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千年一梦(1)

　　——读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我们曾经拥有

　　武侠的事要由文人来说，这多少有点滑稽。文人和武侠，至少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习武的少有文化，学文的难免孱弱。文人当中有没有习武的？有，但不多。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有那么两下子，大约也不能飞檐走壁，使刀弄枪，百尺之外取人首级。1990年初，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一只皮箱在广州火车站被人当面抢走。平原兄目瞪口呆之余，竟是徒唤奈何。更有戏剧性的是，这只皮箱里装的，恰恰是他研究武侠小说的资料和草稿。可见平原兄虽然熟读武侠，眉宇间也因此有了些英武之气，却是连一个小毛贼也镇不住的，以至于有好事者替他撰得半联：“车站遭劫平原君恨不早养士。”这才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来，陈平原先生将自己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著作名之曰《千古文人侠客梦》，确实精当而又有深意。近年来，北大同人好言武侠者甚众。衮衮诸公，或执判官笔，或发绿林柬，或登坛说法，或华山论剑，很是弄出了些动静。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一种“与时俱进”。但若论头脑之清醒，治学之严谨，持论之公允，愚意以为或当首推陈平原。中国人做学问是很用心很投入的，结果不是爱屋及乌，便是日久生情。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研究什么，便认为什么最好。比如研究金圣叹的，便认为金圣叹天下第一；研究王夫之的，便认为王夫之举世无双；研究武侠小说的，则往往把自己也封了“大侠”。其实，平原兄要封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他的老老前辈——平原君，便与“侠”颇有些瓜葛。然而平原兄却并不因这瓜葛而以平原君自居，反倒告诉我们，所谓“武侠”，其实是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还是文人编造的，虽然武侠小说常常被看作“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以为便当作如是解。

　　这就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武侠是梦吗？第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梦？第三，这个原本要靠武力来圆的梦，为什么竟是文人编造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

　　武侠是梦吗？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上不曾有过侠或侠客。侠或侠客这种人，大约是有的，司马迁和班固都给他们立过传。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并不管他们叫“武侠”，而叫“游侠”。因为这些人并无盖世武功，行侠亦不仗剑。仗剑的是刺客。刺客是要杀人的，因此要有武艺。如果武功不过硬（比如荆轲），还会让人遗憾。不过刺客虽有武艺，却不一定行侠。比如春秋时吴国的刺客专诸，为公子光篡位而刺杀王僚，就很难说有什么侠义可言。侠客则相反。侠客一定要行侠，却不一定杀人。汉初大侠朱家就不杀。另一个大侠郭解，虽然年轻时“所杀甚众”，后来却“折节为俭（克制约束自己），以德报怨（以恩惠回报怨恨），厚施而薄望（奉献多，要求少）”。直到这时，他才被人们视为大侠，也才有了威望。胡乱杀人那会儿，是只能被看作“愣头青”的。

　　由此可见，侠客和刺客有着本质的区别。侠客行侠，但不必仗剑；刺客仗剑，却未必行侠。侠客可以“侠而武”（如郭解），也可以“侠而不武”（如朱家）；刺客可以“武而侠”（如荆轲），也可以“武而不侠”（如专诸）。对于侠客来说，侠（侠义、侠胆、侠骨）远比武（武功、武艺、武力）重要。同样，侠客和流氓也有本质区别。简单来说，侠客行善，流氓作恶；侠客行侠仗义，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尽管他们都是“江湖中人”，却不可同日而语。侠客因为以侠义为己任，故而都有些霸气。流氓则未必。低级流氓是一点霸气也没有的。比如地痞、无赖、泼皮、光棍之类，就只有“赖”和“痞”，没有“霸”。高级流氓虽然“霸”，却只能算是“霸道”，不能算是“霸气”。可见即便同为“霸”，流氓和侠客也不相同。流氓是“恶霸”，侠客则是“善霸”。总之，真正的侠，崇尚、依靠的是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是武力和暴力。他们追求的，也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不是功名利禄、富贵荣华。

