去咯！”蒋介石道：“事先，我们也曾经为这些事情安排过，为大家留后步，为掩护你或其他朋友到这里来留后步。如提到你罢，我记得有人问过我，后来中央社和《中央周刊》曾经登载过，说汪精卫派汪昌文问吴开先，除自杀外，还愿意走第二条路吗？吴开先就答：愿做和尚。后来，报上又刊登过，说吴开先已经被敌送到抗州灵隐寺受戒做和尚，但仍有伪警监视，这些都是他们为你安排的。”吴开先脸色陡变道：“这可糟了，朋友们这样为我着想，但我在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有人向起我做和尚的事情，我都否认了。”蒋介石不慌不忙笑道：“别紧张，这没什么关系，反正战事嘛，消息有错，也没人一口咬死你，我让报纸另外给你发表一段新闻好了。”

　　“报告委座，报上昨天已登过了，说的是：‘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敌伪绑架，百计诱胁，吴氏本革命信仰，坚贞报国，终不为屈。’”

　　蒋介石“嗤”地笑出声来。

　　看见蒋介石这样笑法，吴开先心头痒痒地好不舒服。不少人告诉他，最近蒋介石的脾气更难捉摸，但对他显然例外，非常亲热。蒋介石笑过便开口道：“所以，办报是非常重要的，拿你的情形来说罢，横说竖说，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只要笔下一动，就行了。”蒋介石踱了几步：“你刚才说的，还有其他琐琐屑屑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吴开先道：“报告委座，这次开先从上海来，一路得到戴局长的帮忙不少。除了由他们引见日军驻华北的总司令外，又去南京见畑俊六的参谋长，到上海去见海军总司令，在南京还会晤过重光葵，他们都问侯委座，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内部还是分两派，海军系着重南反英美，陆军系主张北反苏共。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共同剿共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蒋介石要他再说一遍，并记录在卷，思索一会，答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问题是这几天来自京沪的消息说，东条正在南京访问，我不知道东条的动机何在？东京的做法如何？不如多几个人研究研究再谈罢。”吴开先道：“是的，再研究研究罢，不过大体上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了。”

　　事实上也诚如吴开先所说，日本对蒋的做法有一定之规。就在吴开先到达重庆后没几天，戴笠人报道：“有人从北平来，他是这里命令他调查东条在南京的行动的，他说东条在三月十三到南京，随后又访满洲，表示支持汪精卫。我们的人便问他，军部最近派出吴开先到重庆去，而东条却在支持汪政权，这有没有抵触呢？他们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并且主张我们的人回来一趟，以免双方误会。”蒋介石道：“看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以及其他方面辗转告诉我的，以后上海、北平、福天津一带我们的人，可以获得日方默契，纷纷回重庆来了，你要特别小心。刚才有人告诉我，延安方面曾经发出一个通电，说延安民众大会通过一项要求，要求重庆公开审判吴开先。这个电报同盟社在上海转播的时候，却把它改为‘要求重整抗战阵容’，至今不提吴开先一个字。这种做法同我们的态度完全一样，我们今后也不许提到吴开先一个字了。要知道，对于一个重要干部的保护，是应该这样的。”

　　那蒋介石经过上述种种酝酿，决定再来一次反共高潮，希望就此解决共产党问题。他向军政各方面大员愤激地指示道：“我们反共反到今天，已经好多年了！现在国际局势大变，有利我剿灭共匪，这一次再不斩尽杀绝，实在太不成话！你们非给我彻底解决不可！这次除了日本方面可以在侧面帮忙，史迪威将军带来的美式配备，也正好加强了我们的反共军队！大家要知道史迪威是反对我们打延安的，事前千万不可让他知道，等到共党消灭以后，他想反对也来不及了。美国的援助反正还是落在我们手里，你们赶快分头动手，用尽种种办法，不择什么手段，总而言之是要彻底，迅速，消灭共产党，动手罢！”

