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甲午风云(1)

　　走向海洋

　　主战派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和派。在对外决策上，和后人被误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慈禧一直是激进分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是懿贵妃的慈禧一度代咸丰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并晓谕中外，悬赏杀敌，无论军民，明码标价：

　　斩杀一白夷，赏银一百两；

　　斩杀一黑夷，赏银五十两；

　　击毁夷船一艘，赏银五千两。

　　慈禧的问题在于，其激进总是慷他人之慨，像天皇那样用私帑买军舰的高尚行为在她这儿基本不用指望。

　　知行不一是中国的痼疾。政客们成日高谈阔论，而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立刻陷入停滞。

　　而刚刚说完“今天（六十大寿）让我不高兴的人，我要让他一辈子都高兴不了”，蕞尔日本就直不愣登地跑来挑事，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不迅速灭之，都没心情吹蜡烛。

　　其实，建立这种自信的基础并不牢靠。

　　年初时李鸿章检阅海军，发现问题一箩筐。

　　第一，航速普遍比日舰慢；

　　第二，没有快炮。快炮和慢炮的区别在于快炮的发射火药是无烟火药，相比于慢炮的黑火药，发射后没有呛人的烟雾，无须等待硝烟散尽即可进行填装；

　　第三，整体技术落后，十年不添一船一炮。十多年前购自英国、严重老化、基本没有装甲防护、船速一快海水就倒灌炮房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还编在主力序列。而日方军舰则基本是1890年以后的产物。

　　阅军归来，李鸿章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这份水分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最高的政治正确是慈禧的大寿，不管海军实情如何，作为大寿献礼，报告必须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紫禁城已不可能对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

　　然而，战争的主体是人。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李鸿章聊以自慰的只剩下“千舰易买，一将难求”了。

　　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校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一手创办的。

　　当年，李鸿章因海防问题和秉持塞防的左宗棠吵翻天时，绝想不到自己的老对头为建设海防留下了一颗弥足珍贵的种子。

　　马尾一期的佼佼者当属严复（1854—1921）和刘步蟾（1852—1895）。

　　开船在学贯中西的严复看来是雕虫小技，不屑为之，但对刘步蟾来说却是终生的追求。

　　《清史稿》曰：

　　华人明海战之术，步蟾为最先。

　　留英三年，学业猛进，时年二十，英姿勃发。回国后即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提出加强海防、建设海军的可行方案，深得李鸿章赏识。

　　采购定远、镇远时，刘步蟾率十多个船工赴德监造。船成后奉命接舰返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居总兵，仅次于提督丁汝昌。

　　当然，中间还隔着一个副提督琅威理。

　　但在有留洋背景的刘步蟾看来，琅顾问不过是个摆设。

　　1890年，定远号访问香港。丁汝昌因公离舰，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以示主权在我。琅威理不服，觉得有他在船，提督旗不能降。

　　官司打到北洋，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直接把琅威理气回了英国。

　　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焕然一新的日本海军强烈地刺激了刘步蟾，回国即面见李鸿章，要求添购战舰。

　　李鸿章未置可否，刘步蟾慷慨直言：“平时不备，一旦偾（fen，败）事，咎将谁属？”

　　史称“四座悚然不已”。

　　清末的海军是最时髦的兵种。威海和旅顺的海军俱乐部里，酒吧舞厅应有尽有，刘步蟾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很洋派，这要换了翁同龢，估计早就摇头大骂“斯文扫地”了。

　　斯文没有拿来扫地。从《北洋海军章程》到海战的法规号令，无一不出自刘步蟾之手。

　　当然，也离不开李鸿章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

　　除刘步蟾外，马尾船校还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海军专才：铁甲舰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正二品总兵），巡洋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从二品副将）、来远管带邱宝仁（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副将）以及经远管带林永升（副将）。

　　1877年，一批青年才俊登上了去往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邮轮。

　　海鸥翩跹，浪花滚滚，青年们在临别词中写道：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

　　十七年后，1894年7月25日的黎明，当方伯谦站在济远舰主桅的望台上，携带国产舰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赴朝增援时，不知是否还能忆起当初的誓言？

　　济远是和定、镇二舰同批订购的德产巡洋舰，吨位2300，航速15节（1节=1852米\/小时），炮20尊，编制200人。

　　福州造船厂出品的广乙号则要小得多，只有1000吨，配备三门德国名炮克虏伯，编制120人。

　　广乙号和她姐姐广甲号、妹妹广丙号同属广东水师。

　　彼时的四大水师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基本按当年薛福成的建议分布，福建水师中法战争时被张佩纶败光了，南洋水师常年疲软，只有北洋和广东尚能一看。

