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 谈援华 竟包括台湾托管 论支持 石头城出现多头

　话说众人闻言一怔，只听见张治中把“台湾托管派”如何活动以及南京怎样驳斥综述一遍之后，说：“兄弟斗胆，想回顾一下美国援华的经过，作为今后的对策。”

 

　　蒋介石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马歇尔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他做了些什么呢？今天大家都明白了，他不是要真正‘扩大政府基础’，也不是促进什么‘联合政府’，当然更不会为了扩大政府而‘包括中共在内’，今年三月十一日杜鲁门一个声明便说穿了，他只是为了‘帮助蒋委员长’这个那个的，然而这种做法，事实证明也不纯粹是帮助蒋委员长，而只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行事，美国人眼睛里并没有蒋委员长！”

 

　　“我无意责骂美国，”张治中道：“兄弟说的是事实，请看，民国三十六年六月间，我们同共党已打了一整年。有位美国朋友同我说：白宫把一年间的战争算了算，发现和自己的算盘满不对头，四十多亿美元的援华物资和军火，一部分已化成灰，一部份落到了对方手里，还有一些下落不明。而战果呢？我们由攻而守，对方由守而攻，失利消息接踵而至，三十几个美械师已经打光，东北、山东、山西各地我们全处下风，美国一看情形不对，要研究研究了。六月二十五日马歇尔宣布取消五亿贷款，这对我们影响多大？但他们也不是不借，而是重新来一次，所以魏德迈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到中国来的，同时又加派最厉害的布立特到中国作侧面活动。最后，魏德迈把我们大骂一顿而去。——这成什么体统！”

 

　　“还有，接着在十月间又派两个著名的顽固派楚德和寇尔组织什么军事考察团，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沉默了三个月之久。”

 

　　“为什么沉默？从司徒大使的谈话中，从魏德迈的报告书里，从布立特访华观感的字里行间，我们都明白了，他们说我们的政府就要迅速衰落，非抓紧我们的最高行政机构不可！对我从政治军事到经济作全面的直接的控制，也非加强不可！试问这种帮忙究竟对我们的政府有什么好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领袖又有什么好处？——什么都变成人家的了，我们还谈什么自由民主，独立自主？”

 

　　吴国祯跟着发言道：“主席，各位先生，兄弟浅见，认为张先生的话甚有见地，但事实也不尽然。因为美国到今天为止，即使同我们之间有些地方不大符合，但反共的立场未变，我们对美国戒备应该有，可是不能过激，以免损伤感情。这一点，夫人也曾经说过的。”

 

　　陈布雷忽然鼓起勇气起立道：“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谈问题，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张、吴二位都说得对，更希望各位多提事实，供给领袖参考，这是最重要的。”

 

　　蒋介石绷紧着脸，频频点首。

 

　　“那末兄弟斗胆了，”王世杰道：“兄弟不久之前曾去美国日本等地，的确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领教的空气，这种空气使人极不舒服，难过极了！

 

　　“马歇尔最近说：‘有许多事情中国政府可以做到而未曾做到，此刻在政治方面满足人民，在军事方面响应我国高级战略家之意见。’而他在中国时，说‘曾经劝告中国政府，并曾向中国政府要员再三言之，惟彼等虽表赞同，而仍一无所为’；这样看来，是不是美国现在要来直接控制，强迫我们改革，以达到他们的所谓‘许多事情’呢？

 

　　“如果是，那么这种改革极容易给人以‘控制’的印象，而没有问题，这该是属于一种强迫性的行为。”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马歇尔口中的‘许多事情’是指什么。我们看到，自从去年六七月到今年三月间这八九个月中，他们找到了一个中心结论，认为援助中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例如经济有问题便援助经济，军事有问题便援助军火，而是要从政治上根本来一套‘改革’，这个兄弟在美国听说很多。例如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国国会正讨论援欧与援华法案的时候，《纽约先锋论坛报》曾以头条地位，刊登一篇题为《关于中国的一个法案》的社论，这个方案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过是晏阳初所提出的‘平教计划’、‘农村复兴方案’，这是马歇尔早就说过的‘国民政府对于土地情形、农民问题应采取行动’，这个计划不过是配合他的说法而已，但该报的理论根据，却很能说明美国现在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王世杰一顿，接着又喝了口茶，捧住个杯子只是沉吟。

 

　　空气显得异常沉闷，蒋介石忍不住问：“王部长，这个目标是什么？”

 

