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以忍为高——亦忍亦纵、忍多纵少的人生(2)

　　后来，曾国藩在自己的爱将江忠源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是坚持原则，没有派兵去救，导致江忠源战死。

　　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此时已经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告急，向曾国藩求救。江忠源既是曾国藩的爱将，也是曾国藩的门生，他办团练最早，最具有实战经验，同时拥有很高的职位，深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一直有将湘军交由他指挥，而自己只在后方负责练兵和筹措军饷的想法。当江忠源被困时，曾国藩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他还是坚持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江忠源和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江忠源是曾国藩最得意的大将，吴文镕是曾国藩的恩师，位高权重，在曾国藩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他们不死，也许曾国藩就不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陷入那样的困境。但是曾国藩深知自己的实力，即使他全力以赴，前去救援，也难以救得他们，反而会让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军队全军覆没，而自己也将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

　　曾国藩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绝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则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地考究、衡量，而后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多半会打败仗。军队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就必有漏洞和毛病，就会被对方看出来。不要带着急躁的情绪，不要被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就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大事，就不能贪图功勋，必须能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必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干扰自己判断的因素，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实力不足之前，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将承受灭顶之灾。

　　5．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自古成大事者，皆是能忍之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在官场打拼34年，一直都奉行着这个原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曾国藩从底层一点点地往上爬，其间不知受了多少窝囊气；而他身居高位，也会受满族贵族的排挤和朝廷的猜忌，自然还会受气。曾国藩显赫的地位，正是靠着忍常人不能忍之事换来的。曾国藩曾经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一个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忍让都是应该具有的品质，因为忍让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说：“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以必以忍让为怀。”曾国藩认为，忍让可以避免麻烦，可以赢得好名声，可以少树敌。凡事以“忍让为怀”也成为曾国藩不败的法则之一。

　　咸丰初年，曾国藩的父亲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家中打算建新宅黄金堂，但是因为地界问题，与邻居发生争执。两家互不相让，几乎要到湘乡县府打官司。曾国藩的一个兄弟写信给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想让曾国藩出面打赢官司。曾国藩收到信后，想到了清初六尺巷的故事，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回家，并在信中附上了张英的那首打油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人接到曾国藩的信后，就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主动退让。邻居家一看曾家如此大度，也就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主动将家里的那块地让给了曾家，让曾家扩建黄金堂。

　　曾国藩非常注意自己的修养，而他的弟弟和父亲却不是这样，他们经常倚仗曾国藩的权势在地方上作威作福。虽然曾国藩多加劝导，但是却很少有人听从，尤其是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间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很难有几个人生还。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的话拗不过曾家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曾国潢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用杀猪宰羊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16个人进行祭祀。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知道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他在倡导的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便问：“我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呢？”

　　在官场中，曾国藩也奉行忍让的原则，遇到事情总是能够让人一步，以求得一个好人缘，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曾国藩用这种办法笼络到一个晚清历史上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大将左宗棠。

　　靖港战败，左宗棠特地去长沙，痛骂曾国藩一顿。江西某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丁忧回乡，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痛骂其兄。曾国藩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两人交好。

　　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也让曾国藩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所以，他必须保证不被别人抓住自己的把柄来推翻自己。这就形成了曾国藩的一个人生经营策略——“忍让”。以忍让换取好名声，以忍让减少敌人，以忍让获取友谊。忍让使撑起他高高地位的基石变得牢不可破，使他长久居于高位而不摔落。

　　在清朝，满汉之别十分严重，汉官得不到重视，无端就会引起朝廷的猜忌。这让曾国藩更是时时刻刻以“隐忍”为处世之道，他一方面殚精竭虑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一方面委曲求全，尽量保持低调，以免功高盖主，引火烧身。曾国藩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总是先考虑到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李鸿章等人信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平日兢兢，恐蹈古来权臣刚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气陵同列也。”

　　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曾国藩所倡导的“忍”，指即使他人有不是的地方，甚至故意刁难，也要克制自己，不要与之争锋，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曾国藩以“忍”保全自身，成就一代“圣贤”名声，为晚清官场的“楷模”。

　　曾国藩一生都在奉行“忍”字，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他制定的作战方针也是以“忍”字为中心。他主张“静以制动，设防长围”，不与太平军进行正面交锋，而以围困为主，缩小太平军的生存空间。

　　曾国藩在劝诫强横霸道的弟弟们的信里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曾国藩突出地体现“忍气”，他手下的将领们在他的熏陶之下也学会了“忍”。

