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1)

　　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向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五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二十七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满了屈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后来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延绵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会几个天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墙壁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其实，在以吏为师的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间，画家王翚（hui）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赞为“深得北宋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孔子焚膏继晷地吹捧尧舜禹，即使这三人的事迹怎么看怎么像神话。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u）一语中的：

　　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

　　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一天要换六七个场子，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八个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活跃无比的社会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单单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四十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二十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动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为人民币服务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