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5)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带路党。毕竟其回国后辞去了在海关收入丰厚的工作，苦思救国之道。

　　诚然，他的某些主张确实过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书生气。这个民族实用理性了几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径，其结果却是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弯路。

　　《论语》摆出一条条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训，凭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启超看来完全是“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为清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艺双馨的影帝，时不时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点，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然而，他们到底制定和执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无所知。

　　同样喜欢仰望星空的还有康德。这个对欧洲影响极大的哲学家认为有两件事让他越想越觉得神奇，充满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这么一个把人性解剖到极致、对伦理学研究极深的人，也从不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通过提升道德来实现天下大治。毕竟草民君主，皆怀私心，康德认为唯有宪政和民主才会迫使他们彼此制约，难以作恶。

　　当然你会说，人毕竟是感情动物，通过文化来正面引导不是更好吗？的确，宋朝的小孩在听评书时，听到刘备败了便“频蹙眉”，听到曹操败了则“喜唱快”，貌似爱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更乐于接受现成的答案。”

　　悲剧的是，这些答案往往是错的，至少是偏颇的。一个天天看《非诚勿扰》的人还会相信中国女人不拜金吗？但现实中爱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没有。

　　这也是被错误答案给坑了。

　　在一个枪稿软文满天飞的时代，引导之难在于引导者会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众引上歧路。

　　女人对钻石的喜爱和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需要别人告知。于是，广告中的明星不厌其烦地引导说你需要钻石，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拥有，因为它意味着天长地久。

　　引导之难更体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如果做爱没有一种让人爽到飞的感觉，谁会乐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没有了繁殖的冲动，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绝种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对同类的恻隐之心使人类超越了兽性，但欲望又将他们打回了原形。人性之复杂端赖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进。西汉的路温舒曾在《尚德缓刑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言论，即便是胡说八道、诽谤朝廷，发言者也不应该被定罪。因为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面世的机会。

　　由于辞藻过于华丽（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此文还光荣入选《古文观止》。

　　早在汉朝，路温舒就开始探讨言论自由的问题，又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可惜，两万年都没用。对一个政府，不要看它说了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不过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言论自由得以在美国实现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长期众口难调的文化氛围又使美国人达成了“中性原则”的共识，即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和他是好人坏人没有关系，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论也毫不相干。

　　于是，一种默契建立了起来：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古代中国几不可见。其实，稳若磐石的体制或许对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意义重大，但并非不二选择。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形的汉字里，西方文明的逻辑性体现在排列组合的字母中。几千年来，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却仍未推导出有实质进步的制度。容闳敏锐地看到，再拖下去不过是将今天的问题留给子孙，多几代人受罪而已。变，已成定局，无可阻逆。

　　这场讨论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轻轻振动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其喜爱。

　　张亮基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

　　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

　　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毕露。十二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在盐法道任上去世。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十四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童年铁定悲催了。

　　1876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

　　袁保龄给多动而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袁保恒的眼光是极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十七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十六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

　　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为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渐冷淡。

　　完婚后，袁世凯赴京继续攻读。

　　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镜头中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7）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此时的他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到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

　　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灾民早就不知死了几拨人，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i）之。”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三个月里，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