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6)

　　历代王朝倾覆前，总有些殉节的忠臣孝子，用自杀告诉世人，这个朝代还不赖。可惜，清朝实在不得人心，实在无道可殉。

　　好不容易出了个湖北按察使（分管司法的副省长）马吉樟，还把殉节演成了闹剧。

　　起义发生时，马大人听说总督跑了，很淡定。又听说巡抚和布政使都跑了，还是很淡定。

　　问题是家人和下人没他觉悟高，开始不淡定了。

　　马大人一面鄙视他们的觉悟，一面做出表率。他穿好朝服，抱起大印，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端坐正中，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马大人正气浩然地望着远方，相信那一刻，他心潮澎湃。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革命党没等来，倒来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人。

　　马大人不自在了——难道革命党忘了这里，一个也不来？

　　又过了会儿，马夫人领着众小妾来大堂探视，见马大人正襟危坐，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拉扯了出去。

　　至此，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铁血十八星旗冉冉升起。距离程正瀛的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传接力棒般，挨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下一步怎么走，吴兆麟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队官，指挥上千人马攻克都督府早已超出能力范围，接下来的摊子，以自己的威望震慑不住。

　　可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砍头的砍头，跑路的跑路，在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齐齐失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心骨把舵，革命的小舟随时可能在大风大浪里翻船，届时，大伙一块玩儿完。

　　蔡济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领导机构，否则，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内讧传统不难想象，群龙无首会迅速导致革命军陷入内乱。其次，推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以其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只有这样，武昌起义才不会被解读为寻常的士兵哗变。

　　众人想来想去，有资格担当起义形象代言人的，武昌就俩人，一个黎元洪，一个汤化龙（1874—1918）。

　　汤化龙出身富商家庭，天资极高，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后留洋日本，进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汤化龙回国，正赶上清廷在各地开设咨议局。

　　咨议局是历史的产物。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席卷开来，涌入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请愿活动。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八十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溥仪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主政后的第一次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定使宪政成立。

　　如果说国会是一款PC游戏，那资政院就是游戏的试玩版。由于该游戏研发周期过长（九年），连试玩版都迟迟不能上架。于是，游戏公司（大清）先行发布了试玩版的试玩版——咨议局，以纾望眼欲穿的玩家之渴。

　　咨议局就是省一级的资政院，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议长。

　　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之八九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进士和举人，但与以往不同，这帮人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比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强。

　　咨议局作为省一级的民意代表，经常和巡抚对着干。矛盾闹到中央，资政院（1910年开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跟军机处对着干。

　　因此，咨议局在地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武汉为例，在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期间，组织成立了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配备两千杆德国毛瑟枪，待遇比当兵还好。一遇全国有啥风吹草动，还时不时组团到总督衙门外游个行请个愿，完全一副地头蛇的架势。

　　起义爆发时，汤化龙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五个月前，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仿效议会制国家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十三个阁员里九个是满清贵胄，只有四名汉族官员——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彻底寒了改良派的心。

　　对此，梁启超愤然指出，皇族内阁的设立将使以后的字典“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把改良派旗手生生逼成神算子，也算专制政府的一大特长。

　　当然，革命士兵告诉汤议长，改良行不通可以革命嘛。汤化龙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咨议局。

　　刚刚就座，熊秉坤等人便开门见山，要推举他做都督。

　　汤化龙赶紧起身，摆手道：“兄弟一向拥护革命，只是瑞澂逃走后必然电告朝廷，派大军攻打武汉。在下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时局不明，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

　　黎叔上贼船

　　吴兆麟早就看出文弱的汤化龙不是带兵的料，不再为难他：“打仗还是得找个在军中有声望的人，我认为黎元洪最合适。”

　　蔡济民马上附和：“黎协统据说还在武昌城里，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找。”

　　蔡济民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因为和黎元洪是老乡，都是湖北黄陂人。

　　也许是平日里注意攒人品的缘故，黎元洪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做过严复学生，受过张之洞赏识的老好人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逢迎上级。

　　靠巴结荣禄上位的陈夔龙在当湖广总督时，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的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反观黎元洪，仅送几块钱作吊仪，吝啬至极。

　　黎协统要真是穷鬼，陈总督还想得过去。问题是没过多久，汉口慈善机构筹集善款，黎元洪一出手就是三千大元，非常豪爽。虽说时人交口称赞，但陈夔龙却从此深恨黎元洪。

　　可惜，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太好，生活作风也无可挑剔，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陈夔龙始终无从下手。

　　1906年，黎元洪奉命督师，率兵镇压萍浏醴起义。部队开拔前，他召集属下军官，说：“我们打仗，一定要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有政治诉求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而应设法劝说，使其自行解除武装；如果是以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则应坚决予以消灭！”

　　可见，黎元洪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思想进步不代表支持革命。坐到协统的位置，也算既得利益者了，清廷若垮台，吃了的还得吐出来，谁也不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因此，当一个革命士兵兴奋地爬上协部的营墙，大喊“反动”口号，被卫兵擒到黎元洪面前时，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将之捅了个透心凉。

