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以忍为高——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1)

　　忍。是生存之道；忍，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在处于下风的时候，忍是渡过难关最简单有效的办法；逞一时之勇只是莽夫所为。曾国藩在斗争激烈的官场中用以保护自己的办法之一就是“忍”。在羽翼未丰之前，曾国藩忍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和压力。凭借一个“忍”字，曾国藩渡过了人生中的大风大浪，等到合适的时机一飞冲天，成就了功业。

　　1．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曾国藩说：“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曾国藩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麻烦事接踵而至，他有时也是疲于应付，但是他都一一忍住，一个个地处理好，最终达到人生的巅峰。曾国藩认为，做事须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如果心浮气躁，就会使自己作出不理性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遇到紧急之事，首先要先稳住自己，才能稳住下属，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否则只会自乱阵脚。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太平军。一天晚上，太平军前来偷袭，而当时湘军的护卫只有1000多人，不足以对抗太平军。湘军个个惊恐不已，曾国藩也是不知所措。幕僚钱应溥急忙赶来对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于是，曾国藩高卧不起。湘军们一看主帅若无其事，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个个都镇定下来。太平军见此情景，以为是曾国藩故布疑阵，因此迟疑不决，最终悄然撤军。

　　身在官场的曾国藩知道官场的黑暗。他是汉官，却身居高位，难免会招来满族贵胄的不满，故意找碴儿的人不在少数。面对挑衅，曾国藩一直奉行“忍”的策略。他认为，在官场中如果不能忍，则必不能长久。有一回，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的书信，信中写道：“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立刻回信告诫曾国荃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才能产生智慧，才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够耐烦，主要要在平时加强对心性的修养。他曾经引用庄子的话，其大意是：“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这种信任不是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名噪一时的人，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的名声，也没有突然而得的美名，但他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诚实而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曾国藩明白，成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取得的，没有足够的耐心，就难以在官场长期发展。官场中总会有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经常会受到来自上头的压力和同僚的中伤，如果没有耐心，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心浮气躁，就会中别人的圈套，一怒之下离开官场，自然也就不会有前途可言。

　　曾国藩还说过：“做到了‘贞’，就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吴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清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耐”字就是他修养的重要部分。他从古人和朋友那里学习忍耐，在实际中锻炼自己的忍耐力。一个“耐”成了曾国藩在官场上制胜的武器。在一次次挫折之后，曾国藩都能够东山再起，与他的“耐”性有巨大关系。

　　一个人做官也好，做事也罢，都不能脱离耐烦。世上之事本就不如意者居多，没有耐心的人很难将事情进行下去。面对不利的局面，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冷静下来，以静制动，才能克敌制胜；心浮气躁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不利于自己，那就更加难以控制局面了。

　　2．逞一时之快，毁一世之功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世上的事情大多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味地求快很容易陷入困境，反而难以得到想要的结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稳扎稳打才是上上之策，稳中求胜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曾国藩带兵，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犯了急功近利的错误。在湘勇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与太平军开战，结果屡战屡败，差点逼得自己自杀。后来，曾国藩重整旗鼓，湘军实力大增。曾国藩这一次出兵，坚持稳扎稳打，不再冒进，一点一点地将太平军逼上了绝路，最后一举攻破天京，太平天国顿时土崩瓦解。

　　曾国藩虽无大将之才，但是长于出谋划策。在用兵上，曾国藩坚决反对轻率出战，即在不知敌情的情况下绝不贸然出兵。曾国藩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曾国藩认为，没有做好准备就贸然作战，必然会失败；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去作战，必能将敌人打败。他认为，在这一方面李续宾做得最好。他称赞李续宾说：“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迪庵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是一员猛将，但是急功近利，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经常劝导他。曾国荃领兵去吉安前线，曾国藩干叮咛万嘱咐地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曾国荃在南京前线时候，曾国藩嘱咐他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认为两军相持不下，不宜进行无休止的战斗，那样一无所获，反而会让士兵产生懈怠的心理。与其这样，不如坚守不出，养精蓄锐，等到援兵到时，士兵们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定可一战而胜。在曾国藩看来，坚守不战虽看似建功很慢，但是却最有实效，最能确保胜利。否则欲速则不达，造成与敌军僵持的局面，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陷入失败的境地。

　　曾国藩认为，战争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战略战术，谁能沉得住气，以静制动，必然能够取得胜利，即使不胜，也不至于大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曾国藩认为，在战场中，静胜于动。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基于此，曾国藩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所谓“以主待客”，就是在两军对垒时，最好不要做率先出击的一方，而要让敌方先攻击自己。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

　　在作战的过程中，何谓主客？曾国藩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最稳健的作战方略。在他看来，江南大营的失败，就是因为清军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江南大营本是阻止太平军北上的，而向荣、和春却根据朝廷的命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四处奔波，结果太平军以逸待劳，将他们各个击破。

