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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第3章 定音鼓(1)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

  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

  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

  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

  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

  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

  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

  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

  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

  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

  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着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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