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藏锋敛锐——行高于人，众必非之(2)

　　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卓尔超群，事事走在人先。曾国藩以其几十年的官场生涯说明了这个道理：想要安安稳稳地步步高升，就要随众向前，不要强出头，否则会招来祸患。

　　在官场拼搏多年后的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事事都不强出头。然而，刚步入官场的曾国藩却是凭着一腔热血办事，险些遭到杀身之祸。

　　曾国藩本着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希望能够作出一番事业来。然而，年轻气盛的他还不懂为官之道，总是事事出头。咸丰年间，面对朝廷的混乱局势，曾国藩有点坐不住了，他苦心拟了一道奏章，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按照他所说的施行，以改变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谁知咸丰皇帝根本就不理会。曾国藩却书生气十足，又上了一本言辞更加激烈的奏章，这让咸丰皇帝大为恼怒，差点将他杀了。

　　作为封建官僚的一员，想要明哲保身，就不能做出头鸟，要适当地收敛自己，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不懂得韬晦的人，即使再聪明，最终也难免引来杀身之祸。

　　三国时期的许攸可说是一个有大才者，因袁绍不肯用他之计，并要杀他，所以他连夜投奔曹操，向曹操献计，让曹操出奇兵夜袭袁绍粮草所在地——乌巢。结果曹操打败了袁绍，成就了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官渡之战。按理说，许攸立下如此大功，曹操应该感谢他，给他加官晋爵。但是许攸狂妄自大，口出不逊之言，到处说要是没有自己，曹操不可能打败袁绍，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曹操小时候的事，结果被许褚杀了。

　　曾国藩熟读史书，深谙做官的道理，并总结自己积一生为官处世之大法，提出为人处世的禁忌。曾国藩认为，做人为官首先要忌妄言。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全部吐露出来，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回到家后，曾国藩深感后悔，他觉得自己这样做不仅耽误了朋友的时间，也耽误了自己。

　　后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提到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是要自省、自知。“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言语伤人或者盛气凌人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的第二要点就是忌自大。自大之人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很容易招来别人的不满。曾国藩一生刚强，他经常反省自己。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而戒余之师心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年）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以“师心”上奏，当时恰逢皇上疾病缠身，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仅仅这样警告他，要他力戒好为人师之心。否则，以他所奏而言，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自己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处世方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认为，做人为官的第三要点就是要忌非议，背后论人长短，不仅是一种缺乏修养的行为，更会给自己招来祸患。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在司场上，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钩心斗角、春光锁闭；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这些都是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沉浮的经验。他以此避免成为政敌攻伐的对象，避免成为朝廷的眼中钉，并且在清王朝的官场里游刃有余、步步高升、官运亨通，不仅成为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还得以官运绵长。

　　5．锋芒太盛时自剪羽翼

　　在封建社会，朝廷对大臣的猜忌是始终不断的，只要朝廷认为大臣威胁到它的统治，就会予以铲除。曾国藩是汉人在清朝廷里拥有很高的地位，朝廷必然将他视为心腹大患，然而他却反而被朝廷委以重任。这主要是曾国藩懂得如何消除朝廷的猜忌。

　　曾国藩临危受命，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湘军实力大增，足以和清廷的正规军相抗衡。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军逐渐成为非八旗军、绿营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清政府对此大为头痛，开始想办法削弱湘军。

　　曾国藩心里明白，为了对付太平天国，自己逐步培植了势力；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自己的部属们纷纷受赏，纷纷驻扎外地，成为一方霸主，自己的这张关系网遍布全国，这一定会让清朝廷不满。

　　这时的曾国藩处在水火两重天之中，一方面是朝廷不间断的封赏，另一方面是朝廷的打压。局面对曾国藩来说并不利。于是曾国藩采取了自剪羽翼、明哲保身的办法，来换取朝廷的信任。

　　这与汉代名相张良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张良给是汉代少数得以保存的开国功臣之一。张良给汉高祖刘邦出谋划策，打下了锦绣江山。刘邦曾经这样称赞张良：“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张良一直被刘邦奉为“帝者师”。

　　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开始分封众功臣。刘邦打算封张良一个大大的爵位，但是张良坚辞不受，只要了一个留侯。虽然有了爵位，但是张良开始称病，不再过问国事，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对于刘邦剪除功臣的斗争，张良也不参与。张良这种半隐半退的方式赢得了刘邦的信任，成为少数得以保存的功臣。

