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入世与出世
资中筠先生将自己“非学术性文章”的集子命名为《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其实是有深意的。10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出处”（处，读上声），一直是资先生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多少学问，但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有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不想明白了，怕是会有麻烦。
但认真一想，又觉得也麻烦。
首先，问题的主体为什么是“读书人”，或者说，为什么是“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读书人特别需要考虑“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读书人的“出处问题”，为什么又叫“入世”和“出世”，当然也是问题。所以，我们得一个一个来，把它们都弄清楚了。
先说“出世”和“入世”。世，有时间义（如世代、世纪），有空间义（如世界、世间）。这里说的“世”，当然是指“人世”，也就是人类社会，即世道（社会状况）、世风（社会风气）、世故（社会经验）、世面（社会阅历）的“世”。但这样一讲，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照此理解，则所有的人便都是“入世”的，没有“出世”的。只要他“在世”，即便“出家”，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哪里出得了“世”？除非是“涅盘”。不过这样讲也不对。因为“涅盘”并不叫做“出世”，叫“去世”，也叫“逝世”、“离世”。“入世”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诞生。而且，一旦诞生，多半都想活着（在世），没多少想“出去”的。
显然，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和一般人的所谓“在世”与“去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世”与“去世”是被动的（自杀除外），“入世”与“出世”则是主动的。这里说的“入”，是介入的入，即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政治的、公共的事务。这里说的“出”，则是超出的出，即超脱人世，摆脱世事，不参与朝政，也不过问政治，甚至不管“闲事”。因此，所谓“入世”与“出世”，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惜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入世”和“出世”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事务，完全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参与，不过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著书立说和发表言论）来参与过问。传统社会就不一样了。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过问参与一下，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这样一来，所谓“入世”与“出世”，差不多也就等于“在朝”和“在野”（包括归隐和不仕）。这就是“出处”（出就是出仕，处就是退隐），也叫进退、去就。
可见，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权、有义务、有可能介入、参与、过问社会公共政治事务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皇族（主要是皇帝，皇亲国戚们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另一种就是“士”，即“读书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或四大阶层）中的农工商，是没有资格的。皇帝和皇族关心、过问、介入政治事务并不奇怪——天下原本是他和他们的。奇怪的是，读书人（士）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为参与还是不参与（即入世与出世）而左右为难呢？
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读书人与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资中筠先生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将其称为“知识分子”，同样也是有深意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确乎是不同的概念，也根本不能互换。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通常以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编辑、记者。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显然，广义知识分子的范围比“读书人”的概念大。在中国传统社会，诸如郎中（医生）、巧匠（工程师）之类是不大好算作“读书人”的，除非他们是“儒医”、“儒匠”，或主要读书，业余行医。至于编辑、记者、科学家等等，则闻所未闻。狭义知识分子的范围则比“读书人”的概念小。你想，中国古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堪称“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读书人又有几何？凤毛麟角吧！
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还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当然要有一定水平），就算广义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却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比如由科举而入仕途）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也不是随便读什么书都算，必须是读经，兼读史、子、集，只读闲书是不算的。当然，博览群书最好，晓天文地理、通岐黄之术也不错，但首要的还是熟读经典著作。一个人，只有“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才会被承认为“读书人”。
读书人虽然以读书为生存方式，却同样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对。知识总是要派用场的，否则就不是“力量”。但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既然被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那么，要想“学以致用”，就只有参与和介入公共政治事务。这就是“入世”。这同样也没什么不对。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读书人。问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入世”，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却只有“死路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说，通过“入仕”而“入世”。
由“入仕”而“入世”也没有什么不妥，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问题是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一肚子安邦治国之策，也得有人认账才行。没人认，也就白搭。然而认不认却由不得你，乌纱帽当然也不由你自己戴，得由历朝历代的“当局”，即“朝廷”，而“当局”是不由你选择的。结果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盼望入世的读书人就像那些浓妆艳抹准备出台的“小姐”，成群结队地由“妈咪”领来让客人挑，她们自己却不能挑客人。但“小姐”虽然不能挑客人，来挑“小姐”的客人却多，总归还有点希望。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就惨了。急于出售知识智力者成千上万，“买主”却只有一个，就是“万岁爷”。那么，这些读书人岂能不像深宫里的嫔妃，盼君恩如大旱之望云霓？难怪资中筠先生要说屈原被逐，心如失恋；贾谊见疏，情同弃妇了。
