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霁雯悲痛万分。和珅顿时颓然：纵然自己能扭转乾坤，却对儿子病症无能为力，纵然万贯家财，却得不到一个名医来起死回生，世间造化，真是捉弄人哪！
和珅悲从心来，只能压抑悲痛，劝慰夫人。无从慰藉，提笔写诗悼念次子：
寄语老妻莫过伤，好将遗物细收藏。
归时昏眼如经见，竹马斑衣总断肠。
求神问卜亦徒然，妇女情痴漫苦煎。
灵爽若知亲念切，或逾岁月再生还。
谆嘱家人葬欲迟，也知无益笑愚痴。
归来一向灵前奠，泪洒西风知不知。
嘉庆元年，湖广地区白莲教起义，声势颇为浩大。依附于和珅的毕沅自乾隆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比较贪图享乐，忙于收受贿赂，生活奢侈，政事懈怠。义军发难，不得不硬着头皮剿灭，连打败仗。此时，皇权更迭，毕沅不明所以，给朝廷的奏折中，先出现“皇帝”二字，而“太上皇”被放在后面。和珅在军机处一看奏折，觉得可以借机向太上皇邀功表忠，给嘉庆难堪。
和珅利用军机大臣的身份，亲自把这道奏折呈交给太上皇，并提醒太上皇，毕沅有意把“皇帝”二字放在“太上皇”之前，是对太上皇的不敬，对朝臣有很坏的影响，居心叵测，应当严惩。乾隆刚刚禅位，内心颇为敏感，果然大发脾气，将毕沅拿来京城，交刑部治罪。
和珅借题发挥，又提议道：“奴才以为，可以下旨公示这个案件，以儆效尤，绝对不能姑息这种风气。以后的文公格式，一定要符合要求，不能不明就里，分不清孰轻孰重。”
乾隆此时脑子已经相当糊涂，记忆力也差得惊人，有些事过目即忘，但只有对权力耿耿于怀。和珅这样为自己揽权，他自然分外倚重。乾隆批准了和珅的建议，下旨再次强调太上皇与皇上之间的礼仪，并以毕沅之事为例。这道小题大做的诏书，使得嘉庆内心再次受到沉重打击。毕沅被治罪之后，于嘉庆二年死去。和珅为了达到打击嘉庆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个亲信。
白莲教声势越来越大，前线呈来一堆奏折，对于这种的大事，乾隆必须亲自处理，嘉庆与和珅在一边伺候。乾隆批阅的时间长了，有些头晕，嘉庆劝道：“皇阿玛劳累了，不如休息片刻继续批阅吧？”
乾隆道：“政务要紧，能早批示的一定要早批示，不能懈怠，贻误时机，这是你将来需要记得的。”嘉庆回应道：“皇阿玛说得是。”
乾隆嘴上逞强，身体却受不了，执笔的手都在颤抖了，在一张纸上拟定圣旨，一下笔，笔迹却乱作一团，写也不是，改也不是。乾隆叹了口气，为自己的有心无力感到失望。和珅一旁看在眼里，手疾眼快，道：“不如将这张纸撕掉，重新拟旨吧。”说罢不由自主就把纸张撕掉，换了新纸让乾隆再写。乾隆不以为意，和珅在他身边这样伺候几十年了，如影随行，随心所欲。嘉庆看在眼里，怒火中烧。皇帝写的圣旨，即便是废弃的，岂能这样说撕掉就撕掉，追究起来，是大不敬的。即便是嘉庆，也不敢这么做。和珅这样做，明显是在炫耀自己与太上皇无比亲密的关系。
和珅用眼睛瞥了一眼嘉庆，嘉庆浑身一哆嗦，他是怕自己愤怒的表情为和珅察觉，反而显得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和珅的嘴角微微一笑，跋扈之意溢于言表。
白莲教是乾隆位居太上皇之后最头疼的，起义声势越来越大，成为朝廷大患，乾隆整日担心，寝食难安。这一日，太上皇传和珅入宫，和珅到达宫里，发现太上皇面南而坐，嘉庆则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子上伺候。和珅跪地请安，乾隆也不搭理，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如同梦呓，也听不清楚在念什么。嘉庆侧耳倾听，却听不明白。过了许久，乾隆突然睁开眼睛，大喝一声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嘉庆吓了一跳，不知该如何回答。和珅跪在地上，反应灵敏，随口接道：“徐天德、苟文明！”