　　论财力，广东水师当然拼不过北洋，所以人走的是技术流。

　　当年五月，“广氏三姐妹”参加北洋水师的会操，因身形灵活，命中率高，广丙舰管带程壁光（正四品都司）又毛遂自荐，三舰便被编入北洋效力。

　　此刻，见陆军已登岸完毕，二船准备返航。刚开出汉江口，迎面驶来三艘日舰。

　　丰岛之战打响。

　　喋血丰岛，黄鼠狼落跑

　　敌舰的吨位告诉读者这将是一场恶仗：吉野4100、浪速3600、秋津洲3100。

　　果然，一上来济远就中弹了。大副沈寿昌脑浆迸裂，溅了方伯谦一身，二副柯建章胸口被洞穿，当场毙命。

　　真人版《怒海争锋》吓傻了方管带，他定了定神，见甲板上水兵死伤无数，当场打算逃跑。

　　广乙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矫健，迅速超过济远，直扑日军先导吉野。

　　广乙管带林国祥十年前参加过坑爹的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犹在眼前。于是，一朝被蛇咬的他此番出发前专门跑去问丁汝昌：“如果日舰中途截击，该当如何？”

　　丁汝昌告以四个字：“纵兵回击。”

　　有您这句话就放心了。

　　当然，这个问题由林国祥而不是护航总指挥方伯谦问出，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广乙的吨位不足吉野的四分之一。16节的航速虽不低，但跟号称世界第一快的吉野（23节）比还是黯然失色。

　　果然，吉野一个急转舵，画了个大圆弧，避开了广乙。

　　广乙不跟“韦一笑”比轻功，直咬航速较低的秋津洲。双方在近距离猛烈开炮，海面黑雾障天，难分敌我。秋津洲赶紧拉响汽笛，以免和后方的浪速相撞。

　　广乙趁机将鱼雷管瞄准了秋津洲，刚发出预备口令，敌舰的一发炮弹正中广乙舰首的鱼雷舱。

　　当硝烟散尽，秋津洲茫然地发现，广乙不见了。

　　浪速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则惊恐地发现，广乙竟鬼魅般出现在自己尾后，相距不过三百米。

　　离一艘鱼雷舰这么近，东乡平八郎分明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

　　要不是广乙的鱼雷发射器被打坏，东乡难逃一死。

　　浪速横过身子，舷炮齐发，秋津洲也赶来助阵。两舰快炮短时间内倾泻了六百发炮弹，广乙官兵伤亡七十多人，力不能支，航速明显下降，转舵朝浅水区退避。

　　日军欢声雷动，刚激动了两分钟，广乙还击的炮弹即命中浪速，摧毁了船上的备用锚。

　　愤怒的东乡准备追击，却接到吉野要求转向合围济远的信号。

　　被水手亲切地称为“黄鼠狼”的方伯谦，最大的优点是圆滑和惜命，以至于济远的逃跑也充满了黄鼠狼的风格——边跑边打。

　　愤怒的水手王国成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在舰尾操控150毫米炮接连命中吉野，打得坪井航三（吉野舰长）放慢了航速，向浪速和秋津洲求援。

　　正好怡和洋行（英）的商轮高升号载着一千淮勇，带着木船操江号，往汉江驶去。

　　高升挂着英国国旗。用这种方法运兵的确掩人耳目，但挡不住侵略者的如狼似虎。

　　擦肩而过的同时，济远升起了日本国旗。很多人据此认为“黄鼠狼”想投降倭寇，这一点确属冤枉，人是为了示警。怕死归怕死，却不一定要当汉奸，毕竟妻儿老小还在故乡，田产家当尚在岸上。

　　高升立刻转向，却因航速不敌，被吉野拦下。

　　日军强迫英籍船长离舰，并发炮恫吓。英国船员见交涉无果，只好随日军上了吉野。

　　了却了后顾之忧，吉野当场击沉高升。淮勇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军竟以机枪扫射，一时间白浪皆赤，流血漂橹。

　　济远跑得比兔子还快，已然消失在海平线。广乙开到浅水区，日舰吨位大、吃水深，追过去铁定搁浅，只好鸣金收兵，挟持操江而去。

　　由于失火严重，上岸后，林国祥命人摧毁广乙以免资敌，并在朝鲜官员的帮助下撤往平壤。

　　丰岛之败传到北京，主战派又激动了，抛出一条挑战人类智商极限的方案：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

　　在翁同龢的煽动下，恨不得抡袖子御驾亲征的光绪罢了丁汝昌的官。李鸿章泣血上奏，慈禧出面干预，才改为留职察看，戴罪立功。

　　天天被人骂“怯懦避战，纵敌养寇”，丁汝昌极其憋屈，多次向李鸿章请战。

　　李鸿章一面安抚下属，一面上书光绪，说海军停购船炮久矣，技术落后，同倭舰驰逐于海上，胜负实未可知。与其负气一掷，不若令之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防守震慑。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了解眼下的局势。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海与黄海。其东端是双方争夺的目标朝鲜；西端是清廷的心脏北京。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和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

　　两相比较，清廷的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交通。朝鲜一公里铁路都没有，大清国全境也只有四百公里，这还得算上刘铭传在台湾修的一百公里。往朝鲜方向的铁路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必须步行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

