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正因为后世之侠乃是一个“救星梦”，侠们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由“侠而不武”到“侠而武”，最后“无侠不武”，“游侠”也就变成“武侠”。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扶贫振弱，光靠道德感化和说服教育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和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用拳头说话。救苦救难毕竟不能只有愿望，还得有能力。这能力，在菩萨那里，就是法器和法力；在侠客这里，则是兵器和武功。侠客手中的长枪、飞刀，就是菩萨手中的葫芦、净瓶；侠客身上的内功、剑法，就是菩萨身上的神力、佛光。所以，越到后期，小说中武侠的功夫就越“神”。许多武侠电视剧，已经和神话片没什么区别了。
侠客是“救星梦”，也是“英雄梦”。这是武侠和神话的重要区别。神话是不大可能做“英雄梦”的。即便貌似英雄如孙悟空，也不是。孙悟空前半截是顽童，后半截是救星。虽然打遍天下，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也不像英雄。因为他太“神”，既没有七情六欲，还较少受到磨难。一个人物，如果太“神”，就不像“人”，也就不够“英雄”了。所以神话可能是“救星梦”，是“顽童梦”，甚至是“科学梦”（千里眼、顺风耳），却很难是“英雄梦”。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把如来佛、观世音、铁拐李、吕洞宾看作英雄，尽管他们的法力要超过一切武侠，而且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武侠却必须是英雄。因为武侠的责任担当，如除恶锄奸、匡复正义、平定天下，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和英雄行为。如果这武侠身处乱世，那对手又特别不好对付，主人公的英雄色彩也就更浓。所谓“不好对付”，也包括几种情况，比如武艺高强，或权势极大，或善于伪装，把世人都蒙在鼓里。但凡这样的歹人，对社会的危害都极大，也就特别需要英雄出世；而当某一侠客只身挑战这大奸大恶并战而胜之时，他就不可能不是英雄了。
因此武侠小说实质上是英雄传奇。中国的英雄传奇有两种：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谋士枭雄，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故事则可编造）；后者的主人公是流民草寇、隐士响马，且不必确有其人（故事当然更可编造）。但无论哪一种，如果真有价值，其主人公是一定要有英雄气质的，而且越是英雄，就越是好看。事实上，所谓“侠气”，就是英雄之气、英武之气和英迈之气。所以，武侠小说中那些正面形象，便总是那么豪爽，那么慷慨，那么潇洒，那么从容，那么风流倜傥、超凡脱俗、英姿飒爽、神采飞扬，十分令人神往。
更令人神往的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借用陈平原书中四个章节的标题，就是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这其实也是“大侠”的四个条件，而且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大侠是不能无所作为的，因为他有扬善惩恶的历史使命和主持正义的责任担当，这就必须“仗剑行侠”。仗剑行侠当然也是一种建功立业、扬名立万，但侠客不同于清官（如包拯）、战将（如卫青）、勋臣（如韩信），他的功名业绩只能是非国家、非政府、非官方的个人行为。因此大侠必须是血性男儿、性情中人，也就必须“快意恩仇”。快意恩仇的结果，必然是其他人的不快意，于是不但为官府所不容，甚至也为江湖所不容，这就必须“笑傲江湖”。所谓“笑傲江湖”，其实也就是蔑视一切游戏规则，包括朝廷王法和江湖规矩，真正做到无羁无绊，无法无天。这就等于把自己和整个社会对立起来，除了“浪迹天涯”，大约也没有别的出路。浪迹天涯也不可怕，因为反倒更能仗剑行侠，直至被杀戮和剿灭。但在这时，大侠们已“功德圆满”，又何惧一死呢？
看来，破译武侠之谜，关键就在“仗剑行侠”这四个字，而其中的紧要之处，则又在大侠们手中的那个兵器——剑。
剑的秘密
在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以后，陈平原先生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中国传统的兵器虽然号称“十八般”，但所有的大侠都用剑，以至于“剑侠”几乎成为“武侠”的代名词。这当然自有其中道理。正如平原兄所指出，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它代表着正义，可以避邪，是道德的象征。因此，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能够得到和守住剑，也才有资格用剑来独掌正义，主持公道。同时，剑也意味着高贵和优雅，是一个人气质、格调和品位的体现，是审美的象征。的确，佩一柄宝剑浪迹天涯，是很潇洒很优雅的，扛一把大刀或两把板斧四处游荡，便未免杀气腾腾，不像大侠而是莽汉了。何况剑不但可以用，还可以舞。舞剑，恰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审美意象。这也正是我们所向往的英雄形象。所以，用剑的未必是大侠，大侠却一定用剑。
其实，剑这种兵器，不但大侠喜欢，文人也酷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会不断地看到这样一些字眼：学剑、佩剑、仗剑、负剑、抚剑、看剑、拔剑、舞剑。不但李白这样的会“拔剑四顾”，辛弃疾那样的会“挑灯看剑”，就连一些婉约派词人也常常以剑入诗。这里面的奥秘，确如平原兄所说，未尝没有借剑气洗酸腐的想法，但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呢？
还是要从剑本身说起。
