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7)

　　曾国藩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想不对，马上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mo，蛮族），断不会有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力，你再怎么虚强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总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曾国藩驭将，最贵推诚，认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jie，揭人之短）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就像一些官员，明明自己就是历史的阻碍，还大谈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赌全占，还自诩信佛一样。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李鸿章处世，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甚至其师曾国藩也要让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攻打苏州（太平军），其间收到曾国藩的调令，要拨猛将黄翼升去河南助战。

　　李鸿章战事吃紧，拒绝奉命。曾国藩大怒，以“参办”相威胁，谁知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无动于衷，把《挺经》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罢。

　　类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论辜恩负义，李鸿章绝对榜上有名。

　　问题是他立场虽坚，表面上却一口一个“吾师”，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地顶撞曾国藩，把“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没了脾气。

　　然而，知退方知进。没有全局观，何谈大智慧？

　　为了争得平定洪杨之乱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便孤军挺进到南京城下，结果打了三年还没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烦，命李鸿章会攻。

　　李鸿章当然清楚曾国荃的心思。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拖了几个月，终于挨到曾国荃攻占金陵。

　　曾国藩颇为感动，在李鸿章前来拜会时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准备行参见大礼的李鸿章，道：“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确实长袖善舞，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残喘。

　　朝鲜已在大鸟的胁迫下宣布独立，袁世凯处境堪忧。东学党、带路党，哪个党不想取他性命？

　　大头接连致电北洋，要求撤退回国，皆不许。

　　7月7日，天气晴朗，袁世凯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这一天，慈禧用圣旨断绝了他降旗回国的念想。

　　大头病倒了。

　　连日来，驻朝的西方使节在街上遭到日军殴打的新闻层出不穷，搞得中方雇员都不敢再上班。

　　最后，使馆只剩下两个人在办公，一听说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留都留不住。唐绍仪身兼译电交涉数职，眼见袁世凯高烧不退，馆内医药并乏，不禁心忧如焚。

　　去还是留，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走，再容易不过。情势所迫，当能谅解，治罪下来，多半是“永不叙用”。

　　然而，一想到这四个字，袁世凯的心脏就忍不住颤抖。绝意于仕途也就绝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说权力赐予的快感和虚无带来的麻木都没能让你放弃理想，那么，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轻时代，可是它离去了，除了衰老，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洁净的灵魂，可是它离去了，除了执念，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可是她离去了，除了被击碎的自我，被装裱的哀恸，什么也没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终还是会消散。死神会来收割关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场虚情假意的葬礼，什么也不会留下。

　　唯一不会离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罪孽。你在废土的各个角落看见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

　　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

　　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

　　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

　　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

　　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

　　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应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其迫害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

　　晚走二十分钟，袁世凯必死于化装成东学党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头对于日本，常怀国仇家恨，任何关于他勾结日人出卖中国利益的谣言，余不信也。

　　四天后，日本策动朝鲜宫廷政变，建立亲日政府，唐绍仪走避英国使馆。

　　一年后，闵妃被日本人暗杀。三年后，大院君抑郁而终。朝鲜宣布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80年，袁世凯踏上朝鲜半岛的两年前。

　　这年八月，朝鲜派金宏集访日，解决自四年前《江华条约》签订以来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著名诗人黄遵宪时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在会见金宏集时将自己所著的《朝鲜策略》传给了他。

　　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关税等常识，鼓励朝鲜开化自强。金宏集万分感动地将书带回朝鲜，呈给李熙。

　　十几年后，李熙终于实现了独立的宏愿。然而，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军进攻牙山，叶志超、聂士成不敌，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鸿章见势不妙，已急调左宝贵（1837—1894）和马玉昆等四路清军驰援朝鲜，进驻平壤。叶志超作为败军之将，竟谎报军情，称“牙山大捷”，把光绪高兴得一激动委任他为平壤两万驻军的总帅。

　　上谕送达平壤，众将皆惊，叶志超最惊。

　　盖因清朝的军制比较弱智。

　　陆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下辖四哨，每哨八队，每队十人，另有一护卫营官的亲兵哨，辖六队。故每营有官兵共计五百人。

　　这还比较正常，不正常的是营官之上的“统领”。

　　仅仅相差一级，统领竟然统率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营，然后几个统领再归一个大帅管。

　　营官不过是下级指挥官，能冲锋呐喊，小股侵扰即可。而统领却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战局的能力。

　　像叶志超这样从营官升上去的统领，守个牙山已力有不逮，现在又跃迁为几路大军的总帅，这不是架在火上烤吗？

　　左宝贵和马玉昆都是老资历了，又分属不同的系统。别提组织大型会战了，镇不镇得住场子都难说。

　　叶志超慌了，四处乞辞，希望皇上另择高明。

　　他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李经方本是李鸿章四弟的儿子，过继给了他当长子。叶志超显然是想借这张虎皮来震慑平壤诸将。

　　问题是李经方一介文官，从未上过前线，对此深有体会的张佩纶力劝李鸿章不可。

　　李鸿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刘铭传（“英姿飒爽如铭传，或有法制耳”）。以其资历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负所托。

　　可惜，刘铭传既对官场失望，又对清廷绝望，且两耳聋、左眼瞎，已成半个废人，无法出山。李鸿章只好回复叶志超：

　　方儿没有带兵的经历，我亦不便内举不避亲。弟唯一力承担，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叶志超的蜕变是淮军衰落的样本，早年随刘铭传镇压捻军时的神勇已如明日黄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天天与诸将喝酒，等着日军来打。

　　其实，叶志超的可恨之处要和李鸿章的捉襟见肘对比着看才能显现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前线各省的八旗和绿营加起来有二十万。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这帮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国足射门一样不靠谱。

　　因此，李鸿章在奏折中压根儿不提这些废柴，而是统计了驻防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军，计有铭军（创始人刘铭传）、盛军（创始人刘盛藻）、毅军（统领宋庆）和庆军（统领张光前）共五万人马。其中一多半担负着守卫炮台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随意调动，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属于陆军精锐的全部家当。

　　问题是满朝文武，像叶志超这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还有很多，比如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和户部尚书翁同龢。

　　两大清流领袖左右鼓噪，主题只有一个：撤换应战不力的李鸿章。

　　相较而言，李鸿藻的主战意识更为纯粹，翁同龢则掺杂着对抗慈禧的政治诉求。“翁门六子”（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已集结完毕，像全真七子摆好了天罡北斗阵，只待李鸿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园颐养，助光绪独揽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