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时间，有案例可查的文字狱就有一百多起，被判处死刑的有两百多人，受到株连的则数不胜数。文字狱的罪犯，从朝廷大员、满洲贵族、到一般生员、江湖术士乃至轿夫、船工。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特别是乾隆二十年后，因乾隆最痛恨士人写诗、写书讥讽时政，文字狱连年兴起，此时的镇压对象，既不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的权臣，而是一般的汉人文士。
此时反清复明乃至权臣勾结颠覆政权的危机已经过去，乾隆的钳制重点转向民间思想，注意力转向普通的民众。因此，不论是朝廷大臣还是民间文人，如果能够成功揭发别人的文章、书籍里有不满朝廷、不合规制的地方，都是有功劳的。这个功劳来得十分容易，很多官员都乐于派下属搜查“禁书”“准禁书”，每构成一桩文字狱，他们就得了一块表忠升官的垫脚石。
海成是满人，文化造诣颇浅，但在这种环境中，觉得查禁书是一条出成绩的好路子，就命令手下官员四处搜集不利于朝廷的书籍。只是，经过三代的文字狱，文人学士已经噤若寒蝉，写文章已经十分谨慎，哪来那么多禁书呢！下官上报，实在搜不出什么禁书了。
海成下令：第一，深入穷乡僻壤，扩大搜书的范围；第二，扩大禁书的范畴，沾一点边的都算。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命令、催逼各地方收缴禁书，变成买书。把江西各州县的地保集合起来，经过简单训练，让他们挨家挨户宣讲、收书，无论全书还是废卷全部收缴，由官府付给缴书者同等的书价，这样，就迅速收缴了大量图书。收回来之后，再吩咐幕僚一一审读查验，把查到的问题一个个标注出来，做上记号，然后运到京城。一年下来，收缴的有问题书籍达到八千余部，列全国各省之首。一时间海成缴书政绩斐然，让兄弟官员大为艳羡。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一，海成把书册运抵京城，随书上了一个奏折：“微臣随时留意对朝廷不利的言论，搜集了诸多有问题的书籍，把每本书的问题一一指出，上缴给皇上，请皇上酌情处理。尚不能一时尽净的地方，微臣还要继续搜罗。”言辞之中，充满了尽忠邀功之意。
乾隆果然嘉奖了海成，并对海成这种撒网诱鱼的方式也表示欣赏，通谕各省仿效。海成一时在缴书政绩上风光无限。
一人欢喜一人忧，海成的风光自然让和珅感到不爽。就在乾隆四十二年，大权在握的和珅又兼任了吏部右侍郎。吏部掌管全国官员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权力之大不言而喻。和珅记住英廉的话，爬得越高，身边的那道悬崖也就越高。而在悬崖边上，等着推你一把的人挤得满满的，海成就是其中一个明目张胆的人。海成得到圣宠，地位越牢固，那就意味着自己被推下悬崖的可能性越大。除了这个利害关系，光是海成的当面羞辱，就让和珅够愤恨一辈子的了。
既然是海成收缴上来的书，和珅不能不注意，他像海底探宝般在海成收缴来的书中翻阅查看，当他翻到一本叫《字贯》的问题图书时，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海成呀海成，你还是露出把柄了。
和珅先到军机处翻阅宗卷，查清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
《字贯》的作者王锡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原名王侯，后来担心这个名字犯忌讳，改名王锡侯。五岁时跟着哥哥王景云发蒙，八岁通晓训诂，少年有才，但直到三十七岁才中乡举。以后连续九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眼见入仕无望，心灰意冷，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待在家里著书立说。王锡侯曾经写出《王氏通谱》《经史镜》等十多部著作，乾隆四十年，他六十三岁，经过十七年的苦苦钻研，终于著成一部叫《字贯》的字典，并刻印刊行。《字贯》是一部简明字典，按照天、地、人、物四大统类字编纂，目的是能够将天下字贯通，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
王锡侯有个同乡人，名叫王泷南，本是乡里的无赖恶棍，曾经犯了罪，被官府发配云南。他不甘心一直生活在荒蛮之地，便偷偷地跑回原籍。王锡侯正年轻气盛，看不过去，便伙同乡里几个人，抓住王泷南扭送到官府，再次发配。多年之后，王泷南遇朝廷大赦，返回家乡。他一直记恨王锡侯，伺机寻求报复。
在当时，暗算文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看看他的文章书籍里有没有不敬朝廷的字句，把他告到官府，让他尝尝文字狱的厉害。因此，王泷南便查阅王锡侯的文章，其实当时著书已经相当谨慎，难以抓住把柄，而这部《字贯》只是一部工具书，当然无可争议。也怪王锡侯生于此时，时运不济，又得罪小人，这个王泷南无意中翻到开头，看到序言里写道：“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康熙字典》乃是先皇御制之书，王锡侯一个小小的书生，竟然敢对其妄加议论，狂妄之极。王泷南大喜，咬定王锡侯悖逆，污蔑贬低圣祖康熙，告到官府。