　　日本的铁路则早已超过三千公里，加上海运，行军速度远超清军。

　　当然，中方也可海运，在威海上船，横穿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岸，但这样做的结果丰岛之战已经告诉读者。

　　日军的优势在于既可利用快船骚扰朝鲜半岛西海岸，又能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之外的东海岸登陆，对驻朝清军实施南北包抄。

　　更糟的是货币。中国用银，朝鲜用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银子在朝鲜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国内的一半。李鸿章不得不一边部署军事，一边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平衡物价。

　　其实，清军并非毫无胜算。

　　李鸿章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北洋水师，而是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系统。

　　除了旅顺港和威海卫，还有天津的塘沽口。三大要冲，互为掎角，固若金汤，拱卫京师。

　　依托这套完善的海防工事，李鸿章的方略明白无误：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派北洋舰队巡游渤海、黄海，威慑日军，使其不敢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发动奇袭和登陆。

　　这样一来，不管日本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卸了多少兵，也只有正面推进，从鸭绿江打进中国。

　　而只要拖上三四个月，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耗死日军并非难事。

　　控而不发、保船制敌的根本目的是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毕竟日本的经济实力有限，还因连年扩军负债累累，李鸿章又落井下石地命各海关停止进口日货，这对主要以中国为商品输出国的日本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日本利在速战，而血气上涌的光绪极其配合地认为宣战已刻不容缓。慈禧觉得日本连英国人（怡和洋行）都敢惹，基本属于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也力主开战。

　　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

　　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

　　日本大喜过望，亦于当日宣战。

　　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袁世凯引燃的。

　　虽说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并吞朝鲜的脚步，但没有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李鸿章也不会下定决心派兵。而清军不入朝鲜，日本就打不成《天津条约》这张牌。在俄国眼皮底下悍然侵朝？天皇还得掂量掂量。

　　当然，大头也是受害者。所谓“天朝尽管戡乱，日方绝不插手”的假消息是日本间谍放出的，为了制造和谐的出兵借口，倭寇确实绞尽脑汁。

　　因此，对跑回天津的袁世凯，李鸿章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究竟不爽。

　　正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负责前线的军需转运，人手不够，向李鸿章要人，他便命袁世凯去给周馥当副手。

　　刚从鬼门关逃回来，又要去朝鲜？大头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其实，他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回朝鲜。

　　袁世凯曾委托在中央部委任员外郎的堂弟袁世勋帮忙运作。袁世勋是袁保恒的长子，利用父亲的人脉，他搭上了翁同龢。

　　翁师傅向来不喜欢替人请托，却为了满足素未谋面的袁世凯率领数营上前线的“班超之志”专门入奏，可见其主战立场之坚定。

　　然而，用兵任将的大权仍操诸北洋，为免令出多门，慈禧否决了翁同龢的提案。

　　袁世凯只好打点行装上路。

　　事实上，李鸿章安排淮军老人周馥去前线有给叶志超压阵的意思。而周馥本人，早就看穿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料定胜算渺茫，暗示李鸿章最好急流勇退，保全名节（“当思曲终奏雅”）。

　　但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一挺到底的性格。周馥也不再多劝，而是选择和幕主同舟共济。

　　东北前线，周馥与袁世凯配合默契。虽条件极为艰苦，却仍出色地完成了清军的粮草供应。

　　淮军之弊，袁世凯洞若观火。

　　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犀利地指出：

　　洋人用兵，队形分为四排，第一排散开开火，败则退至第四排后整备，第二排前进接应，轮流不断。并且，部队后方十里驻兵设防，遏止退兵，整编残卒，即使败退也不至于溃散。

　　我军操练时偶尔也照这种方法，临阵却用非所学，全按打土匪的法子，挑选一批奋勇当先的，骑马直奔向前，后面的不敢放枪，唯恐打到自己人。只靠冲到前面这数十人乱打一气，根本难以取胜。

　　因为透彻，所以不抱希望。以袁世凯对日本的了解，他判定此战清廷绝无胜算。

　　梁启超后来也说，甲午之败，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必然结果。

　　而当唯一能打的淮军都被打光，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且不说大头在朝鲜练过新军，且不说日本人的嚣张让他深感拳头就是真理，单就“亡清”二字，已足以让袁世凯紧盯练兵的动向。

　　而他的老对头，刚考上状元投入翁同龢门下的张謇，转而寻求的是另一条大道。

　　宣战当天，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百官跪迎。

　　暴雨使路面积水颇深，官员们匍匐在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浸泡在泥里，顶戴上的红缨淌下鲜红的水。

　　张之洞的堂兄，内阁大学士张之万已年过八十，颤颤巍巍，久跪不能起身。慈禧的轿子经过时，她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人群中的张謇目睹此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五年后，张謇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在南通初试啼音。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平壤四周多沼泽，城高十米，以南门外宽阔的大同江为天堑，可谓地利无双。

　　但弱点也很明显。玄武门（北门）外东北方向不远有一座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站在牡丹台上俯瞰，平壤的大小街道一清二楚。

　　因此，日军在牡丹台投入了近八千人，占总兵力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