　　事实上，侠是一种身份（侠客），更是一种精神（侠义）。所以，不但游侠讲侠义，不少贵族和官员也讲。比如张良，“为任侠”；季布，“为气任侠”；窦婴，“任侠自喜”。什么叫“任侠”呢？就是以侠义为己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舍己为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二是信守然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三是功成身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西汉时的大侠郭解就是这样。司马迁说郭解受人之托，但凡可以办的，立即就给人办了（事可出，出之）。不能办的，也要让各方满意（不可者，各厌其意）。而且，一定要把事办了或者让各方都满意以后，才肯接受别人的酒食（然后乃敢尝酒食）。另一位大侠朱家，就更是道德高尚。他存活的名士上百，庇护的平民数千，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见到被自己救助过的人，立即就躲起来。如果对方富贵了，则“终身不见”。再如剧孟，是但凡有人来求，一定挺身而出，决不装着不在家，或者以“父母在，不远游”为托词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朝中的一些大臣（如周亚夫）或社会上的一些名士（如袁盎），便都和剧孟结为“生死之交”。袁盎也是做过大官的。他和窦婴一样，都是朝中之侠。他们的故事，我在《明月何曾照沟渠》一文中讲过。

　　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侠了。这样一种侠，我们是曾经拥有的。他们或在朝为侠士（如袁盎、窦婴），或在野为侠客（如剧孟、郭解），但都讲侠义。实际上当时朝野的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侠士和侠客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比如鲁国的侠客朱家，就帮过楚国的侠士季布。季布这个人，也是“为气任侠”的。他原本是项羽手下的将军，曾多次痛击刘邦，打得刘邦狼狈不堪。所以项羽兵败后，刘邦就悬赏千金购买季布的人头。而且下令，有胆敢隐匿季布者，灭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只好听从朋友的建议，剃去头发，戴上铁箍，扮作囚徒，作为奴隶卖给朱家。朱家知道此人就是季布，却不说穿。妥善安顿以后，驱车前往洛阳，游说刘邦的近臣夏侯婴，终于救得季布性命。获救的季布被刘邦任命为郎中，后来还当了河东郡守，朱家却从此不再和他见面，因为一个真正的侠，是必须功成身退羞言报答的。

　　这样一种侠义和侠情真让人神往，可惜并不讨皇帝喜欢。事实上，正是由于王朝和官方的一再严厉打击，侠才终于由现实变成了梦想。

　　魂断侠缘

　　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现在是不可考的了，正如我们无法确知最早的侠客是谁，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的时代。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君主们将其赶尽杀绝。其实就算韩非子不说，坐稳了江山的帝王也会下手，因为他们是既不喜欢刺客也不喜欢侠客的。道理很简单，刺客作为职业杀手，一般并无是非观念。他们只忠于雇主，却不管该杀不该杀。雇主则只考虑能杀不能杀，也不管该杀不该杀。如果他能买到武林高手，自己又正好觊觎皇位，或者与“当今圣上”有仇，便会把国王和皇帝也列入黑名单；而只要世界上有刺客，所有的皇帝在理论上便都有被杀的可能。秦始皇岂非就差一点被荆轲所杀？其实就算他们不杀皇帝，王朝也不能容忍这些人的存在。你想啊，如果满街都是刺客，天天都有谋杀，则如王法何？生杀予夺之权是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岂能由着一帮亡命之徒自作主张？所以皇帝不喜欢刺客。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容不得他们。

　　那么侠客呢？侠客追求道德境界和人格完善，难道也不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都主张“以德治国”吗？这当然不错，但你得弄清楚治国的主体是谁。王朝时代的国家是由谁来治理的？显然不是侠客。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中国传统道德十分讲究名分，因此也叫伦理。伦理就是尊卑有序，官民有等，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德目，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侠客作为民，其道德要求主要是臣服，是安分守己效忠王朝，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抱不平呢？可见，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

　　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和人格是有凝聚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就最讲道德人格的凝聚力，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也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然而在西汉初年，侠客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却大有超过皇家和朝廷之势。比如朱家，声望极高。京师以东各路英雄豪杰，几乎无不盼望与之相识（莫不延颈愿交）。剧孟，名气极大。周亚夫平叛时得到他的支持，就像得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郭解，交游极广。公卿郡县，都争着为他奔走效劳（争为用）。季心，人缘极好。千里之内，侠客壮士都愿意为他而死（士皆争为之死）。这就无疑犯了帝国的大忌。我们知道，一个开国元勋或朝廷重臣，如果“功高盖主”，尚且难免杀身之祸，一介草民如果“横行州域，力折公侯”，那还了得？

