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低调谨慎——做惊天动地的事业，需如履薄冰般谨慎(2)

　　人生起伏不定，人际关系更是复杂多变，危机和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曾国藩的事情告诉人们：在平时就必须谨小慎微，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授人以隙，当所处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就不会被人揪住把柄而一招致命。

　　4．祸从口出，出言宜慎

　　人生在世，与人交往，不可避免要与人言语相对，但如果不加注意，就很容易“祸从口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慎言。人们一直强调要“少说话，多做事”，这是很有道理的。言多必失，与人交往中最忌讳口无遮拦。每个人不仅做事之前要三思，说话之前也要三思。曾国藩为官，一直强调说话要谨慎。他说：“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事实上，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爱说话的。在30岁之前，他的言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他很有才华，但是别人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无论是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会让同僚或朋友难堪。时间久了，他的坏名声就传开了，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地孤立了他。

　　曾国藩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改掉这个毛病，他的仕途就不会长远。经过努力，曾国藩终于改掉多嘴多舌的毛病。

　　曾国藩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这是他多年为官总结出的经验。曾国藩身临高位，功劳显赫，如果言语太多、锋芒太露，就会引来朝廷的猜疑，就会被认为怀有叵测之心。在封建社会中，君权高于一切，作为一个重臣，如果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味地激进，那就会招致皇帝不悦，那样便有生命之忧了。作为一个重臣，如果对下讲话太多，那就难免有失误，就会被手下人嘲笑，认为自己无德无能，不能服众，久而久之，威德并失，便不能指挥手下了。

　　曾国藩早年就写下了“谨言箴”。他认为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只会搅乱人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而夸耀的人并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只是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那些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而那些惊骇的人在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们。

　　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别人承认他的高明。这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种做法很容易招来众怒。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慎言，同时还要求弟弟和下属也要慎言。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两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说话刻薄，多嘴多舌。曾国藩为了不让弟弟走自己的老路，屡屡规劝他俩。曾国华性子刚烈，言语刻薄，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为此，曾国藩赠他“温甫”两字做字号，希望他能克制自己，待人和善，不要出口伤人，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曾国华在曾国藩的劝导下，果然改变了很多。

　　曾国荃因为战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上立身。得志的曾国荃比之曾国华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国藩对此很是放心不下。深谙为官之道的曾国藩明白，官场上最忌讳多嘴多舌，历史上因出言不慎被贬甚至被杀的官员多如牛毛。可是初人官场的曾国荃根本就不懂这些，就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一样，肆无忌惮，我行我素。为此，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之道，对他进行规劝。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问有蛮狠之相，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在封建社会，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为官者如果不能慎言，说话不假思索，就很容易得罪权贵，招致杀身之祸或死于官员的互相倾轧中，即使侥幸保全了性命，在仕途上也难以有所建树。曾国藩秉持“慎言”一道，在清廷官场上纵横几十年。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因为说错话而危及性命的并不多见，但是丧失前途的却是司空见惯。所以，一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定要慎言，任何话出口前一定要想明白是否该说，否则，说出错话就覆水难收，就很难在社会中立足了。

　　5．以缓济急，稳中求成

　　俗话说：“事缓则圆。”曾国藩深明其理，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这件事让他记忆深刻，更给他敲响了警钟。曾国藩认为，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

　　急功近利最容易使事情发生纰漏，造成不可挽回的败局。曾国藩本是一个暴脾气，做事心急，总想一蹴而就。他后来才明白，心急很容易坏事，于是逐渐改掉了这个毛病。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形象。他开始做官的时候，急于求治，希望能改变国家的现状。那个时候，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曾国藩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咸丰皇帝继位不久，曾国藩就连上4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方面指出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皇帝励精图治。但是咸丰皇帝充耳不闻，不给回应。曾国藩再次上折，直接对皇帝展开尖锐批评，指责咸丰皇帝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结果惹得咸丰皇帝龙颜大怒，曾国藩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从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一时就能做成的，就算自己再想治理好国家也不能完成。

　　曾国藩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由于他想尽快地扭转战局，所以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一些官吏，引发了重大的矛盾。后来，在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接连几次兵败如山倒。

　　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曾国藩意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使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为清王朝的支柱。

　　“缓”是他在经过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并在他后来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引诱江南大营的清兵来救，在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李秀成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率兵退守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同年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的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接连发了几道谕令，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的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这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曾国藩还有其他考虑，他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自己的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饷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于是曾国藩又找出种种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高官厚禄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并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统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曾国藩这次以“缓”字为自己谋得了相当大的利益。首先，他拖延不肯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清廷不得不完全依赖湘军。果然，没过多久，朝廷就授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在此之前，朝廷对曾国藩一直不是很重视，不肯加封他，就连胡林冀都已经加封为巡抚，而曾国藩却依然没有实职。

　　其次，曾国藩借机剪除了异己，使湘军独霸天下。王有龄战败死后，曾国藩向朝廷举荐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续宜。这样，曾国藩就牢牢地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

　　再次，曾国藩保存了实力，稳住了阵脚，以免陷入被动的局面。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而是想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自己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就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同时，太平军在安庆的守军1万余人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的老巢。如果李秀成此计成功，清朝就会大势已去。倘若曾国藩听从朝廷的命令急急东进，就正好中了李秀成之计。

　　曾国藩做事历来讲究稳中求胜，他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时时慎行，制订周密的计划，按部就班，不图迅速地取胜，但求万无一失。他依靠这种思想在官场中几十年如鱼得水，从朝廷手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步步高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世上的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急躁而改变这种规律。所以，人们必须学会等待，在稳妥中求胜，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躁，贸然采取行动只会招来失败。

　　6．防危虑败，居高不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一个人不能看到潜在的危机，那么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很有可能毁于一旦。曾国藩就善于在危机来临之前，将之消弭于无形，长保富贵。他曾经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得到朝廷的赏识。但是在社会安定之后，湘军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胁。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次升迁，曾国藩可谓荣耀至极，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前程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曾国藩想到，这与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有关。

　　官文是旗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被授予湖广总督之职。曾国荃弹劾官文的奏章送到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心里很清楚，这是满族贵族和湘系之间的权力之争。那个时候，太平天国闹得正凶，朝廷需要湘军出力。于是，慈禧太后就撤了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表面上清廷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这件事情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清廷官场的黑暗，懂得一切必须小心在意，不能得罪满族贵族，否则必将遗祸不小。

　　曾国藩自知有功高盖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这是曾国藩思考最多的问题。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地对待富贵和权位，尤其是对那个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攻克安庆，包围南京。曾国藩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攻克“天京”，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湘军占领南京之后，曾国藩立刻做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的时间很长了，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这就是向朝廷表明自己无意拥兵自重。对于自己的去留问题，他只字未提，因为他明白，此时不论是去还是留，都难免会遭到朝廷的猜忌。但是，他却替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

　　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

　　“高处不胜寒”，说的是一个人身居高位更需小心在意，时刻提防，将所有能导致失败的因素都考虑在内，逐一化解，以保长久。“枪打出头鸟”，其实身居高位者就是一个活靶子，如果不能防危虑败，不具备躲避“枪子儿”的能力，就很有可能会摔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