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3)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日俄战争，中国打响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他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头分析说：一旦中国参战，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划定的辽东半岛，逼急了的俄国可能会侵犯新疆。而那一块跟列强毫无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后无论谁胜，根本收不回来，到时你们哭都没地方哭。

　　庚子之后，慈禧一直神经衰弱，看了袁世凯的风险评估，吓得不轻，赶紧让外务部发表“局外中立”的声明，强调：“（东）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均归中国，不得侵占。”

　　大头笑了。

　　此举一石二鸟，既替中国保住了东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舆论的死角。试问“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不排满更待何为？

　　日俄在东北共计投入了两百多万兵力，皆视此战为攸关存亡的死战。

　　俄军出动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骑兵和吨位一万二的装甲巡洋舰，可谓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日军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动的巨型火炮，又利用热气球侦察地形，力求弹无遗发，堪称科学作战的典范。

　　清政府名为中立，实则暗地里给日军送情报、供粮草，后来叱咤风云的吴佩孚和段芝贵也曾多次被袁世凯派到东北搞谍报工作，斩获颇丰。

　　其实，袁世凯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日俄战争，而在战争带来的契机上。

　　关外炮声隆隆，震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经常梦到俄军打进山海关，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场景。不久，袁世凯收到一封紧张不安的朝旨，要他严防直隶各处边隘。

　　大头心下窃喜，趁机诉苦说“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饷力度。

　　一年前，荣禄去世，奕劻接任军机领班。

　　大头立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用银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传声筒，为北洋扩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东北吃紧后，慈禧两次召见袁世凯，磋商对策。

　　大头觉得火候已到，力劝慈禧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整军备武。

　　他的计划是：以武卫右军为模版，练兵处指挥各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合计数十万人。

　　为使如此庞大的蓝图顺利启动，袁世凯以退为进，奏请奕劻出任总理练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虑。

　　慈禧病急乱投医，准其所请，练兵处正式成立。

　　会办大臣（常务副职）袁世凯，襄办大臣（副职）铁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几乎全是小站班底。

　　铁良整个一刚毅转世，在保守排汉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惜，被夹在袁世凯和北洋系中间，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头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二人悉心经营，自己“但总其成”。

　　袁世凯放开手脚，编练属于直隶的“北洋六镇”。

　　新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皆耗资巨大，张之洞给朝廷算过笔账：每万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万两白银。

　　因此，决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头开始想方设法地要钱。

　　仅1905年，各省上交给练兵处的九百万两练饷中就有六百万两用于北洋，如此“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袁世凯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责，坐地起价，柔中带刚地向朝廷大倒苦水：

　　倘若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只好尽现有之兵布防。假若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责任，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

　　潜台词是：你看着办吧。

　　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的两次汇报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现，尤其是“彰德秋操”。作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邀请了中外嘉宾五百人，一起观摩这场总兵力三万多人的野外PK。

　　北军指挥是第三镇镇统段祺瑞，南军则是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指挥张彪。

　　由于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大头的威望臻于极点。就像当年不习惯没有李鸿章一样，慈禧已经离不开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凯。

　　抽心一剑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落败而告终。

　　此事对国人的刺激非常严重。如果说甲午之败多少还有些让人不服气，那连强大的老牌帝国沙俄也败下阵来，不禁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思索。

　　最后得出两条结论：立宪优于专制；黄种人未必劣于白种人。

　　其实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就向朝廷提出过一套涉及官制、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标便是立宪。

　　但那次试水让他发现，利益集团一如既往鹦鹉学舌地重复着那句还要再重复一百年的口头禅：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民智未开……

　　好吧，先开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养“奴才诚惶诚恐”的科举给废了，就无法造就新式的宪政人才。在由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

　　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

　　慈禧并不反对，但要十年之后才废。

　　袁世凯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废除，也要十年后方能人才辈出。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当年康有为废个八股被国人视为神奸巨蠹。给那些成天想着怎么靠子曰诗云混进体制内的老学究小学究们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早就看透了这帮闻风而动，喊着“国将不国”、“圣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门口绝食、国子监对面上吊的腐儒。

　　说白了都是利益驱动。只要赎买得当，再迂阔的人也会从故纸堆中抬眼看看日新月异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国特色：

　　大学堂（大学）毕业的，给进士功名，授翰林院编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学堂（高中）毕业的，给举人功名，授知州、知县等官；

　　中等学堂（初中）毕业的，给秀才功名，授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

　　小学堂（小学）毕业的，努力参加考试，争取升入中等学堂。

　　同时，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

　　一个可堪比照的事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首项举措便是恢复高考。

　　一废一复间，耐人寻味。

　　伴随科举灭亡的，是两个鲜活的生命。

　　邹容在监狱里染病身亡，同盟会《民报》编辑陈天华为了敲醒国人，写下《警世钟》后跳海自杀。

　　从报上读到这两则消息时，袁世凯耳边隐隐传来东海之东那铿然有力的呼声：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