　　万事皆是“欲速则不达”，逞一时之快，毁一世之功。想要迅速达到目的的人，必然会在做事的过程中过于毛躁，出现失误，以至于影响大局。曾国藩领兵打仗，最终的目的就是剿灭太平军，所以，他坚持稳中取胜，不计较一时的得失，不为一时的利益而冒进。他的战略方针完全体现了他的作风。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曾国藩没有采取鲸吞的方式，而是用了蚕食的方式逐渐地将太平军消灭。这就是曾国藩做事“稳慎”的最好佐证。

　　3．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说：“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韧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这也正是曾国藩的写照。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就在于“打脱牙和血吞”。曾国藩曾经这样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他曾经将幕僚所写的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在一次次败给太平军之后，又一次次站起，最终将太平军消灭。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南京、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已落入太平军手中，清政府军节节失利，在这些地区难以组织有效的反抗了。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也是接连失利。此时，太平军逼近湘潭。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的确，太平军如果顺利地拿下湘潭，便能继续攻打长沙，继而控制整个湖南，然后与两广的农民起义军联合一起，迅速南下，就可占领两广、闽浙等地，这样太平天国就占领了南方半壁江山。在此基础上，太平天国就可发动北伐战争，夺取全国的政权，清政府就岌岌可危了。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根据地，如果湖南被太平军占领，湘军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难以有所作为。

　　曾国藩明白其中的利害之处，决定在湘潭与太平军进行决战。他派遣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塔齐布，与太平军一决生死。太平天国派出的将领指挥能力不强，结果惨败而归。这一场战役是太平天国出师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

　　清政府对此次胜利褒奖有加：“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湘潭之战让曾国藩扬眉吐气，清政府一改态度，曾国藩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当另一路湘军在靖港大败之后，咸丰皇帝立刻对曾国藩大加指责，并免去了他礼部侍郎的职位，责令他戴罪剿匪。

　　朝廷过河拆桥，让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与政治危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曾国藩咬牙撑住，回到长沙后，立刻总结失败的教训，立志要剿灭太平军，让朝廷再次倚重自己。

　　曾国藩发现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湘军的战斗力不行，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原来曾国藩统率的湘军是由不同的人训练出来的，选拔方式也不尽相同，战斗力也就有强有弱。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军官大多数都是他的门生、同学、故旧，难以以法纪约束他们。而曾国藩一直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这就导致湘军组织涣散，军令执行不力、各自为战，难以同心同德。湘军岳州大败，真正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

　　意识到这些之后，曾国藩开始对湘军进行整顿。根据兵在精而不在多的原则，曾国藩一方面将那些较弱的兵士们纷纷遣散回家；一方面严肃军纪，不再收容已经溃散的军队。经过整顿，水路两军加在一起也只剩下5000人，就连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被裁掉。

　　同时，曾国藩将王垒留在湖南，自己亲自率领罗泽南部出征。然后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招募新勇，以补充军力之不足。湘军的人数很快就上升到1万人。除此之外，胡林翼手下的黔勇也增加至2000人。水师方面，曾国藩征调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经过这次大的调整，湘军实力大增，战斗力也逐渐提高。在后来与太平军的战斗中越战越勇，最终完成了剿灭太平天国的任务。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创办团练，并将湘军发展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在其他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一鼓作气，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赫赫战功。其过程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曾国藩忍住了失败的痛苦，在失败中一次次爬了起来，在失败中找到了制胜的办法。这正是一种坚忍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渡过一切难关。

　　4．羽翼未丰不可妄动

　　很多人为了建功立业，犯了急躁的错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摔得头破血流。曾国藩说：“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人人都希望能够立下大功业，扬名千古。但是切记不可轻举妄动，羽翼未丰满时，不可四处张扬；即使前面就有巨大的利益，也要忍住，不能冒进。否则，就真的会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节节胜利，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清军难以抵抗，只是一味地败逃。面对这种情况，咸丰皇帝再也坐不住了，决定赶鸭子上架，接二连三地下旨，要曾国藩出兵抵抗太平军。曾国藩接到诏令后，并没有马上出兵，而是不断地向皇帝上奏解围之法，这就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再下圣旨：“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面对皇帝的震怒，曾国藩依然不为所动。这并非曾国藩有意抗旨，而是不得不抗。当时曾国藩初创湘军，总兵力只有1万有余。面对训练有素的太平军根本就不堪_击。曾国藩在书信中向朋友说道：“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了保存湘军的实力，曾国藩不得不一再抗旨。为此，曾国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战死而未出兵相助。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他对曾国藩的仕途有着重要的帮助，每一次曾国藩遇到事情，吴文镕总是想办法帮他解决。太平军打到湖北后，吴文镕向朝廷告急，请求支援。朝廷立刻下旨，让曾国藩出兵援助，而且吴文镕还亲自向曾国藩求救。

　　面对恩师的请求，曾国藩很难置之不理，但是，就算湘军开过去也只能是送死，不起任何作用。最终，曾国藩回信给吴文镕，诉说自己的难处。吴文镕并没有以老师的名分要求他，而是告诉曾国藩：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曾国藩最终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