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典制与文化(2)

　　最早采用三权分立学说制定宪法与组织政府的两个著名国家一个是法国，另一个是美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在其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美国也在1787年的宪法中把三权分立奉为组织政府的基本原则。法国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其他后来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们也争相效仿。尽管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基本以美国和法国两国的模式为蓝本。

　　三权分立制度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分权与制衡两个方面。

　　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它们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总体来讲，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三种权力由不同机关掌握，它们之间互相牵制而又彼此平衡，所以又称为制衡原则。

　　三权分立学说的提出与三权分立制度的创立，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一个创新，与封建寡头专制政体相比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有利于限制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防止个人专制，使民主制度不至于转变为专制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对于反对封建专制，调节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相对于封建专制体制来说，三权分立代表了更为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也不要被它的假象所迷惑，三权分立制度貌似为保障民主政治的推行，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普通人被远远排除在了权力中心之外。人们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依靠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是行不通的。

　　高压政治下的学术转型——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专门用来指我国魏晋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也是概括魏晋时代学术思潮的一个名称。它是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哲学思潮。其根本论点在于探讨本体有无、动与静、言意之辨、自然名教等问题。因为重在探讨宇宙“自然”和社会“名教”的关系，所以它既是哲学，又是社会政治学说。《老子》、《庄子》与《周易》这三部书，是研究玄学的经典。由于玄学学者多不守礼法，尤好论辩，喜清谈，所以后人又称魏晋玄学为清谈玄学。

　　魏晋玄学发轫于曹魏正始年间，史称正始玄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等，提倡“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玄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史称竹林玄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嵇康与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个时期是晋元康时期，称元康玄学。玄学家以裴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史称永嘉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

　　长期以来，人们总在有意无意地指责魏晋玄学的“清谈误国”，这是人们对它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不无道理，但却完全否定了魏晋玄学的积极价值，犯了以偏赅全的毛病。魏晋玄学尽管以“虚言”立论，然而这种哲学理论并非纯属胡诌，它揭示的是宇宙之规律、存在之本体，所以它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从哲学上看，魏晋玄学提出和讨论了一些纯哲学问题，提出和丰富了有无、本末、体用、动静、名教自然等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至深；在思想层面，它结束了两汉烦琐的神学与经学，开创了理性主义的先河，对后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学风而言，它创造了一种自由、开放、独立的辩论方式；在人生价值层面，魏晋玄学是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确立，它要求自我解放，追求独立、自由的内在。

　　作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潮，魏晋玄学既是前一时期思想的继续发展，又对后世学术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它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不应简单忽略或淡化的。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从中汲取智慧，服务当下的社会发展。

　　文字狱淫威下的无奈之举——乾嘉考据学术

　　清代文字狱的兴起，使许多文人学者胆战心惊，他们为了躲避无端获罪，只好钻进经史典籍之中，埋头研究学问，从而使清代的考据学繁荣起来，并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兴盛于乾隆、嘉庆时期的考据学家们被称为乾嘉学派，他们的考据学成绩代表了清代的学术水平。

　　乾嘉学派在惠栋时正式形成。惠栋是江苏元和人，他的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们研究经学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得经书原义。惠栋的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例》、《易汉学》等。

　　在惠栋的周围有一批苏南的学者，他们形成了乾嘉学派中的吴派。吴派受惠栋影响很大，惠栋认为“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一味好古崇古，对汉儒盲目崇拜，以致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

　　吴派成就最大者当数王鸣盛和钱大昕。王鸣盛是江苏嘉定人，他的治经态度同惠栋一样保守，但他研究历史态度则较为开放。他用训诂考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写出了代表作《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是王鸣盛的妹夫，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精通经史、天文、历算、金石、词章、音韵、训诂等，尤其长于史学。他的《廿二史考异》对浩繁复杂的历史进行了细微的研究考订，指明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加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部书被称为清代考史的三大名著。

　　乾嘉学派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戴震不迷信古代一定都是好的。他治汉学，被人比喻为“好像老吏折狱”，案子断得公平合理。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的代表作是《孟子字义疏证》。

　　皖派的成就总体上比吴派高，皖派中成就十分突出的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一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的真意上，使人真是“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是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学派集历代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了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乾嘉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整理，使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乾嘉学派学者们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直至今天，乾嘉学派的这种考据功夫，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传统宗教生活与精神世界，因此鲁迅曾评价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教”。由此看来，揭开道教文化的神秘面纱，不啻于洞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之门。尽管道教把老子推为始祖，而它实际上却产生于东汉后期，唐代以后也逐渐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诸国。