　　威武的姿势没摆多久，就让地动山摇的屋子给打乱了。南湖炮队轰完总督衙门开始轰协部。

　　参谋副官个个想逃命，力劝黎元洪“暂避”。

　　黎元洪见人心都散了，坐在这挨轰也于事无补，就跟参谋刘文吉回家换了身衣服，跑到附近一个下属家躲避。

　　第二天一早，黎元洪担心家里的积蓄被哄抢，派火夫去取。结果，火夫在搬运财产的路上被马荣和程正瀛盯上，二人带着一排士兵，跟踪其找到了黎元洪。

　　垂头丧气的黎元洪被“请”到楚望台。

　　革命士兵一字排开，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吴兆麟从人群中闪出。黎元洪见到老部下，心中稍安，责怪道：“你学问好，资历深，为什么跟他们胡来？”

　　一旁的马荣闻言暴怒，拔刀欲砍，被吴兆麟喝止了。黎元洪知道他二人在演戏，盯着吴兆麟，等他说话。

　　吴一脸苦相，为难道：“协统大人不要生气，昨夜厮杀，戾气过重，大家都还没缓过劲来（别惹我们）。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岔开话题：“武昌孤城一座，朝廷很快大军云集，你们打算如何抵抗？”

　　吴兆麟开始忽悠：“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不日即到。”

　　吴兆麟敢这么吹，肯定是听熊秉坤说的。熊秉坤是听文学社说的，文学社是听共进会说的，共进会是听居正说的。居正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和孙武过从甚密。

　　黎元洪也不深究，继续问：“瑞澂等人就在军舰上，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退守湖南，同盟会的焦达峰即将在长沙举事。”

　　又是听孙武说的。

　　黎元洪叹了口气，骑上士兵牵来的马，极不情愿地同吴兆麟往咨议局的方向揽辔而去。

　　咨议局坐满了人。黎元洪入座后，汤化龙起身抱拳拱了拱手，对众人道：“汤某全心赞成革命，但毕竟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因此，都督是当不了了。其余诸事，在下尽全力帮忙。”

　　在场之人，心领神会，都把目光落到了黎元洪身上。

　　黎元洪愁眉苦脸地缩成一团，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喃喃道：“莫害我，莫害我……”

　　蔡济民怒了，拔枪在手，厉声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殉难的弟兄！”

　　众人无不作激愤状，大厅外的卫兵也嚷嚷着要进来一枪崩了黎元洪。吴兆麟见戏演得很成功，黎胖子额上都渗出汗了，便俯身在他耳边道：“再推三阻四，酿成大乱，我也保护不了您。”

　　黎元洪脑袋一耷拉，算是默许了。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第二天，一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贴满了武汉。

　　武昌街头，万人攒动，百姓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激动异常。以往都是革命党小打小闹搞恐怖袭击，现在连清政府的高级军官都反了，大家顿时觉得推翻天朝不是没有可能。

　　但黎元洪不这么想。

　　专制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第一要诀就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你永远不知道高层那帮人在忙什么。

　　然而，参加过两次清廷秋操（军事演习）的黎元洪知道。

　　六年前那场在河南彰德举行的演习，让黎元洪见识了北洋六镇昂扬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段祺瑞那犀利的目光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屋外的普天同庆就像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世界，顾虑重重的黎元洪愣愣地望着北方。

　　汤化龙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发布消息。

　　他的计划比蔡济民更周密。一面以瑞澂的名义急电各省督抚，用形势危急等措辞动摇敌心；一面致电各省咨议局，将这帮被清廷推到革命派家门口的改良派议员拉进来。

　　当蒋翊武把通电文稿送请汤化龙审阅时，汤摇头告诉他，明码是发不出去的，各省的电报局都掌握在清廷手中，要发必须用密码。

　　密码本在督办八省膏捐大臣（烟草专卖总局局长）柯逢时手上，以往咨议局发电，都得去土膏捐局找柯逢时。

　　汤化龙叮嘱蒋翊武不要为难柯逢时，以礼待之，自能要到。

　　又一场吊民伐罪

　　10月13日，电报均已发出，革命党开始炮轰死赖在长江上的楚豫舰。交火两小时，瑞澂不敌，命陈德龙将船开往下游。

　　这事对黎元洪触动很大，海军出身的他没想到楚豫舰竟如此不堪一击。看来，这世上最狠的不是船坚炮利的，而是敢玩命的。

　　敢玩命没弹药也没用，新军长期面临的就是弹药短缺的严峻现实。

　　本来，自打有了新军，淮军余部就被缩编为巡防营（武警部队），不受待见。可随着安徽、湖南的新军叛乱，军队的忠诚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地方大员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结果便是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显现：统治阶级原本用来救急的变革利器，却最终反噬己身。这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推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防范并没有帮助清廷消弭祸患，控制弹药的猥琐行为反而让更多的新军士兵对政府离心离德。

　　黎元洪不能彻底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弹药不济，但这点顾虑在革命党打跑楚豫舰后烟消云散，他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大有可为。

　　对付骑墙派要趁热打铁。蔡济民看出黎元洪立场有所动摇，就和蒋翊武一起撺掇他剪辫子。

　　生活就像变速自行车，有的挡很多人从来没用过。黎元洪突然想尝试一下，他不再拒绝。

　　剪辫后不男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个光头。

　　蔡济民哈哈大笑道：“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了照镜子，也忍俊不禁：“我看像个弥勒佛。”

　　不久，美国驻汉口领事特来拜会，当问及中国将来实行何种政体时，黎元洪干脆地回答道：“共和政体！”

　　既然木已成舟，何不拼死一搏？

　　在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一改往日猛打酱油的面目，郑重表态：“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他重拾领袖风采，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动员，准备迎击清军。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不胫而走，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