这是大罪，县令不敢随便定罪，便上报给巡抚海成。海成派人拿下王锡侯，封检《字贯》等书，让王锡侯招供。王锡侯申辩：“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写《字贯》，要串联起书的内容很难，并非讽刺《康熙字典》。告密者王泷南跟我有私仇，是诬告！”
海成与一帮幕僚仔细研究，若以悖逆治罪，那不但要杀头而且要株连九族，这过于严重，不过完全无罪也不行。权衡之下，以对康熙帝妄加评论，有不敬的意思论罪，于是在奏折中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派专差将奏折和《字贯》一套四十本送到京师。乾隆看了奏折，审阅了图书，没有看出其他大问题，便搁置起来。由于和珅的关注，此书辗转到和珅手里。
以和珅的文化修养和编撰《贰臣传》等的功力，自然练就了火眼金睛，他很快找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第十页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号，以及乾隆的名字，都直接写了出来，而且排版上和其他字一样排列，没有提高两格。
这是历代都十分避讳的，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书写，有时就连同音字也不能用。到了清代，因为满族人名姓冗长，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讲究，再加上这是工具书，所以海成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和珅如获至宝，拿着《字贯》一书，禀明皇上，乾隆对名讳问题一向十分敏感，勃然大怒，命令逮捕王锡侯，叫刑部严加审讯。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按照旨意审讯，审判官员问道：“你身为举人，读书也不少，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对圣祖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评论，另编《字贯》一书，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王锡侯老老实实回答：“我自幼读书，只因为使用《康熙字典》过程中，发现篇幅太大，于是精简为《字贯》，目的是方便后世的学子。小人自知狂妄，罪该万死，但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叛逆之心。”
“你为何在写‘凡例’的时候，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地写出来，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大逆不道吗？”
王锡侯道：“这是字典，小人最初把皇帝的庙号、御名写出来，是要让后世学子知道如何避讳。这实在是草民无知、狂妄，实属无心之过。后来我发觉自己做得不对，就把书里这些地方做了重新修改，重新改版另刻，现在刊行的《字贯》都是改版的，请求查验。”
刑部的审讯其实只是过场，因为皇上早已大怒，定了调子，说他大逆不道，从重处罚，按照“大逆律”问罪，难逃一死。因此，不论他如何辩护，一点用处都没有。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把这件“特大逆案”审判完毕，判决结果是：王锡侯身为举人，大逆不道，冒犯皇族，叛乱谋逆，按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查抄全部财产。王锡侯全家二十一人照律同坐，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处死，女子以及十六岁以下男子流放官卖。
却说身在江西的海成听闻王锡侯的案子如此重大，暗暗惭愧，心中自感不妙：这么重大的问题，自己只是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有失察之过。为了补过，慌忙把王锡侯的《王氏通谱》《国朝试帖》《国朝诗观》等拿回去，与幕僚仔细研究，想挑出更大的问题，弥补过失，最后勉强发现：王锡侯在《王氏通谱》中，写他是周朝皇帝后裔，周灵王是他的祖先，居心叵测。海成连忙上了一道奏章，将新发现的王锡侯的罪状一一陈列，恳请皇上恕他不察之罪。