　　胡林翼是湘军一名重要的将领。有一次，湖广总督官文最宠爱的小妾过生日，官文用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按照当时的礼仪，只有正房可以与其夫同富同荣，小妾是没有身份地位的。

　　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有一位藩司，他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他要回贺帖。

　　胡林翼心里自然也极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将手中的贺帖传给官文的宠妾。那要回贺帖的人见到后，也就不好意思，只得跟着祝拜。

　　胡林翼此举化解了官文的尴尬，得到了官文的欢心，官文的宠妾更是对他很感激。后来，官文的宠妾去看胡林翼的母亲，胡林翼暗自吩咐家人，要以夫人之礼接待她。没过多久，这位宠妾就成了胡林翼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的面前自然是不断地称赞胡林翼，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越来越好。这避免了满族贵族对湘军的牵制，为湘军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历史上，很多曾经权倾朝野的人就是因为不善于忍让，结果导致一世富贵一朝丧失。而曾国藩以汉人的身份在清政府中得以长久受用，保得一世富贵，曾氏一门盛极当世，其主要原因就是曾国藩遇事总是“忍”字当先，为保一世富贵，常忍一时之辱。曾国藩认为，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大出息。

　　6．暂时退让以保大局

　　在官场中，与人打交道，不能不顾大局，不能争一时之气，否则将会遗患无穷。凡事以大局为重，忍受一时之气，必然求得圆满。曾国藩在初出茅庐时，权势比他大的人多如牛毛，面对这些人，曾国藩总是忍让，顾全大局。

　　曾国藩初办团练的时候，受制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在湖南创办团练，自然受到湖南巡抚的牵制。骆秉章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只能委曲求全。

　　咸丰三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军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不肯善罢甘休，鸣号列队，准备攻击曾国藩的湘勇兵营。曾国藩听说后大为恼火，决定杀一两个绿营兵，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于是，他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此举惹恼了鲍提督。鲍提督故意将肇事者捆了送至曾国藩的住处，让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亲自处置。这么一来，绿营兵不干了，他们纷纷冲进曾国藩的住所，打伤曾国藩的护卫，就连曾国藩也惨遭毒打，差点儿一命呜呼。

　　曾国藩无法可施，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一直都对曾国藩不满，他认为曾国藩不是官吏却办起团练，拥有军队，不合情理。所以，他一直隔岸观火，不出来调解，就是想让曾国藩受到教训。

　　曾国藩向他求救，他非但没有安慰曾国藩、严惩肇事者，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流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曾国藩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苎离开，骆秉章就趁机拉拢，准备拆曾国藩的后台。面对骆秉章一次次的挑衅，曾国藩采取了顺从的态度，没有计较，没有公然相抗，反而对骆秉章毕恭毕敬，有事情还是去向他求教。

　　在官场上，如果不能隐忍，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就会在复杂的斗争中失去一切。欲成人所不能成，必先忍人所不能忍。忍是一种智慧。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成就大事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诘难与为难，如果逞匹夫之勇，只能是以卵击石，最多就是玉石俱焚；如果忍过一口气，韬光养晦，则能有机会成为人上之人。曾国藩就是靠着隐忍的智慧，顾全大局，保全全局，一次次地渡过难关。

　　官场上的你争我夺是很普遍的现象，没有忍让的意识，不能忍耐，就很容易导致破坏大局。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不仅有来自朝廷和满族贵胄的压迫，还有来自湘军内部的利益争夺。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总是能够看清形势，以大局为重，放弃局部利益，以换得整体的不动摇。

　　曾国藩创建湘军，与太平军进行鏖战，清政府内部的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曾国藩的最大障碍。面对清廷所给予的屈辱和打击，曾国藩不得不一再退让，息事宁人，以保全大局。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赴江西率领湘军作战。而这时，各种利益的冲突开始凸现，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经常被各地的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在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偏偏祸不单行，从安徽传来败讯，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所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6000多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朝廷的诏令朝令夕改，令曾国藩无所适从。他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没过不久又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当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自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疲于奔命。曾国藩心里清楚，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不足以和朝廷抗衡，只能委曲求全，遵照朝廷的旨意行事，否则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不只朝廷给曾国藩施加压力，就是曾国藩亲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利益面前也是不肯相让，咄咄逼人。曾国藩为了对付太平军，只能忍让，以保全大局。

　　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投靠湘军，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来，沈葆桢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清廷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率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以便解决湘军军饷之难，避免当年与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再次发生。

　　在大局面前，忍让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保住大局，日后自然会有翻身的机会。如果为了一时之争，破坏大局，则会授人以隙，断送自己的前程。曾国藩若不是顾全大局，哪里会有日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