　　王世杰连忙放下杯子，说：“根据这篇明显的社论，他们这样表示：‘为了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什么事都做到了，就是没有替中国人民做点什么事。在共产党的宣传里面，一贯的允许人民改良生活状况，如卫生、教育、地方民主等，假如现在关于援华的建议能够有大宗款项，帮助政府区的人民实际改良他们的生活，象共产党那边的一样，那么这些美援不管它是经济的或军事经济并行的，都会有更大更多的诱惑性了。”

 

　　“我们读了这个《反对中国共产主义方案》是不是可以完全理解到：美国之所以助我，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要同共产党争人心呢？”

 

　　“如果是真心援助我们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同共产党争，而要美国担这么大的一份心思呢？”

 

　　“如果美国真心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为什么用上‘更大更多的诱惑性’字句，而不能教人心悦诚服地感到，美国是在‘真正’援助我们呢？”

 

　　“兄弟是外交部负责人，平时不能随便说话，今天奉主席之命发言，兄弟己把兄弟所见到的，所想到的，都向各位报告了。”说罢坐下。

 

　　蒋介石不开口，沉默数分钟后，陈诚也发言道：“今天在这里开会的，都是领袖最忠贞的同志，我们的确可以无所不谈。王部长德隆望重，他的观察更是令人警惕。以军中的情形而论，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事情。譬如说，有人告诉我，在外国，有人在提出‘新的领袖’的口号，而这个所谓‘新领袖’，有人说就是李宗仁。是不是真的？现在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有一个说法是可靠的，美国将要替李宗仁装备十二个师的广西部队。”陈诚一顿：“还有，傅作义的军队现在有四分之一是美式装备，美方要全部给他补充；不过傅作义将军我想没有人会怀疑他巴结外国，他是十分爱国的；还有马鸿逵的部队也将全部美化，这些地方性的部队使美国人这样重视，不管它的动机如何、被装备的对象又如何，但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也不能不重视。美国准备装备地方部队的费用已定为两亿美元，这个数字堪可玩味。”

 

　　蒋介石表面上在安静地听着，但背部已离椅背，双拳紧握，十分紧张。陈立夫跟着也开口道：“兄弟对文教机构比较熟悉，感到最近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在迅速抬头，很感不安。举例言之，北平成立了一个‘社会经济研究会’，南京呢？满街奔跑着一批教授。”

 

　　有人问陈立夫：“他们忙些什么？”

 

　　陈立夫作厌恶状道：“这个，还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运动’？再加上一些高级官员里应外合，情形的确可虑。他们四方奔集，四出奔走，有如牵在美国人手里一群猎狗，嘴里喊着什么‘革新’、‘土地改革’、‘实行民生主义’、‘改良人民生活’，刘不同甚至反对领袖‘把国民党的民主组织变成独裁组织’，甚至要求领袖‘把控制权交出来！’——”

 

　　“刘不同这样说？”

 

　　“不，这句话是黄宇人说的。”

 

　　有人未听清，问：“黄什么？”

 

　　“黄宇人，”陈果夫冷冷说道：“是我们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军统局的高级人员。”

 

　　“他也说这个？”陈布雷一惊，双眉紧皱。

 

　　陈果夫作苦笑状，旋即说下去道：“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政治宣传都出现了，他们一切口号，都环绕着美国今天的一个中心。设法弄一班‘接管现政府’的人马，实现马歇尔所说的‘第三党’！”

 

　　蒋介石脸色大变，欲言又止；董显光微微一笑道：“不过我们也不必把这批人的活动看得太严重了，刚才我看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说‘美国现在发现了这些自由主义者，都并不怎么高明’，而且还说这批人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所以兄弟的意思，这批人防是要防的，但不必太那个，‘革新派’也罢，‘革新运动’也罢，连共产党都在骂他们是军阀政客和流氓，绝不会成事。”他感到失言，补充道：“共产党的话当然不足信，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话犹未完，蒋介石忽然问道：“对了，有一个什么教授在上海生病，谁去送药来着？”

 

　　“啊，”张治中道：“是罗隆基，南京美国大使馆听说他在上海生肺病，派了两个秘书，拿了一包肺病特效药去。”

 

　　陈诚却另有所感道：“兄弟感到今日之下，领袖的威信最重要。谁使领袖的威信减低，谁就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如果使领袖威信有损，便是使本党威望降低。这一次立法院开秘密会议，有人报告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兄弟认为甚为不妥。”

 

　　“谁讲话？”蒋介石急问。

 

　　“何应钦部长。”

 

　　“他说了些什么？”蒋介石急问：“是不是我已知道的这些？”

 

　　陈诚解释道：“卑职应该声明，绝非对何部长有所批评；何部长报告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其本意也许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旁人听在耳里，不免有所惊讶罢了。”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蒋介石再问。