乾隆之所以对此案大动干戈，是有原因的。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折腾，文人已如惊弓之鸟，不敢再有出格的言论，因而有问题的书籍，早已搜刮殆尽，各省再搜集禁书已无大作为。但乾隆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查办禁书之所以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是由于各省督抚漫不经心、不当回事，没有全力查办。王锡侯案发之前，乾隆就憋了一肚子气，想搞出一件大案来，杀鸡儆猴。同时提醒各省督抚，查办不力，敷衍了事，是有严重后果的。
和珅早已察觉乾隆的心事，觉得时机已到，马上上奏乾隆：“王锡侯身为举子，所作所为，罪有应得。只是江西巡抚海成，身为朝廷命官，受皇上嘱托，居然对《字贯》有如此悖逆的地方视而不见，这分明有意袒护逆党，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样的官员，如果还继续在朝廷做官，天长日久，其他官员仿效，必将损害大清朝廷的尊严。”
和珅这么一挑拨，把乾隆对各省督抚的积怨挑了出来，迁怒于海成，点头道：“正是，海成办事如此不力，若不惩戒，难以服众。把海成革去官职，押送京城。两江总督高晋，作为海成的上司，也有失察之罪！”
消息传来，海成惊得跌倒，自己只不过想借文字狱升官，获得皇上信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摊上这么大的事。这时他才深深体会到和珅的能量：这小子能一飞冲天，绝对不是一时受宠，乃是有着老谋深算的城府。自己打出一拳，就被他还以一刀，这才后悔当初，嘴那么贱，谁不惹偏去惹和珅。可是，官场之险恶，没法给你第二次机会，悔之晚矣！
海成被押解到京城，在刑部受审。刑部申诉海成之罪，海成辩称：“收缴的禁书海量，我自己并未一一看过，关于《字贯》的处理意见，是根据幕僚的看法得出结论，实在不是懈怠不力。”
刑部官员也觉得海成比窦娥还冤，一个月前还是搜查禁书的功臣，转眼就被禁书打成罪人，便把海成的辩护上呈皇上。乾隆看后，余怒未消，给军机大臣谕旨：“海成既然办理王锡侯一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仅仅凭着几个平庸的幕僚，就上报给朝廷，岂不是太草率了？《字贯》一书中，大逆不道的内容就在第十页，开卷可见，海成视若无睹，岂不是有眼无珠？若是看到之后不以为然、漠然视之，哪里还有尊君敬上之心，对于乱臣贼子，一点警惕都没有！”
和珅知道，此次若不把海成置之死地，让他翻过身来，便是自己潜在的威胁。于是，他悄悄到刑部，对官员们通风：“此案皇上已经动了大怒，一定要按照皇上的意思，从重判决。最好能够判得稍微过一些，然后让皇上有改判的余地，以显皇上仁慈！”
刑部官员知道这个案件是和珅搞大的，自然不敢得罪他，而且案件确实是皇上交代下来的，不敢怠慢，在审理之后，拟定判决：“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监候。另有涉案的两江总督高晋，难逃失察之罪，降一级留任。其他的江西藩台等官员，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永不录用！”
有关此案的谕旨，除了寄发往两江地区，即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外，也发其他各省督抚，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把海成、高晋当成前车之鉴。
乾隆从气头上下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发布圣旨，认为对王锡侯凌迟过于严厉，改判为斩立决，他的十五岁以上子孙一共七人，从宽改成斩监候，秋后处决，比原来可多活半年。其他人全部发配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王锡侯被抄家时，他的全部家产，只不过是锅碗瓢盆、自家养的小猪和母鸡，加上其他积蓄，总共值六十两银子。可怜一个清贫士人，因学问获罪，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落个如此下场，可悲可叹！
几个月后，海成被从宽处理，逃过一死，但却也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此案之后，官员们为了避免步海成、高晋后辙，收缴禁书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展开。江苏省率先刊刻《违障书目》一书，上面全是本省已经出现过的禁书，分发给各州县，命令逐一清查，凡是家中有单上所列的禁书，立即查办。安徽省紧随其后，下发《禁书书目》，其他各省纷纷效仿。所查禁书运往京城，遣大臣审阅，开列出书目，呈交皇帝批准，再集中销毁。血淋淋的事实，让人不敢有任何异见，士子钳口，思想上万马齐喑。
而此事更让朝中大臣知道，和珅不是一个皇帝身边的软柿子，谁也别想再小看他。那些明摆着等待和珅落马的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轻易得罪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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