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6)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曾国藩、刘统勋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俩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他彻底心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现在的国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非政府组织，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愤青所言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功不可没。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二十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虑，万物扰心，心智俱灭。

　　以陕西粮道为例。该厅局级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达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无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儿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hu）、侧拖、虚推……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差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刻带来的却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袁世凯缓缓起身，踱至门前。

　　大雨溅起的泥水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戏水的儿童，跪谢上苍的老人，喜极而泣的妇女……

　　而同时，他们又是失去亲人的孤儿、鳏寡和遗孀。

　　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陶渊明的歌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人们啊，早早安息吧，因为亲人的悲痛也不会持续太久。活在中国，是一种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难也只能化为前行的动力，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草民或许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装着一个书名：《活着》。

　　而从全知视角看，那些怀揣着自私与虚伪，在荒漠中自相残杀的人们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怜！

　　雨水模糊了袁世凯的双眼，眼前出现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

　　一个知县，把锁链戴在手腕和脚踝上，步履艰难地穿过县城，去城郊的龙王庙求雨。庞大的人群默然无声地跟在他后面，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帽；

　　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妇乘坐渡船，犹豫着要不要把怀里的婴儿扔进河里。最终还是母爱占了上风，她神色悲苦地将婴儿紧紧搂住；

　　几天后，又是这个女人，在一个妇女买卖市场。买主都是从灾情较轻的地方来的男人，对“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带孩子。女人被一个光棍相中，喂完最后一次奶，难舍难分地搁下了孩子……

　　饿殍千里。

　　惨象，使袁世凯目不忍视。狂风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泪。

　　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脚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即使强大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动其文化根基。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为深重的苦难莫过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伦悲剧却屡见不鲜到让国人可以视生死如儿戏。

　　紧闭的双眼终于屏蔽了幻觉，袁世凯的耳边又荡漾起幻听。

　　在这片法度凌夷道德沦丧理想崩溃真爱无踪的大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个人，每条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许幸福。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你曾经如此坚信光明，正如你现在如此笃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堆砌的过程中，大人无德、中人无耻、小人无赖。各种荒诞不经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里？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岁）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作于十四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不了解大头。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

　　托尔斯泰评价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时说：“它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

　　自由的口号成了杀人的理由，专制的暴政变为革命的暴政。

　　怎样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剑封喉地杀死清廷，缔造共和？

　　顶层亡清。

　　当这四个字在袁世凯脑海中闪现时，一道闪电划破了黑云笼罩的天空。

　　他微微颤抖，胸口起伏，直至放声大笑！

　　袁世凯，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们先行。你说过，要是你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愿立功，你的志向是“万里江山眼底横”。

　　然而，这毕竟是一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且黑暗的政治机器。“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作于十二岁），怎么办？

　　黑洞吸纳一切，将万物碾成齑（ji）粉。我却要与黑洞同黑，融为一体。在遵循其运作逻辑，从内部窥测到全貌，纤毫毕现后瞄准破绽，一击毙命！

　　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门，用大头后来的话说，类似于拔树：

　　专用猛力，拔不出树根；过分去扭，树根又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后，不必用大力气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拔起来不容易。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松动，自然会被拔出来。

　　雨停了，云开见日。

　　阳光把袁世凯的脸庞映得绯红，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无黑暗的时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转身时，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对中，静谧被隐隐传来的吟唱声打破：

　　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泽与长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这是袁家陈陈相因的祖训，而直到袁世凯的出现，才被赋予了新义。

　　“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作于十六岁）

　　杀人者，满清也。

　　死者的名单，罄竹难书！

　　孙承宗、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李定国……

　　在明末所有名将里，只有李定国的军队敢和八旗铁骑打野战；只有李定国击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有李定国能一条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后还同满清缠斗。

　　南明“监国”无数，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云，只要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战至山穷水尽的李定国最终死在了中缅边境，临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