　　曾国藩的做法与张良的做法有些相似。曾国藩一是极力推辞朝廷的封赏，二是主动削减自己的兵权。当时，厘金是军饷的主要来源，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不久，曾国藩上奏朝廷请停解广东厘金。广东是富庶之地，广东的厘金一直是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曾国藩请求自断厘金，清政府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刻就批复。朝廷下令让广东巡抚将厘金收入的七成收归本省，另外的三成依然给予驻扎在安徽的湘军。但是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厘金中调取半分军饷。

　　不久，曾国藩又一次向朝廷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将厘金统一交由沈葆桢征收；并且将手下的鲍超、周宽世所率领的湘军归于沈葆桢名下，军饷也由沈葆桢供应。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

　　军饷是军队的根本，曾国藩釜底抽薪，断了军饷，自然让朝廷非常高兴，对他的忌惮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但是这样还是不足以打消朝廷的顾忌，因为毕竟曾国藩的手里还握有重兵，裁撤军队才是清政府最想看到的。

　　曾国藩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湘军本不是正规军，是朝廷为了对付太平军，才下令地方官吏创办的。现在，太平天国已经被剿灭，湘军的解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使湘军的数量逐渐减少，直到不足以与清廷对抗。

　　曾国藩的这一系列举动逐渐打消了朝廷对曾国藩拥兵自重的猜忌。朝廷对他的疑虑消失后，自然是给了他极重的封赏，对他委以重任。

　　曾国藩骨子里坚守着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所以他不可能起兵对抗朝廷。但是他也不是愚忠，而是善于明哲保身。他在自己锋芒最盛，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主动自剪羽翼，将自己的光芒掩藏起来，消除了朝廷的顾虑，做到了明哲保身，避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

　　6．不冒尖也是一种智慧

　　在追逐名利的官场中，有些人处处抢功、时时冒尖，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有些人不显山露水，最后却一飞冲天，原因在哪里呢？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追逐名利不仅是一个做事的过程，更是一个做人的过程。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人，难以真正取得成功。一个人在取得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事业息息相关的人际关系。曾国藩认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乃是事业之甚。

　　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但是打仗还是依赖手下的那些幕僚们。对于这些幕僚，曾国藩总是把功劳加到他们的身上，自己显贵也要让他们显贵。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军的首脑人物纷纷被委以重任，成为督抚。曾国藩认为，将功劳推给幕僚他们，幕僚们能和自己同心同德，一起向前冲，这是确保自己成功的重要方法。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举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总是把功劳大包大揽。曾国藩深知曾国荃的性情，因此，时时劝导于他。性烈如火的曾国荃围攻南京，久攻不下，恼怒异常，但是他不愿攻打南京的功劳落到别人的头上，因此坚持自己一个人率兵继续攻打南京。

　　曾国藩去信劝告曾国荃，并给他作了适当的安排。曾国藩在信中说：“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吕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曾国荃久攻南京小下，朝廷很着急，于是下令李鸿章立刻派兵助攻南京。李鸿章深知曾国藩的脾气，他也不愿坐享其成，但是朝廷严令在此，由不得他做主。李鸿章手下的大将们却是跃跃欲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绝佳机会，只要攻破南京，加官晋爵就指日可待。他们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还有人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也是左右为难，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不保住曾国藩的颜面，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李鸿章一边上奏朝廷，说曾氏兄弟完全可以荡平南京，不需要自己相助；另一方面，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携带火炮到曾国藩处，听由曾国藩调遣。结果，在李鸿章的帮助下，南京终于被攻破。

　　南京被攻破后，李鸿章亲自去祝贺。曾国藩和曾国荃亲自出迎，曾国藩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在向朝廷传的捷报上，曾国藩只字不提自己和兄弟的功劳，而是把功劳推给三军将士。他一再说，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对于李鸿章的功劳，曾国藩自然是大大地颂扬。

　　曾国藩后来在谈到与太平军作战的胜利时，总是提到旁人的功劳。标志着形势逆转的战斗——安庆之战，曾国藩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审慎筹划和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攻占南京的战役时，只字不提自己弟弟曾国荃。他说僧格林沁作战勇猛，自己不及其万分之一；说左宗棠、李鸿章都是一代英杰，自己自愧不如。

　　曾国藩的湘军是临时组建的一支军队，却能成为当时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军，这与曾国藩的领导方式密切相关。曾国藩“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法深得人心，这使得湘军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凝聚在一起，使得湘军在作战中个个奋勇争先，成功地剿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正是借此成就了自己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