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则不同。他是身处危世，忧国忧民，而且满腹韬略，满腔热情，却又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云云，与其说是“想得开”，不如说是“气不过”。毕竟，他念念不忘的，是“壮岁旌旗拥万夫”；耿耿于怀的，是“竟须卖剑酬黄犊”；痛心疾首的，是“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心驰神往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所以，辛弃疾在出处问题上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他不像苏东坡，看透了宇宙人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既然成败荣辱都不过过眼烟云，那又有什么好争的（争底事）？辛弃疾却没有这种“境界”。他的想法，仍不出“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窠臼。因此，他虽以隐居山林自相期许（云山自许，平生意气），也明白“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道理，不愿落得在官场奔命被人耻笑（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的结局，但总认为归隐应该是“整顿乾坤事了”以后的事情，所以六十高龄时还写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苏辛二人的态度谁更可取，当然可以讨论。但辛弃疾并不那么“想得开”，或者“想得开”当中有“想不开”，恐怕也是事实。
真正想得开的是陶渊明（最想不开的是李白，资先生的文章中已有尽述）。如果说，苏东坡的“想得开”是因为看透了人生，那么，陶渊明的“想得开”则是因为看透了官场。陶渊明是做过几天小官的，但很快就受不了，迫不及待地“自免去职”，而且再也不踏入官场一步。我们读他的《归去来兮辞》，听他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些话，就知道陶渊明之于官场，可谓“彻底决裂”。历史上的读书人，有几个会说仕途是迷途呢？也就陶渊明吧？
所以后世文人（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但凡失意，几乎言必称陶令。然而当真学陶和官场决裂的却几乎没有（也包括苏东坡、辛弃疾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陶渊明其实学不得。
身家与天下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是资先生文章中说到的）那些典型，有两个人是不可学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石），一个是陶潜（陶渊明）。谢安不可学，是学不来；陶潜不可学，是学不得。为什么学不得呢？因为当真一学，就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了。
为此，我们还得把“读书人”的来龙去脉再说一遍。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的前身则是“巫”。巫，是原始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要参与部落大事之决策的。因此，如果说原始社会也有“官”的话，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范文澜先生就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官文化，一个是巫官文化）。可见读书人之与官，从祖上起就有“血缘关系”。
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阶级社会）以后，巫就变成了士。士在这个时代，是属于贵族阶级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家国”只有“身”，但毕竟不像庶人那样“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贵族。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约文士由原始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武士由原始社会的战士演变而来，但不论文士、武士，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成年时和天子、诸侯、大夫一样，也要举行成人礼，戴上象征治权的“缁冠”、象征兵权的“皮弁”和象征祀权的“爵弁”（爵读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士是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只不过这种参与之于天子、诸侯、大夫，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士而言则主要意味着义务。但有此义务也很荣耀，所以“冠”之于“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就因为珍惜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后来许多读书人的情结。
不过，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四海一家，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任命制取代了世袭制，以后科举制又取代了门阀制。原来那个国（封国）和家（采邑）的概念变了，合并为“国家”且与“天下”相等同。诸侯没有了，大夫由“世袭家臣”变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实行科举制以后，还可以由“寒士”充任。于是，正如国和家合并为国家，士和大夫也合并为士大夫。当然，士的“身”与大夫的“家”也合并为“身家”，而与“天下”相对应。
这样一来，几乎每个相当于上古之士的人便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还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济天下”。明哲保身者“处”，也叫“出世”，即“独善其身”。可见所谓“出处问题”，其实就是“天下”与“身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这是士大夫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把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关系讲讲清楚。
士大夫与读书人
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的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再次，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报国与全身
苏东坡们不能“忘却营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报国情结”。
前面讲过，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原本就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其中不少甚至是文武双全的。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读书成了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但“修齐治平”的理想却没有变，“忧国忧民”的传统也没有丢，满脑子还是“内圣外王”，想做的还是“出将入相”。这是他们不能不入世的原因。这里面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有义务，并不是一个“俗”字就可以打发或了断的。
相反，出世和清高反倒有些可疑。资中筠先生说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我想补充一句：还有不少是“装出来”的。所谓“养望”是，“终南捷径”是，甚至故意唱反调也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由“持不同政见者”变成“最坚决的拥护者”，有时竟只要一夜工夫。总之，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通向仕途，只不过有的“青云直上”，有的“曲线救国”而已。
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千万不要太过天真。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的，但“假冒伪劣”也很不少。比如潘岳（安仁），是美男子，也是大诗人，写过有名的《闲居赋》，很清高的，却其实是官迷。为了讨好权臣贾谧，竟然每天守在贾府大门口，看见官车扬起的尘土立马倒头便拜，正所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怎）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诗）。实际上，除少数几个如陶渊明外，大多数人的“清高”，不是因为走投无路，就是因为装模作样，当不得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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