　　道教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东汉时期的历史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商周时期盛行的鬼神文化为道教的鬼神信仰提供素材；道家经典中诸多对神仙生活的描绘为道教产生构建了理想境界；汉初的黄老之学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哲理基础。除了上述文化因素为道家产生提供了准备外，东汉后期的社会状况为道家的产生了提供了历史机遇。东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现实的苦难与迷茫迫使广大人民依靠宗教来解脱，这就为道教的产生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另外，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起义领袖往往借助方术及迷信思想号召和组织徒众，这又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道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道教阶段。东汉顺帝年间，社会动荡，官僚腐败，人们生活暗无天日，张陵就利用广大民众渴望摆脱困难、幻想神灵拯救的要求创立了“天师道”，又名“五斗米教”，该教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为经典。由于该教最能反映下层民众的心声，因此日益壮大。此时，张角创立了“太平道”，也属于原始道教。第二个阶段是指道教上升为理论阶段。这一时期，道家逐渐改变了民间宗教的地位，开始被上层社会所关注，一些道教精英开始把道家思想理论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有葛洪、寇谦之等。第三个阶段是道教形成两大派系阶段。唐宋两代，南北天师道与各宗派逐渐合流，金元以来至今，全国道教形成全真道与正一道两大教派。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一定影响，并在诸多方面产生社会作用。例如，为实现长生不老的目的，历代道士发明了众多的修炼之术。这些修心、修身之术对强身健体、调整心态颇有借鉴意义，同时还对医药卫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南朝道士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就有很好的医学价值。道教自产生起，就与道家思想相联系，后来与儒家思想结成联盟，在与佛教争夺宗教阵地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为捍卫中国文化的独立做出贡献。当然，与其他宗教一样，道教也存在诸多消极因素，这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普度众生的感悟——佛教

　　佛教源于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相传为释迦牟尼所创。公元前6世纪，印度列国纷争，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执政的刹帝利等级和吠舍等级中致富的大商人势力增强，他们开始反对享有特权的婆罗门等级，于是兴起许多反婆罗门教的新教派，佛教便是代表刹帝利及吠舍大商人利益的新兴教派之一。

　　早期佛教的教义主要是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学说，其中最基本的是四谛。谛乃梵文的意译，即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说人生皆苦之理，认为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受阴苦，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全无幸福欢乐可言；集谛，主要是解释人生多苦的原因，认为苦的根源在于“欲念”，欲念得不到满足便产生痛苦，而且生死轮回，世世受苦，永无间断。

　　关于苦的原因大体可概括为“五阴聚合”说、“十二因缘”说和“业报轮回”说；灭谛，说如何消灭苦，认为消灭苦，必须灭掉欲念，摒除贪欲，不造业，消除轮回，达到超脱人世诸苦的涅槃境界，即不生不死的清净世界；道谛，说达到涅槃的道理和方法，通向涅槃的途径有八，即八正道：正见（信仰正）、正思维（思维正）、正语（不妄语）、正业（身业净，行五戒；戒杀、盗、淫、妄、酒）、正命（按佛教戒律生活）、正精进（勤修佛法）、正念（铭念佛法）、正定（坐禅入定，一心专注佛法）。

　　五蕴，或称五受阴，包括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主要讲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认为这二者均非实体，强调世事皆空，不值贪恋。十二因缘讲三世轮回的两个方面，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方面互为因缘，因而产生轮回。佛教让人修道，摆脱十二因缘，以逃出轮回，达到涅槃。早期佛教教义从人生多苦观入手，使人逃避现实，进入空幻的精神世界。

　　佛教与其他许多宗教一样，都有一定的消极性。诸如都有逃避现实的缺陷；它所主张的克制欲望、修行持戒等也表现出了人生观上的消极；所宣扬的人生轮回论说则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潭。

　　佛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的积极因素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如在道德方面，佛教要求完善自我，号召人们在行动上做有益于众生的事情。佛教的戒律在客观上有完善个人道德、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佛教宣扬的平等思想，宣扬每个人都有通过修行成佛的机会，排斥了权威，对树立个人自信有所帮助。

　　神爱世人的箴言——基督教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自诞生起，就给迷茫无助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直至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期望能通过信仰基督教来完成自我救赎，最终到达天国的彼岸。

　　公元1世纪初，巴勒斯坦被罗马帝国占领，在罗马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饱受蹂躏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掀起了一次次的反抗斗争，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在迷茫与绝望中受犹太教的影响，逐渐产生“救世主”思想，认为上帝将派救世主来拯救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带领他们脱离苦难。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基督教诞生。由于最初的基督教徒多是贫民、奴隶和被征服者，因此基督教被称为罗马帝国受压迫者的宗教。

　　据说，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但历史上有无耶稣其人至今尚无足够的资料证明。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耶稣诞生、传教、被钉死在十字架等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均源于《新约全书》，它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基督教徒在公元2世纪汇集而成。

　　基督教创立初期，其组织及教义很不完善。他们只在城市中组织一些小规模的公社，后来，这些公社才逐渐发展成教会。

　　当时的教义也较简单，大致有以下内容：坚信救世主耶稣一定会拯救受苦的人脱离苦海，魔鬼掌权的现世必将毁灭；信教能通过信仰上帝达到自我救赎，从而升入天国；主张平等博爱，仇视罗马；提倡禁欲主义，主张现世隐忍，等待上帝公正裁决。由于教义具有强烈的反罗马倾向，故受到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但顽强的基督教徒并没有气馁，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必将实现，在公元2世纪末，教会组织开始形成，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由于罗马帝国逐渐衰落，许多富有者感到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也陆续加入基督教，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富有者纷纷加入，导致了基督教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它从最初的下层人士的宗教逐渐蜕变为富人控制的、统治阶级的宗教。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存在。后来逐渐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从此基督教也逐渐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

　　作为最大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对世界，尤其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提倡的博爱精神，为克制、互助、慈善、隐忍等社会功德的培养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基督教已经深入到了西方文化的肌体之内，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物质和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