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4)

　　杜威脑中，想着“道德”两字就想着社会的生活——现今社会的生活，不是古代社会的生活。道德的程序，就是人生的程序。道德的观念，就是人生的观念。人生以外无道德，社会以外无道德。他的道德范围甚广，不是在遗传道德圈子里弄把戏的。杜威说：“我们对于道德教育的观念，实在太狭、太正式、太像病理学。我们把道德教育，和一种道德上的特别名称紧紧抱住，和个人他种行为分离。至于个人自己的观念和自动力，竟全然没有关系。这种道德教育，不过养成一种无能力无用处的‘好人’罢了。能负道德责任的和能干事的人，不是这样教育法可养成的。这样教授法，都是皮毛的，于养成品性全没有关系……”。

　　什么样才算是真道德教育呢？照杜威的意思，有三件事：（一）社会知识；（二）社会能力；（三）社会兴趣。社会知识是使个人知道社会种种行动、种种组织的意义。社会能力是使个人知道群力之趋向及势力。社会兴趣是使个人对于社会事业有种种兴趣。学校中对于三件事有什么原料呢？（一）使学校生活成一种社会生活。把学校造成一个社会的小模型。（二）学与行的方法。（三）课程。学校生活，是代表一种社会共同生活的精神。学校训练、管理、秩序等，要和这精神相合。要养成自动的习惯、创造的精神、服务的意志。课程一方面要使儿童对于世界生自觉心，他们既生在这世界，和这世界有密切关系，要使他们知道世界事业的一部分，他们要担负的。这样办法，道德的正当意义就得了。

　　以上讲的一番话，是社会方面的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实质。对于这个见解不差了，我们就可以讲心理方面的伦理学，这就是方法。社会的价值，一句话，对于儿童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意思。若不把这抽象的变作具体的，他们小孩子便不能懂。做到这道德的地步，究竟是儿童自己的事。所以我们就要从儿童个人身上着想。要使他们个人的生活，代表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心理一方面的伦理学，是用什么法儿推行呢？杜威说道：

　　第一步就是观察儿童的个人。我们知道凡儿童都有一种萌芽的能力，天性和感动。我们要知道这种本能究竟做什么，有甚么意思。讲到这件事，我们就要研究本能有什么结果和功用，什么可使他变有组织的动作利器。我们讲起这粗浅的儿童本能，就要记得那社会生活。讲到那社会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本能的意义，和陶冶的方法。到了这儿，我们再要回到个人上，找出来用什么方法，把儿童自动的本能，达到社会生活的目的。又用什么方法是最经济的，最容易的，最有效力的。我们所应做的事，就是把个人活动和社会生活联接起来。这只有儿童自己做得到，教员实在不能越俎代庖。即使教员能勉强做到，亦没有什么伦理上价值。教员所能做的，不过把环境改良，使儿童受了环境的影响，自己动作起来。（注：如儿童没有团结力，教员不能把他们勉强团结起来，只能改良环境使他们自然团结起来。开运动会、游艺会、展览会等就是改良环境的方法。）道德的生活，是要儿童个人知道自己动作的意思；动作的时候，又要有精神上的兴趣；对于动作的结果，是自己用力得来的。到底我们逃不了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个人的心理，找出一个法儿来，使儿童勃发的天能，和社会的习惯智慧相适应。

　　照杜威的见解，这心理学的研究是有几个道理：

　　（一）第一件要知道凡儿童的行为基本上是从他们固有的天性和感动上发出来的。知道这个天性和动作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天性动作发现，我们才能利用他，使成为有用的。不是这样办法，各种道德教育，都是机械的、外铄的和个人内部没有感动的。若我们以为儿童天然的动作，就有道德的意义，便放纵了他，这就坏了。我们太骄养儿童了。这种天然动作，是要利用的，或是要引导到有益的地方去；这是教育的原料，是给我们用他来造成一种有用的人。