 

　　“他，”陈诚搁出记事册朗读道：“何部长说，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国军有三百七十万人，拥有步枪一百六十万枝，炮六千门；共军只有三十二万人，步枪十六万枝，炮六百门。”

 

　　“现在呢？国军减到两百一十八万人，步枪九十八万枝，炮两万一千门，共军却有两百六十万人，步枪九十七万枝，炮两万两千八百门。何部长发表这个数字，在他只是检讨检讨，鼓励鼓励，但有人认为他这样说，等于公开了我们的不行。太平洋战争结束时，”陈诚把记事本放回口袋：“军事上是由何部长主持，他交出来的部队以及配备，有案可稽；可是时至今日，由兄弟负责军事之后，经过两年剿匪，剩下来的实力大不如前，对共军已经处于相当的劣势了，这是谁的过错呢？丢了谁的面子呢？贬了谁的身价呢？人人可以意会。”

 

　　客厅中的空气越来越低沉。

 

　　“这个还不算，”陈诚道：“可虑的事情出现了。何部长报告过后不到三天，白崇禧将军就发言了，他说：‘国军固然在有形的装备上占优势，而在无形的士气、政治等各方面缺点甚多，尤以战略上颇多错误，致造成今日之局面。’”

 

　　“谁负责‘战略上的错误’呢？大家都知道这些话的真实意思。我们可以记起来，不是曾经有几个立法委员指责过领袖，说连一团人都得由领袖自己指挥，因此弄乱了战略上的系统吗？而白崇禧将军在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时侯，曾经对武汉的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对于一切责任该由领袖负责这一点，说得特别露骨。他说：‘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并非共匪有三头六臂的惊人力量，而是政策的错误，助长了共匪的发展机会。过去两年纯粹是军事剿匪，结果是失败了，今后绝不能再粉饰太平，’他这种口气，同所谓‘革新派’黄宇人、刘不同之流是一致的。记得前几天合众社还在南京发出消息说：‘黄宇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政策都操在一个人手里，我们要求把这个权柄交给人民，这局面必须改革。’这种语气，不就是白崇禧将军或者李宗仁将军嘴边‘欲说还休’的谜底么？这个谜底，还有谁不明白么？”

 

　　陈果夫咳呛一阵，开口道：“陈部长的话兄弟很有同感。兄弟想建议一个题目：现在我们都知道谁在捣鬼，而他们的后台又是谁。这固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非要详详细细，清请楚楚研究不可。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底子再摸清黜一点，应付起来也更方便。”

 

　　陈布雷大点其头道：“是的是的，赞成赞成。”

 

　　蒋介石终于开口道：“我也赞成这个建议，到底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这个要由调统局给我多多搜集材料，限日呈报。不过我们也可以零零碎碎谈谈。我听各方面的报告说，美国人另有布置，你们也不必吞吞吐吐不同我说，我都知道。情报说他们想利用李宗仁领头，白崇禧、何应钦配合，娘希匹搞一个什么集团！”

 

　　“他们的手法很奸险，”蒋介石越说越气：“说是有一个新集团，以便万一我们不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上台；还有，他们同时大放谣言，在我们管理的地方，预先造成李宗仁他们总比我们开明一点的印象！”

 

　　“还有棘手的，美国人甚至公开暗示，一旦我们下合他们上台，他们就同共产党重开和谈，满足民间要求和平的愿望，你们说该死不该死！”

 

　　蒋介石胸脯急遽起伏，击桌道：“今天一切贬低我身价的阴谋，除了共党，都是美国人在策动和支持的，我们万万不能马虎了事，要振作精神，对付这批图谋不轨的家伙！”

 

　　“我看不会吧，”董显光道，“李宗仁如何活动，兄弟不甚清楚。但李宗仁对于反共，恐怕不亚于反对中央政府。因为这两者同他都是有冲突的。民国二十二年，杨东莼在桂林主持师范专科学校，李宗仁、白崇禧就说该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危害政府，就把已经毕业的第一二期学生集中南宁训练，说明了他们的防共以及集中营不比我们办得慢、办得差；所以今天有人看中了他，正因为他们也是坚决反共的缘故。”他咳声嗽：“因此，这个问题就很微妙，发展下去，结果如何倒很难料。我们之何有人说，与其将来任由李宗仁摆布，我们不如也来个杀手锏还敬一下，不过这办法不一定很好。”

 

　　听说对付李宗仁有“杀手锏”，众人精神一振，蒋介石急问：“是什么？”

 

　　董显光欲言又止道：“此人脑子有点差，他说的办法不一定能用。”

 

