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2)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马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也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公务员袁树三怎能不压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发源于安徽的农民暴动）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不过，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无比汗颜。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七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世凯是家族里的红人，因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军根据地。捷报传来时举族欢腾，这个似乎预示着荣耀和祥瑞的婴儿后来被取字“慰庭”。

　　对袁家子弟而言，宽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执兵刃，参加家乡组织的团练，建立军功。

　　捻军的势大造就了一个遍布刀光剑影的狼族。一次，袁保庆率军抢回被捻军占领的地盘时，心狠手辣地将俘虏全部处斩。

　　诸如此类杀伐决断的场面，充斥着袁世凯美好的童年。五岁就站在袁寨碉楼上观赏抗捻保卫战熏陶渐染出的是一颗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和对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坚实心体。

　　小朋友们玩耍时，袁世凯最爱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让人不得不对处女座男生重新审视。

　　捻军全灭后，养父袁保庆带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可谓悉心调教、视若己出。

　　然而，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从家里偷银子找拳师拜师学艺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毕竟人在生理尚未发育的前提下就已经自觉组团参观过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请假，然后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师路过时，袁世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

　　见到这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就跑。袁世凯则拍手大笑。

　　对于此类劣迹，袁保庆从不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终其一生，他都忘不了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话：

　　官场如戏场。善做戏者，忠孝节义都能演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要是连这样的好角色都没有，官场岂不为优伶（戏子）所窃笑？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势同水火，袁世凯以养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两边讨好。

　　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十三岁，显然难当此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的五人名单里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给子侄的家书中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曾国藩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七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十九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二十六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简历异常华丽。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结果，怀揣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海归见海归，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弟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訢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

　　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刻帮容闳请封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儿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和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硬顶：“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空气凝滞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见状大呼，说恭王要打她。一帮宦官涌了进来，将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满汉分歧，选贤任能，却无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议政王一职本非常设，早在乾隆年间就被废除，却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变”中作为政治回报戴到了奕訢的脑袋上。

　　然而，彼时的超擢此时看来是何等碍眼。慈禧宁可断送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绝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亲王重臣的反对声中，奕訢保住了军机大臣之职，却被慈禧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滥俗的迪士尼动画一样，年老的国王看中了两个皇子，稳重的皇四子奕詝（zhu）和聪慧的皇六子奕訢。

　　随着国王日渐老迈，表面的祥和已无法掩盖暗藏汹涌的帝位之争。

　　一天，圣躬违和的道光急召两个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

　　二皇子各求教于师。

　　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让他抓住机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论才气奕詝不敌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传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诚。”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欢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炼成的。就像保罗·纽曼七次被奥斯卡提名却直到六十多岁才捧得小金人一样，奕詝苦练的演技，终于在“南苑狩猎”一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

　　道光命诸皇子校猎，显然是为了考察武功。临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边密授机宜。

　　到了围场，大家都很high，奕詝却席地而坐，不仅不发一矢，还约束随从不得捕猎。

　　当天，奕訢捕获最多，正顾盼自喜，却发现奕詝又坐在那装，便走过去询问。奕詝一句轻描淡写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

　　到了晚上，道光见奕詝两手空空，问他何故，奕詝开始大飙演技：“现在是春天，鸟兽生育的季节，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

　　道光大喜，连夸奕詝有“君子之度”。

　　这是一个迷恋道德表演的国度，爱新觉罗家重复的无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实效而轻虚名”著称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选了貌似德胜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则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奕詝在崇尚简朴不事张扬的道光面前扮猪吃虎了。

　　以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反击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詝变成了咸丰。

　　咸丰无愧其死后“文宗”的庙号，扎实的基础教育让他当个翰林院修撰不成问题，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深植于最高领导人心间终非国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强清者虽远必诛”的愤青样当不了饭吃，还反受其辱（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愿签订城下之盟，跑到热河躲起来，还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问题是不怕他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还有振作的希望。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un）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奏对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砷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见时关照道：

　　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

　　一、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二、赐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

　　四、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顶层设计再缜密，也伤不起人治传统的无敌。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訢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大清的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儿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时年二十八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辖的总税务司则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岁的斌椿和十九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