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1)

　　中国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状都是发烧咳血，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亲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床。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北京。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潮。

　　更麻烦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北京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革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满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欢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

　　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压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

　　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内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日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吸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吸水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派出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摄政王御驾。

　　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奸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缠足，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性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干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入，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舌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身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衣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衣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奸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白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党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机关。

　　于是，同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激烈的高端对决。

　　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

　　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交民政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

　　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性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

　　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干，高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身的民选议员刘春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

　　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议员。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满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

　　虽然美国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关”，但在革命党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

　　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潮后宣布脱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i）”“章叕（zhuo）”“章（zha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国家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日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内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革命如能成功，以满洲之地，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身饲虎。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宫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一连两天，汪、黄、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黄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干。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黄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藏到树后观察。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黄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黄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黄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日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革命党宣扬兴汉灭满，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发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乱侵犯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黄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吟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身监禁。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

　　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交权统统交给日本。

　　朝鲜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宫，对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对汉献帝还蛮横。

　　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根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枪，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蹂躏朝鲜的奸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

　　1910年，继往开来的日本侵略者连哄带逼地同李熙之子李枳（zhi，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

　　吞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高标处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入。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