　　“不管是左是右，只要有助于大局就行，董局长说吧，反正在座没有外人。”

 

　　董显光透口气道：“我也是听来的，有人说与其等美国人把我们踢开，扶李宗仁起来对共和谈，不如我们自己同共党和谈。这个人说国共和谈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已经有过两次；即使是第一次，也没有关系。我看这个办法好象不妥。”

 

　　蒋介石闻言沉思，众人也默无一语。半晌，蒋介石道：“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们现在不谈。”他看看挂钟：“再谈一小时，看看李宗仁那边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吧。”

 

　　陈果夫道：“我曾经留心过，李、白的反共不比我们差，这恐怕也是美方企图利用他们的地方。民国二十二年打击杨东莼之后，二十六年借‘王公度叛逆案’杀死不少人，师范专科学校的师生崔真吾、陶保垣等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死的，二十七年，他又以思想问题拘捕了三十几名学生军；二十九年封闭新四军桂林办事处，封闭《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国际新闻社》与《生活书店》；三十一年在全省各地捕去左倾分子四百多，关在夹山、龙隐岩等防空洞里，由梁学基严刑迫供，逸仙中学两教员还悬梁自杀；三十二年抓萨空了；三十三年到现在反共不亚于我们。在三十年间，而且还派韦永成到希特勒德国；三十四年派程思远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据说是求学以备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借镜。韦、程二人是否为李、白所用，当然很难说；但他们这种心机，我们是不能不防的。”

 

　　董显光道：“不过从李、白方面的人事来看，他们问题甚多。李、白的特色是外省人不如广西人，广西人不如桂林人，桂林人又不如西乡人。大家都该记得，当李宗仁在武汉的时候，他的智多星王乃昌正是他的西乡故旧。当年监禁程潜和鲁涤平，就是王乃昌所设计的；待李宗仁退回广西之后，人事情形也一样，因此内部不断发生本地人与外江人之争，结果是外江人失败，例如邱昌渭、刘士衡都逼得走路，而白崇禧所引用的刘士毅、张定落、刘斐、潘宜之等人。也因为在广西吃不消，归队到我中央来了。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如能在他内部加一把劲，能不能收到奇效？”

 

　　众人闻言，一齐点头。连一向拘谨的陈布雷也开口发言道：“董局长说得很对，兄弟也想起一些事情来了。李宗仁作风不佳，不懂得历史上英雄豪杰们‘有所掳获，则尽以散诸士卒’的道理，往往计较自己荷包的轻重。例如三十一年广西绥靖公署奉命结束，大批干部——从第四集团军总部、第五路军总部、到绥靖公署，都渴望着那十年来储积的破旧汽车、旧车胎、油桶、被服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救济，结果大为失望。”

 

　　“李宗仁这种作风令人心寒，于是黄同仇、陈锡珖等人投效果老立老；韦赞堂等人投奔军校；甚至他姨太太的妹夫也拜托朱家骅先生弄了个省党委，李宗仁对这些事情无可奈何，伤脑筋极了，所以兄弟赞成董局长的建议，可以在他们内部中动手。”

 

　　蒋介石不安地问道：“是不是会嫌太晚了呢？”

 

　　“不会吧，”陈诚接嘴道：“我们再来看看，从民国十六年起至二十六年，李宗仁他们曾经不断地作军事的和政治的所谓反蒋，这是事实；抗战开始‘中央化’到现在不断和我政府中人明争暗斗，也是事实，我们一件一件来谈吧：十六年李、白、何联合以‘促成宁汉合作’的口号赞成领袖下野，那时候因为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口口声声要领袖下野。当时李、白对心腹参谋说，应付武汉那些元老比应付蒋主席容易得多了。这是十分明显的，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都是文人，莫奈他何；应付了蒋主席，他就能支配局面了。但他忽视了那些中央委员，轻率地解决了唐生智的部队侵占武汉，使得汪精卫之流和其他巨头心怀疑忌，他把第一军丢在江北，又使何应钦徬徨苦候，这一切行动都陷自己于孤立，因此转瞬之间，我们的领袖便以黄埔同志和中央党部的拥护而复职。”

 

　　“之后，领袖便自兼第一军总司令，跟着召集四个集团军的首脑举行编遣会议，提出加强中央部队削弱地方的办法不欢而散，于是李宗仁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

 

　　蒋介石打个哈欠道：“今天到此为止，改天我们再谈。因为大选的事情要花很多精力，大家分头忙去吧，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同时进行，小心李宗仁在我们内部组织什么自由主义的核心力量，大家要切实注意，不得松懈！”说罢散会。

 

　　正是：桂系如此而这般，只因有人作后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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