剑这种兵器，确实与众不同。它不仅是战斗的武器，更是身份的象征。在上古时代，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佩剑。有资格佩剑的是贵族，即“君子”。“小人”是不能用剑的，也没有剑给他们用。那时冶金技术不高，铸剑并不容易，因此常有以人殉剑或剑化为蛟龙的神话，当然也就不可能人手一柄。即便是贵族，也要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以后才能佩剑。这个仪式就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在贵族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具体的做法，是将这个男子的散发“约束”起来，再加上“冠”，一共加三次——首加“缁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缁冠是参加政治活动的服饰，爵弁是参加祭祀活动的服饰，皮弁则是猎装和军帽。正因为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同时还要佩剑。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这都是贵族才有的权力，因此平民既不能加冠（只能戴头巾，叫“帻”），也不能佩剑。于是冠与剑，便都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上古时期的贵族有四等。最高一级是“王”（天子），次为诸侯，再次为大夫，最低一级叫“士”。士和前三级贵族有一个区别，就是天子、诸侯、大夫不但有“冠”，而且有“冕”，是“冠冕堂皇”。士则只有“冠”，没有“冕”。当然，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剑。因此，对于没有“冕”的士而言，冠和剑就特别重要，甚至应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子路，在一次战斗中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便不顾生命危险，放下武器，用双手将冠重新系好，结果被人砍成了肉泥。又比如韩信，曾经是一文不名，连饭都没有吃的，乃至遭到市井无赖的耻笑和羞辱。然而一柄剑却从不离身，最后“仗剑从军”，成为一代名将。冠与剑，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戴冠佩剑既然是君子（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专利，它们就不但象征着身份、地位和权力，也代表着品级。品级也叫“流品”，即流别和品级，比如上流下流、上品下品。这是道德概念，也是审美概念。比方说，上流上品高贵典雅，下流下品卑贱低俗；上流上品代表着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下流下品则只能望风披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草上之风，必偃）。
品级和流品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所以有学者（如钱穆先生）认为，西方社会是有阶级无品级，中国则相反，是有品级无阶级。其实这是后来的事。在先前，中国社会是既有品级，又有阶级，还有等级的。贵族与平民，就是阶级。贵族当中，天子、诸侯、大夫、士，就是等级。公、侯、伯、子、男，也是等级。贵族都是“君子”，庶民则是“小人”。所谓“君子”，也就是“君之子”。这里说的“君”，可以是“国君”（诸侯），也可以是“家君”（大夫），总之有爵位的人，他们的儿子（君子），或者可以袭爵，或者可以受封。袭爵，就是继承原来的爵位。受封，则是成为低一级的贵族。一般来说，袭爵的是嫡子、长子，庶子和次子只能受封。国君的儿子袭爵，就是诸侯；受封，则是大夫。大夫的儿子袭爵，就是大夫；受封，则是士。士的嫡子也可以袭爵（继承贵族身份），还是“士”，庶子却不但不能袭爵，也不能受封（没有更低一级的贵族头衔可封），只能去做平民。所谓“平民”，其实就是既不能袭爵又不能受封的“庶子”，因此也叫“庶民”或“庶人”。
可见，贵族与平民的身份来历，在于能否袭爵受封；而一个人能否袭爵受封，又要看他是嫡子还是庶子。嫡子是家族血统的正宗继承人，因此也叫“大宗”。庶子的宗族不是“正宗”，因此叫“小宗”。君子继承大宗，当然是“大人”（大宗之人）。庶人别立小宗，当然是“小人”（小宗之人）。至于奴隶，原先不是人，后来是了，就叫“贱人”。
显然，君子与小人，原本说的是阶级（贵族与庶民）。他们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也首先是阶级差别。问题在于，那时的道德标准是由贵族来制定的，审美标准也是由贵族来掌握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身为贵族（君子）者，道德品质就应该高尚，审美品位也应该高雅。这样一来，君子与小人，就不但是阶级，同时也意味着品级。等到后来，天下归于一统，官职不再世袭，从宰相到州县官都由平民担任，贵族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皇亲国戚、凤子龙孙时，中国社会也就没有阶级，只有等级和品级了（比如“三教九流”，就既是等级，又是品级）。这时，君子和小人才纯粹成为品级概念。
品级概念是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之始终的。于是连带兵器也有了品级。剑，作为当年君子佩戴的武器，是高贵典雅的。所以佩一把古剑，就会有“高士之风”；佩一把宝剑，则会有“王者气象”。难怪后世文人作品中，会一再出现“高冠长剑”的意象了。因为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便正是对远古贵族时代“士之遗风”的追忆和向往。
侠与士
武侠是“士之梦想”吗？是。
实际上，所谓“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种——侠士。侠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武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庶人和奴隶是搞后勤的。现在我们说的“战士”、“将士”，就从这个传统而来。那时当一个“战士”是很光荣的事情，庶人和奴隶还没有资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战斗，则其修身习武，便是理所当然；后来转变为武侠，也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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