乾隆不再说话，闭起眼睛继续默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乾隆不再同和珅说话，就打发和珅出来。和珅朝嘉庆诡秘一笑，站起退出。嘉庆在一旁目瞪口呆，只觉得十分神奇，却不知乾隆与和珅的葫芦里卖什么药。
过了几日，嘉庆见到和珅，忍不住问道：“前几天皇阿玛召你进宫，到底是什么事情，说的又是什么？”
和珅微微一笑，道：“奴才跟太上皇一起练过西域流传的咒语，只要念过咒语，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突然死去。如今白莲教是太上皇的心腹大患，他们的首领是徐天德和苟文明，我听太上皇念咒语，就知道是给这两人下咒，是故应答如流。”
嘉庆暗暗心惊。不单是因为和珅与乾隆如此通气连理，倘若这咒语有效，将来自己也有可能被和珅下咒的。
嘉庆听了，默默无语。和珅冷冷道：“皇上，这个咒语如用得对，还是有用的，皇上如果要学，我也是可以教你的。”嘉庆尴尬讪笑不语。
嘉庆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嘉庆刚刚即位时，和珅已经感到危机重重，想在嘉庆身边安插一个人手，时时监视嘉庆的动静。于是他向乾隆建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省兰文采非凡，可以在嘉庆身边，帮助整理诗文稿件。乾隆当即同意。嘉庆明白和珅的用意，但他一直奉行隐忍，不得不接受，只得欣然答应。自此之后，嘉庆说话、作诗都非常小心，在太上皇身边，不敢发表任何见解，没有一个知己大臣可以倾谈，时时忍受和珅的炫耀，说是一个皇帝，实际上比太监还没有自由。
唯一能与自己相知相依的，只有自己的师傅朱珪。
朱珪此时任两广总督。嘉庆秘密写信，请求朱珪想办法把自己调到京城，助其一臂之力。嘉庆也不敢明着向乾隆建议，怕引起乾隆的猜忌。朱珪明白嘉庆的想法，绞尽脑汁，揣摩乾隆的心思，乾隆此时就是爱听好话，赞颂的话，这样的人，往往能被他弄到身边来用。朱珪想了一计，搜集乾隆平生四万余首诗作，制订成册，一共分五辑。诗词下面详细地加了自己的注释、评论，献给乾隆。乾隆看了，自然高兴，又欣赏朱珪的能力，在嘉庆元年八月，将朱珪升为大学士，召回京城侍奉在帝王左右。
嘉庆得知，兴奋异常，朱珪来到身边，自己将不再是孤立无援的状态，不但精神不会如此孤苦无依，而且在行动上也能有参谋。朱珪还没出发，嘉庆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赋诗一首，以表达思念老师，急盼与朱珪见面的感受：
圣主八旬岁，鸿儒花甲年。
三天德凤著，五福寿为先。
律转浃辰纪，辛占二百前。
芒颜驻丹景，艮背贯渊泉。
？？
设醴诚难罄，尊师独敬尊。
期颐长颂俦，如阜更如川。
吴省兰得和珅秘授，嘉庆的任何文字都要汇报，此诗自然逃不过。和珅得到此诗，心中兴奋异常：好把柄！
这首五言二十四句的诗中，有两处不合适的地方。“圣主八旬岁，鸿儒花甲年”，乾隆八十岁的时候，自己的恩师正好是六十岁，对于嘉庆来说，两个至亲至爱的人相提并论，并无不妥。但和珅认为，如此是对乾隆大不敬。“吏铨资重任，台鼎待名贤”，这是说朝廷等待朱珪来担任要职，事实上任命还没发出去，有收买人心之嫌疑。
和珅决定弹劾嘉庆。
恰福长安在和珅府上，得知和珅的意图，十分担忧，道：“和大人，咱们即便得不到嘉庆的信任，但也须与他和平相处，不要惹他为妙。也许将来他若掌权，还有放我们一马的可能。”
和珅坚决道：“你这是痴心幻想。我说过，既与之为敌，则要狠狠打击，让他失去方寸，将来才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我生平的对手，如李侍尧、海成之辈，都被我打得难以翻身，对我心服口服，即便如阿桂、福康安，也是投鼠忌器，不敢与我正面对敌。现在对嘉庆，碰上一个当皇帝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我必然一战到底，也要他心服口服。人说我是谀臣，但我也只对太上皇唯马首是瞻，其余人也休想叫我卑躬屈膝。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