　　这次历史上有名的“三次反共高潮”端的厉害：事前蒋介石命令新编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率部投敌，孙殿英还与国民党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联名通电。庞则就任汪精卫的伪晋冀鲁豫剿共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率军队进驻晋豫省境，对外并不讳言“奉命反共第一，抗战第二”。而在山东，李仙洲部联合日军夹击当地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根据山东省局势及共产党之动态，为当局想，则剿匪重于抗战”。并订下具体办法：“军事上注意打击、解除奸伪武装”，“据点主义、死挤硬靠”、“对共产党及民众坚决镇压”。除了这，蒋介石并在六月底调动河防大军开到陕甘宁边区周围，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积极布置，准备拿这个美式配备的武装“闪击”延安。五月廿一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灵机一动，用各地党、政、军、帮，“民众团体”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交出边区。这一着博得了日方的大喝采，东京南京日伪报纸纷纷鼓励他，要蒋介石对延安及所有抗日武装“用武力痛剿，覆其巢穴，进一步做到奠定全面和平的基础”。

　　蒋介石兴奋地注视延安动态，满以为指日可下了。不料朱德总司令却分别给蒋介石、胡宗南一个电报：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蒋介石深怕胡宗南受到影响，连忙去电命令他分九路大举“闪击”，一定要迅速解决！胡宗南的队伍在移动，可是各解放区的群众也在行动，他们纷纷开会示威，声援陕甘宁边区，反对蒋介石自相残杀。消息传来，蒋介石火了。他立即命令戴笠向解放区居民下手，但只有军统局太行第三站站长侯伯周立下了血腥功劳，在他组织的放毒计划之下，太行根据地有五千多军民中毒伤亡。

　　蒋介石出齐了明明暗暗的花枪，可是战争进行到八月底，还是不象马到功成的样子。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发脾气，陈布雷报告史迪威将军来了急电。蒋介石一怔，接过看了，顿时面色大变，原来史迪威告诉蒋介石，美国《外交政策公报》最近发表了罗辛格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实情》的文章，希望蒋介石过过目。史迪威是美国派驻中印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兼蒋介石总部的参谋长，他有责任提供这些资料，并且要求蒋介石答复：“最近听说阁下又在向延安用兵，希望把真相告诉你的友人，并且希望阁下把武力集中对付日军……”

　　罗辛格的文章这样说道：“……每个中国问题观察家业已知道，投机囤积和其他原因不仅使中国人民生活困难，而且不可避免地还妨碍了军队的效能。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北、西北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十八集团军声称他们现在的战果，不但没有减低，而且比战争初期时更大。许多到那里的外国人告诉我们，在那个新区里面，通货膨胀和投机买卖是很少很少的……”！”

　　蒋介石不知如何答复史迪威才好。同宋美龄、何应钦、陈布雷等人商议一番，觉得置诸不理不大好，不如敷衍他一阵算了。于是复了他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国内部问题很多，他自己也在一件件整理，希望他不要有所误会。但蒋介石深感长此以往，实在不妙，史迪威责任心很强，完全不是重庆官场那种调调儿，弄下去可能出毛病。这当儿正好冯玉祥为厚恤张自忠事求见，蒋介石一开口便问道：“对予美国的态度，大哥的看法怎样？”

　　冯玉祥没料到会有此一向，小心地答道：“我最近在读历史，还请有名的教授上课，所以对那些知道的不多，我以为美国是变了。”冯玉祥道：“太平洋事变之前，美国的确想站在战争圈子之外，力求‘美日谅解’，但东京志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它不但要把美国在中国的势力赶出去，甚至要把美国从南太平洋赶出去。如果美国认为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日本显然也如此想。日本扩张的方向，本来是北进，后来在张鼓峰与诺门坎吃了两次教训以后，便改为南进了。前年日本占领越南南部，已正式宣布了它将攻击南大平洋的企图。因此美日之间的关系，便紧张起来了！”

　　正是：“真理正义”云胡哉，美日原是“黑吃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