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低调谨慎——做惊天动地的事业，需如履薄冰般谨慎(1)

　　曾国藩深悟官场生存之道，因此得以在那个政治黑暗、政局混乱的年代步步高升，荣宠无量。在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角逐的时候。曾国藩始终保持低调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成为他在斗争激烈的官场中的保护伞。无论在什么年代，低调谨慎都是一个人最明智的生存之道。低调可以使人摆脱暗潮涌动，在别人不知觉的时候成长壮大：谨慎可以使人少犯错误。安然度过危机。

　　1．天下之事贵在谨慎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人生在世，事事变幻莫测，处处潜伏危机，一不小心就会阴沟里翻船，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是绝境。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扎稳打，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凡事力求稳妥，谨言慎行，戒骄戒傲，时时刻刻小心行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曾国藩从一介布衣寒儒一跃成为封疆大吏，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化，每一次他都能安稳度过，且官越做越大。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他依然能够长保富贵。这一切都与他小心谨慎的为官之道有关。

　　曾国藩一生做事小心，从不轻易冒险。他曾经说过：“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在与太平军的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同治二年十一月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他曾经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当时太平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湘军打败太平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在一个月以后，湘军就攻人天京。曾国藩在临胜前反复叮嘱，就是怕曾国荃急功近利，犯兵家之大忌；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曾经称赞将军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一月，湘军迅速进攻太平军的时候，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力陈兵贵神速的道理：“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但是曾国藩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曾国藩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所说的“稳扎稳打，机动则发”为“良为至论”，并指出：“‘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功成名就后的曾国藩也丝毫没有懈怠，依然小心谨慎。他知道，越是处在高位，越容易招来妒忌，更何况自己并非满族贵胄，稍不留神就会授人以隙，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一直谨言慎行，小心在意，处高位而守本分，最终得以安享富贵。

　　曾国藩身处高位，有很多朋友、同乡找他帮忙。对于这些事情，曾国藩一直遵循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他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但是绝不允许家人干预公事。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的很多高官都败在身边人手上的，所以当他知道叔父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立刻写信予以制止。他的叔父不以为然。最后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抬出“祖训”来，才压制住了叔父。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小心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身处风口浪尖的曾国藩，小心地经营，生怕被别人抓到把柄，因此，总是注意避嫌。他和弟弟处在同一个军队里，这种关系很是特殊，他也不得不谨慎地处理这种关系，以防别人趁机诽谤。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曾国藩为此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官场历来黑暗，钩心斗角的事层出不穷，更何况曾国藩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曾国藩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始终屹立不倒，得享富贵，凭借的就是一生的小心谨慎。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想要一生平稳度过，必须小心谨慎，时刻留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飞来的冷箭射中，一败涂地。

　　2．得意不忘形

　　古往今来，有多少身居高位的人在如日中天之时惨遭祸患！而曾国藩却能够稳步上升，长保富贵，自然有其不同于他人之处。须知物盛则衰，月盈则亏，一旦达到人生的顶峰，就意味着有可能会滑向低谷，如果不能小心行事，则很可能一生功业毁于一旦。很多人在事业达到巅峰状态时，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不知检点自己的行为，以为世上无不可为之事，结果大意失荆州。曾国藩则相反，事业发展得越快，他越是能够守住本分，越发小心在意，得意而不忘形。这就是他能够一生富贵的原因。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拥兵30万，已占中国半壁江山。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的，营官都是由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任。湘军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此时的曾国藩已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4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清朝廷汉族官僚把持权力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功高震主。

　　曾国藩的下属们，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均竭力劝说曾国藩自立为王。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其实，早在咸丰皇帝临死的时候，就有遗言道：“克复金陵者王”。但是，在慈禧太后掌控下的同治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而且，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这无异于过河拆桥。因此，曾国荃等人力劝曾国藩反了，他们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作决断”。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只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算是作答。

　　其实，曾国藩深明为官之道，他与曾国荃在私底下的对话真正显示出他的智慧。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种掉脑袋的话也能形诸笔墨？你们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罗炳常，江苏总督李鸿章，还有3个现任总督，5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再遣李秀成振臂一呼，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不在话下。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说道：“人共患难的时候大多是朋友，同富贵的时候往往成了敌人。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的人就是左宗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现今，湘军已呈老态，谈不上什么精锐！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好像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们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们就可能出卖你。就算是帝王之人，又有多少骨头可扔呢？”一番话说得曾国荃哑口无言。

　　曾国藩在坐拥东南半壁江山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小心谨慎，依然冷静地分析问题，没有得意忘形，这就是曾国藩的智慧。如果不是做到得意而不忘形，那就恐怕没有以后的曾国藩了。马失前蹄往往是在平坦的柔软的草原上，而不是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在人生起步的时候，人们往往能够小心谨慎，然而一旦成就事业，就会忘乎所以，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从而万丈高楼毁于一旦。所以，经营成功的人生，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儿疏忽，尤其是在登顶的那一刻，更需要在意，否则会摔得粉身碎骨。

　　3．谨小慎微，安度危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特别是在争权夺利的官场上，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稍不留神就会卷入政治旋涡之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一个人在官场上不能深谋远虑、谨小慎微，很容易就会丧生于政治权力更迭的过程中。历朝历代在政治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都会有一部分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曾国藩在官场打拼多年，历经几次权力交接过程，却始终没有卷入其中，依然挺立不倒，突破了传统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曾国藩曾经说自己近乎“拙愚”，事实上，他是大智若愚、城府极深。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之时，还是在不得志时，他都能谨小慎微，收敛言行，尽量不与朝中显贵过往甚密，以免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之中。

　　曾国藩并不是不和高层人物来往，而是他懂个掌握火候和分寸，在交往的过程中注意不给别人留下把柄，即使高层之间进行争斗，也不会将他牵扯进去。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进入政界，结交了穆彰阿这个权贵；在咸丰年间，他则倚重肃顺；同治年间，他则与恭亲王奕祈交好。

　　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祈也几经挫折，然而曾国藩却照常升官，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一般来说，继任的掌权者大都与前任不合，是不会重用前任所用的人的。但是曾国藩却是一个例外，他与每一位掌权者都能和睦相处，得到重用。曾国藩在官场上谨小慎微，帮助他在一次次的宫廷斗争中安度危机。

　　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得到咸丰皇帝的信任，得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肃顺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懂得军队是把握政权的最重要的武器，便把眼睛放到军队上，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成了他拉拢的对象。肃顺处理这一关系做得很微妙。因为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因此肃顺不敢贸然行动。而曾国藩、胡林翼等也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存在微妙的关系。在肃顺招纳的人中，有很多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有的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例如尹耕云不仅是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而且曾“极器重之”，同时，尹耕云也是肃顺的属吏，尹对之“敬礼有加”；王闿运担任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非常欣赏，要与王闿运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国藩无太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人关系密切，又得到肃顺的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是他明白权倾朝野的人不一定能够长久，所以他对于肃顺的拉拢不动声色，既不明确地拒绝，也不堂而皇之地接受，而是通过其他人进行间接的接触。肃顺对于这种关系也是相当满意，所以给予湘军极大的帮助，曾国藩本人也从肃顺那里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肃顺力举咸丰皇帝不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肃顺给予了湘军前所未有的好处。

　　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祈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后来，慈禧处决了肃顺，在进一步清除肃顺的党羽时，发现许多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祈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4省军务。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4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知道朝廷对于汉族官员是有限制的，他明白“权重足以震主”的道理。

　　待到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地接受了4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自己要更加努力地尽忠报国，每隔10日以奏折汇报1次，以免“朝廷廑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