福长安见和珅意志坚决，要将此路走到黑，确实，一直走到头，也许会出现一条新路，但福长安并没有和珅的勇气，疑惑道：“譬如此次弹劾嘉庆，你想达到什么结果？”
“如今太上皇十分忌讳权力，不可失去良机。我斗嘉庆，轻则让他胆战心惊，有利于我将来把控政局，重则让他退位。如果能让皇上对嘉庆起篡权疑心，就有废除皇位另立新君的可能，何乐而不为。事在人为，此例在康熙朝就发生过，未必在此时就不能重演。”
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在临死前都没有公开确定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君，皇太极死后，由诸王爷、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争夺大位的事件，几乎兵戎相见，清朝政权濒临分裂。康熙吸取前朝教训，在康熙十四年就明确册立刚满周岁的嫡子胤礽为皇太子，稳定政权。康熙对太子成长倾注了极大心血，亲自为太子授课，传授治国之道。不料康熙帝的这番苦心，效果却适得其反，太子虽然天资聪颖，学业有成，但过于娇宠，性情越来越骄纵、暴戾，康熙逐渐感到不满意。诸如康熙生病、皇十八子病重而死，胤礽居然毫无忧色，对于臣民百姓，更是苛责，稍有不从便随意殴打，激起公愤。康熙帝为此严厉斥责太子，但太子不但不反省，反而怀恨在心，图谋不轨。康熙帝一怒之下，将其囚禁在上驷院侧，并告示天下：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法所不容。
不久，又传出胤礽是被人用“巫术”陷害，群臣又纷纷建议复立皇太子。康熙思来想去，顺从臣意，仍立胤礽为皇太子。哪知太子不改秉性，结党营私，结交外臣，又有谋反之嫌疑，于是再次废掉太子胤礽，囚禁在咸安宫内。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病逝，皇四子胤禛仓促继位，权力的交接闹得满朝风雨。
正因有此先例，在和珅看来，如今乾隆神志不清，又疑心重重，若能巧妙利用，重演调换新君的大戏也不是不可能。
和珅面见乾隆时，悄悄奏报嘉庆贺诗的事，奏道：“太上皇，奴才近日得知两广总督朱珪升任大学士，皇上写诗庆贺，欲示恩于老师，讨好外臣。此事有前车之鉴，恐为不妥，请太上皇要仔细处置。”说罢把贺诗念了一遍，指出其中不妥之处。
乾隆忌讳的就是嘉庆结交外臣，收买人心，自己太上皇的权力被架空。乾隆便问嘉庆，此事是否属实，嘉庆回答，确是自己写就，只不过是见老师回京，有感而发。
乾隆大怒，认定嘉庆有外心，便传唤军机大臣董诰，问按照《大清律》，该如何惩治嘉庆。
董诰是汉人，在军机处时间很长，一直是和珅的对头。但董诰并没有在刑部任职过，乾隆找董诰问律例，一定是自己记糊涂了。嘉庆贺诗这件事，是小事一桩，只不过是和珅利用太上皇不习惯退位的心态来抓把柄而已。但是既然问起，自己既不能反对动气的乾隆，又要说得有理有据。董诰相当机敏，当即回道：“当今皇上跟随朱珪多年，如今太上皇恩宠，朱珪高升，作诗相贺，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举动，情有可原，若提结交外臣则过于勉强。况且‘圣主无过言’，皇上即位不久，只是无意为之，并非别有用心。”
董诰对乾隆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列举嘉庆种种宽厚之举，绝无外心。乾隆的怒气渐渐消散，考虑良久，也觉得不宜将此事弄大，决定不对嘉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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