因此，尽管韩非子说“主鬻官爵，臣卖智力”，好像是公平买卖，其实注定只能是不平等交易，而且是否能够成交还要看运气。先要看时世。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多半便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以装疯卖傻为宜。因为一不小心“站错队”，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资先生说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识货，你的“货色”再好，也是不顶用的，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最后，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还要看他的兴趣、心情。比如汉文帝，不能算是糊涂虫（有所谓“文景之治”），也很欣赏贾谊（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么样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长沙其实也不错，湘江秀美，湘女多情，湘菜味重，马王堆辛追夫人就是带着“性感内衣”下葬的，死前还吃了甜瓜。可惜贾谊不会享用，终日以泪洗面，竟哭死在那里。还有李白，也曾风光过一阵子的。但召他进宫，不过皇上“一时兴起”。召来以后，也不过让他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看”之类的艳词，等于是“高级戏子”，气得李白疯疯癫癫，“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赐金还山”了事。这两个，还算运气好的，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看来，读书人的“出处”，还当真是个问题。
治世与乱世
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是用许多范例来说话的。根据这些范例，我们不妨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出处”，依照“时世”和“际遇”两个坐标分为各种类型。
先按时世分。处于“治世”的，可以贾谊、李白为例，前面已经说过。处于“乱世”的，则又有两种。一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一种以诸葛亮、谢安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家饭一样“酷”）也不仕晋的，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是整天泡在酒里，常常一醉就是一两个月，弄得司马昭想和他做亲家也没做成。但嵇康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可谓“醉生梦死”，而且晚年时脾气变得很好，竟然能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样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两个，不能算是成功。
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和谢安了。他们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而出，功成名就，出处自如”的典型，因此最为后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而沽（也可以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大，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扬扬，都说“安石不出，如苍生何”时才出山。于是各自留下一段佳话。诸葛亮留下的是“三顾茅庐”，谢安留下的则是“东山再起”。
出山以后，两个人的表现也都不俗。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就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谢安的故事，至少大家也知道一个“淝水之战”。实际上，诸葛亮名气虽大，成功的程度却不如谢安。我们现在心目中的诸葛亮，其实是《三国演义》塑造的，与历史的真实颇有些距离。谢安的形象没有经过演绎，因此反倒真实些。说起来这两个人其实并非同一类型，谢安显然比诸葛亮更圆滑也更沉着。有两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据《魏氏春秋》，五丈原大战时，司马懿曾问蜀使“你家丞相工作忙吗”。蜀使答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也就是罚二十军棍的事都要亲自主持）”，所以司马懿说“亮将死矣”。谢安的风格却完全两样。“淝水之战”那么重要的战役，他并不亲临指挥，让子侄们去打。捷报传来时，他老先生不动声色，照样下棋。直到棋友沉不住气，问他有什么情况时，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小孩子们已破贼军”之类的话。倘若是诸葛亮，决不会如此。
实际上谢安的为人处世是极其老练老辣的，已达到几乎无人可以效法的程度。他隐居东山时想到的是“出”（出将入相），大显身手时想到的是“处”（功成身退），因此“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就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而且终其一生在“出”、“处”两方面都“极尽辉煌”。不过谢安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时机，处（隐居）得是时候，出（出仕）得是时候，甚至死也死得是时候，——正当他功高震主，差一点就会兔死狗烹时，便“恰到好处”地“仙逝”了，这岂是我们学得来的？
诸葛亮的情况就差多了。不错，刘备对他，是给足了面子，也给足了地位，但并没有给足信任，也没有给足权力。刘备在世时，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刘某人自己手里的。直到白帝城托孤时，还要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鬼话。这话看起来光明正大，其实是猜忌防范到不动声色，终于逼得诸葛亮发誓赌咒：“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人总是奇怪诸葛亮晚年怎么像个工作狂，而且不管不顾地硬要伐魏，就因为刘备在世时他其实无所作为，现在得把“被先帝耽误的时间”再补回来呀！
那么，为什么诸葛亮的名气要比谢安大得多呢？原因很简单，也就两个字——炒作。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名气是被炒出来的。此公一生虽然并不那么辉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大约是真的，或有影儿；第二，该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更是真的（有没有效益则另当别论）。这就够了。统治者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楷模，读书人需要一个待价而沽的榜样，双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际遇的佳话，偶像便这样被创造出来。
可见，诸葛亮是不好算作出处成功之范例的。谢安可以算，可惜我们又学不来。
想得开与想不开
再说“际遇”。
际遇也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比时世还重要。因为你即便“生逢盛世”，如果“不得其君”，便也是枉然。比如孟浩然，原本是很想做官的，否则不会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干谒诗”（干谒就是求请、走后门）。可是没想到，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皇帝。万岁爷说，明明是你不来求朕，朕又何曾弃过你？没法子，孟浩然便只好回家一辈子当农民。柳永也一样，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翻宋仁宗，批出最高指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也只好一辈子去浅斟低唱。际遇实在比时世重要。
际遇好的，仍可以诸葛亮、谢安为例。因为际遇好，所以虽身处乱世，仍能有作为。不好的，则也有两种。一种是想不开的，如屈原、贾谊；一种是想得开的，如苏东坡、辛弃疾。贾谊的想不开前面已经说过，屈原是不是自杀则很难说，依我看是被人谋杀（装在麻袋里捆得像粽子一样扔进汨罗江，国人吃粽子即祭奠他的冤死，有如基督徒之吃面饼和红酒）。所以屈原和贾谊就不说了，这里只说苏东坡和辛弃疾。
苏东坡和辛弃疾的想得开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他们没有整天哭哭啼啼、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倒是写了不少豁达豪放的词章。不过两人的“想得开”并不相同。苏东坡是身处治世却又“满肚皮不合时宜”，政见总与当权派相左（王安石搞新法时他反新法，司马光搞复辟时他又反复辟），每每“不相与谋”，因而一贬再贬。遇到这种情况，传统读书人的选择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要么坚持到底以死相争，不愿意走极端的则忍气吞声牢骚满腹。苏东坡却完全不同于这三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融会贯通了儒道释三家，对宇宙人生有着透彻了悟的人。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问题。宋神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在外出途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唯独坡公满不在乎。苏东坡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实际上，所谓“一蓑风雨任平生”，表达的恰是苏东坡的人生观。因此，尽管朝廷上风云变幻天威难测，他自己也颠沛流离身不由己，但在他的心中，却是风平浪静，甚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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