　　侠客们获得如此威望，当然是因为他们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救苦救难，而且不避艰险，不计报酬。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人，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扞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问题是，并非所有号称侠客的人都这样，也有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王朝要镇压这些恶霸，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汉初年，侠客们不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黑社会无异，还往往与权贵合流。《汉书·游侠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吴濞就是吴王刘濞，淮南就是淮南王刘安。他们和代国丞相陈豨一样，都是造过反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虽没造反，却也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都养士，都结交豪侠。这同样犯了王朝的大忌。因为身为朝廷重臣，只能“存公谊”，不能“结私交”，更何况其所结交的，还是原本就有暴力倾向，甚至形成暴力团伙的侠？

　　这就必须镇压。即便宽容如文景（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能任由他们星火燎原。事实上汉文帝即已开始打击侠客，郭解的父亲就是被文帝所杀（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也对游侠大开杀戒（尽诛此属）。汉武帝当然更不会手软，郭解就是被他杀的。汉武帝早就想杀郭解了，只是逮不着机会，只好将他迁居茂陵。当时的政策，是家财三百万钱以上的豪强，都必须迁往茂陵，以便“内实京师，外销奸猾”。郭解的家财不足三百万钱，却榜上有名，大将军卫青便帮他说情。谁知这下子却帮了倒忙。汉武帝说，好嘛！一介平民，居然能让大将军来做他的代言人，“此其家不贫”！

　　于是郭解只好走人。这时，他的好人缘再次帮了他的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一千多万。入关以后，关中的贤达豪杰，不管认不认识他的，都争先恐后抢着前来结交。这个风头出得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高层震怒。我们知道，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豪强居茂陵，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地方上的非政府力量。如果越是打击，他们的势力越是强大，拥护的人反倒越多，那还得了？因此我相信，汉武帝这时一定恨得咬牙切齿，而诛灭郭解的机会也很快就到来。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以后，凶手不知去向，郭解也确实不知何人所为。然而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的罪还大。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权势、影响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呢？皇帝。皇帝能有两个吗？不能。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族灭），罪名是“大逆无道”。

　　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此后虽然“为侠者极众”，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些傲慢无礼不足称道的人（敖而无足数者），甚至是当年朱家他们羞与为伍的流氓［乡（向）者朱家之羞也］，要不就变得文质彬彬起来（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古之侠道，一蹶不振。班固以后，正史甚至不再为侠客作传，侠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谁之梦想

　　东汉以后，历史上就当真没有侠客了吗？这话要看怎么说。

　　毫无疑问，正史不载，不等于其实没有，但可以肯定：第一，真实的侠虽然还会有，却不过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第二，侠的精神还在，却不一定体现在侠客身上；第三，侠客将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并因此而造就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武侠小说。也就是说，司马迁以后，侠作为一种现象，已不是现实，而是梦想。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这就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侠客。为什么要有呢？因为谁都可能会有“不测风云，旦夕祸福”，谁都可能会有无奈和无助的时候。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所谓“缓急”，其实就是着急、为难、飞来横祸、束手无策等等。这是连舜帝、伊尹、管仲、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会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寻常百姓，手无寸铁，既没有功夫，又没有权势，还生活在“乱世之末流”，遇难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其遇害何可胜道）。这时，我们当然很希望有人来救助，而且最好这人还是“职业救星”。因为见义勇为的人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但有其“义勇”未必有其“能耐”，更不可能有事没事都在四处闲逛，专打抱人间不平。这就不大靠得住，不能让人放心。

　　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侠客。第一，侠客就是干这个的。所谓“任侠”，所谓“以侠义为己任”，便有“专司此职”的意味。所以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岂非“职业救星”？第二，侠客多半有此能力。他们要么有威望，人多势众，一呼百应；要么有功夫，飞檐走壁，以一当十；要么有奇术，见血封喉，撒豆成兵。这就不怕救不了你。第三，他们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报酬，甚至不要你感谢。你可以放心地让他来搭救，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这样的好人好事，谁人不想，谁人不愿，谁人不盼望呢？

　　如此救星何处寻？大约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比如观音菩萨，就是“职业救星”。观音大慈大悲，有行侠的愿望；千手千眼，有行侠的条件；法力无边，有行侠的能力；救苦救难，有行侠的实绩。所以，观音菩萨就是最大的侠。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侠客杀人（当然杀的都是坏人），菩萨不杀。菩萨是“佛门身份，侠客责任”，侠客是“阎罗手段，菩萨心肠”。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