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定音鼓(2)

　　在两周的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礼”（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4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只剩下“德”。5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一再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6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说，也对康叔封说。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7

　　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8

　　显然，周公、召公、康叔，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

　　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

　　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9

　　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甲骨文的“德”（粹八六四）。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得失”，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即“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金文的“德”（何尊）。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的“德”（德鼎）。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10

　　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呢？

　　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德高望重”。这就到春秋战国了。子贡就说老天爷要让孔子成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是“人伦之至”。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不是“道德高标”。

　　甲骨文的“圣”（乙六五三三）。

　　金文的“圣”（尹姞鼎）。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主要得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神采飞扬的万舞。11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商是仪（仪式），周是制（制度）。

　　什么是“礼”？什么是“乐”？按照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礼就是礼器，乐就是乐器。所以，礼乐就是祭礼和乐舞。这当然不错，也不能没有。但在周公看来，礼和乐，又不能仅仅只是祭礼和乐舞，更应该是一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许慎认为“象鼓”（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具体地说，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乐的作用是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

　　礼和乐，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为礼要表现为仪，仪要表现为序。比方说，在请神吃饭的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

　　显然，礼的本质就是序，秩序。

　　处理人神关系的秩序，当然也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

　　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即“礼制”。

　　必须被应用于政治，即“礼治”。

　　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即“礼教”。

　　但这里面有问题。

　　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除了天子“至尊”，其他人都铁定的卑，顶多有相对的尊。这是无法让人心理平衡的。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因此必须用“乐”来调和。乐，是音乐，也是快乐。音乐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好听是因为和谐，和谐是因为多样统一。礼和乐的共同特点，就是既讲多样，又讲统一。礼辨异，乐统同。有礼有乐，礼兴乐和，就能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