　　（二）伦理学要从心理方面看，因为儿童自身，是教育唯一的器具。各种功课如历史、地理、算术等，若非从儿童个人经验上着想，都是空虚的。

　　终而言之，照杜威的意思，我们讲道德教育是发展儿童的品性（或人格）罢了。然而讲起这品性一个名词，大家就弄不清楚，所以杜威把他说将明白。

　　杜威说品性是指儿童内部动作的程序，是动的，不能静的，是心的原动力，不是行为的结果。照这看来，发展品性一句话，有几件事情要讲明白的。

　　（甲）能力（行为的能力）。我们讲道德的书，都注重存好心一句话，谁知道我们要讲道德，不是存了好心便罢了，我们还要有能力把这好心推行到实际上。若有了心，没有力，便成一个被动的“好人”，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要养成一种人，使他有肩膀担负责任，不怕难，不怕苦，自动非被动，敢言又敢行，这才算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能力，我们就叫他品性的原动力。

　　（乙）但有能力，还是不足。能力不善利用，就会变成危险的东西。有大能力的人，有时会把人家的权利摧残。所以有了能力，还要把他引到一条正路里去，使他成有用的力。这种能力，方才可宝贵。照这看来，智力和感情是要看重的。智力是具一种有判断力的常识，看事能明白，知轻重大小，遇事能措置得当。抽象的是非，空悬的好意，是不能成这种判断力的。要个人从实际上磨练，方才能到这地步。

　　（丙）徒有智力，还是不足。我们知道很有判断力的人，还是不做事情，这是因为没有一种活泼泼、抑不住的一种感情，从这里边发出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说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都是讲这道德感情之作用。）所以我们要讲感情一方面。我们可知有判断力，有忍耐力，不畏难的人，固然也能做好事情，但我们把“铁面”与“婆心”两种人相比较，觉得“婆心”的人是和蔼温柔的，是慈悲的；“铁面”的人是正式的，是照格式做的。要养成和蔼温柔的品性，是要把感情注重。

　　学校中应该是什么样做法，才能养成有能力、有判断力、有感情的品性呢？杜威有几句话，请列位听：

　　（A）第一件，品性的能力是不能用抑制法养成的。我们不能从消极的抑制里边，找出积极的自动来。有时因为要将各种能力聚在一块儿，使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我们不得不防制他的能力在他方面乱用。但这是引导，不是抑制；这是贮藏，不是塞住。好像园中一池水，我们要作灌花之用，便不能让他东西乱流。这贮藏的时候，便有许多真正的抑制力在里面，不必另外再用抑制方法。倘有人说抑制力在道德上是比较引导力为要紧，这好像说死是比生为贵，消极比积极为贵，牺牲比服务为贵了。有道德教育价值的抑制力，是包括在引导力里边。

　　（B）第二件，我们要问学校里的功课，从心理上看来，是否为养成判断力所必需的，识得比较的价值，就是判断力。故欲养成这种能力，必须使儿童具有一种选择和判别的能力。徒然读书听讲，不能办到。学判断力的好方法，就是要儿童时时下判断，任选择。还要自己来判断，自己来选择。判断选择后自己去做，使他知道他自己行为的结果。或成或败，有了结果，才能下判断。

　　（C）第三件，慈悲心，或与人表同情的心，必须养成的。要养成这种感情，须要留心美的环境，使儿童受一种感美的影响。若校中功课是正式的，学生又没有社交生活团体集合的机会，感情的生机就会馁死，或从不规则的一方面去发泄，更把他弄坏了。有时学校以实用为名，使学生但习读、写、算三者，和其他干燥的功课，把他的耳掩住，不闻好文学，不听好音乐；把他的眼遮住，不见好建筑，好雕刻，好图画。这样办法，我们就没有把儿童的感情养好的机会。他的品性，就缺这一份重大的要素。

　　（原载1919年5月《新教育》第一卷第3期，又载1919年7月6日至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收入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胡适教育文选》（柳芳主编）等）

　　新思潮的意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一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士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六卷1号页10）

　　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二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