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宗教观就是卢克莱修的观点。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病，它源自于恐惧感，而又导致了人类难以名状的灾难。然而，我不能否认，它对文明也曾有过某些贡献。在其早期阶段，宗教帮助人们确定了历法，使得埃及祭司如此关注于记录天体蚀食现象，结果使得他们能及时地预报这些现象。这两者我当然予以承认，但是还有什么好处我就不得而知了。
“宗教”一词现在用得极不严格。一些人，受到极端新教主义的影响，用该词泛指任何关于道德或宇宙本质的严肃的个人信仰。这一用法是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宗教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教会也许可以把自己的起源归之于那些具有强烈个人信仰的教师，然而这些教师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教会很少造成过什么影响，倒是这些教会对自己在其中盛行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拿西方文明中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来说，《福音书》中的基督训导，对基督徒的道德几乎没起过任何作用。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基督教而言，首要的东西不是基督而是教会。因此在我们要把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来考察时，我们决不能到《福音书》中去找材料。基督说：“你们应该把所有的分给穷人，不要斗争，不要进教堂，不应处罚淫行。”但是，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在这方面都没有表现出要遵从他的训导的强烈愿望。有些圣芳济会教士，确实试图宣扬一种苦行僧的教义。结果受到教皇的谴责，并被视为异端。还有，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句经文，然后扪心自问一下这类经文对宗教法庭和三党何曾有过什么影响。
对于基督教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佛教也一样真实。释迦牟尼和蔼开明，他临终时还取笑过他的门徒，因为他们希望他永生不死。
但是佛教的法师却从来就是主张愚民政策的，也专横跋扈。
教会与其创立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偶然的。一旦绝对真理被认为包含于某人的言论之中，就有一班专家去诠释这些言论，由于他们握有真理的钥匙，于是就堂而皇之地获得了权力。正如任何特权阶级一样，他们也把自己的权力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由于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神明一劳永逸和完美无缺地向人启示的凝固不变的真理，因而他们必然是知识和道德进步的反对者，在这方面他们较之其他特权阶级更加可耻。教会曾经抨击过伽利略和达尔文，在我们的时代又反对弗洛伊德。在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它在反对理智生活这一点上走得更远。教皇格列高里一世在给某主教的信中曾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们收到一份使我们不能不深感羞愧的报告，说你给某些朋友讲解文法。”这位主教迫于教皇的权威，只好停止了这种邪恶的努力，而拉丁文的研究在文艺复兴以前也就一蹶不振。不仅在知识上如此，在道德上宗教也为害不浅。我这样说是指它教导了许多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伦理准则。几年前，德国为了决定是否让已被废黜的皇室继续享用其私人财产进行了全民公决，德国教会当即宣布，剥夺皇室的享用权是违反基督教义的。众所周知，只要教会足够大胆，它就会反对取消奴隶制，并且即使在今天，除了极少数刻意粉饰的事例之外，它还在反对任何经济上的平等运动。教皇就曾经正式地谴责过社会主义。
1.基督教与性
基督教的最大缺陷就是它对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病态的、不自然的态度，只有与罗马帝国逐渐衰败时文明世界的弊病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谈到基督教改善了妇女的地位，这真是对历史所能做出的最卑劣的歪曲。在一个认为妇女不可违犯极其严厉的道德准则的社会中，妇女是不能拥有一种勉勉强强过得去的地位的。僧侣们把妇女当作诱惑者，认为她们主要是一种肮脏欲望的唆使者。教会的教义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保持童贞最好，但对于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允许他们嫁娶。按照圣保罗的无情的说法是：“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教会不准离婚，并禁止一切有关“爱的艺术”的知识，这样便可确保惟一被允许的性方式带来的快乐极其微少，而引起的痛苦却永无尽头。事实上，对节制生育的反对也有着同样的动机：如果一个妇女每年生一个孩子，直到筋疲力尽地死去，人们就不会认为她的婚姻生活会带来多大的乐趣，因此教会不得不反对节制生育。
与基督教伦理有密切关系的负罪概念，对人类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发泄他们虐待狂热的机会，这一虐待狂热，在人们看来，甚至变成了合法的，乃至成了高尚的行为。以梅毒预防为例，谁都知道，传染梅毒的危险，只要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是可以被减少到最小量的。然而基督教徒却反对宣传有关这一事实的知识，因为他们认为罪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他们认为患梅毒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希望这一惩罚殃及罪人的妻子和儿女。
除了有关性行为的事物以外，基督教徒对待性知识的态度也是危及人类幸福的。凡是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悉心地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知道，正统的基督教徒试图强加于年轻人身上的人为的对性知识的无知。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极为有害的，并且使那些通过“不正当”的交谈获得性知识的大多数儿童认为性是下流和可笑的。我不相信还会有什么理由可以辩白说，知识是不可取的。我也不会在任何年龄的任何人的求知道路上设置障碍。但比起其他各种知识来，性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因而更需要这样做。一个人在其无知时比在其受了教育时，行动起来更加缺乏明智，并且教给年轻人一种负罪感无疑是荒唐的，因为年轻人对于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来就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
每个孩子都会对火车感兴趣。假如我们告诉他对火车感兴趣是邪恶的：假如我们在他坐上火车或逗留火车站时蒙上他的眼睛；假如我们禁止在他出现的任何场合提及“火车”这一词，并且把他来去乘坐的工具蒙上一层不容窥探的神秘感，结果，孩子不仅不会对火车不感兴趣，反而兴趣愈加浓厚。只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说这种兴趣是不正当的，便使他产生出了病态的负罪感。那些思想本来还算活跃的孩子会被搞得神经衰弱。对待性的问题恰恰也是这样，只不过它比火车更有诱惑力，因而结果也会更糟。在基督教社会里，由于青年对知识有一种神秘感，因而几乎每个成年人多少都有些神经失常。这种人为灌输的负罪感，是他们以后在生活中表现残忍、懦弱、麻木的原因之一。不管是性还是其他什么，我们都毫无合乎理性的依据可以不让孩子了解他们想了解的事物。在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一事实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造就健全的国民，而如果教会仍然能够控制教育政策，这一事实就不可能得到认识。
我们现在把比较详细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人们要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必须先从伦理上进行大规模的篡改歪曲。我们被告知，世界是善良而又万能的上帝创造的。上帝既然在创业以前就预见了充溢世界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因此，他就必须对这一切负责。争辩说世界的苦难是由罪孽造成的，这是没有用处的。首先，这是虚假的。引起河水泛滥和火山爆发的不是罪孽，即使真是这样，那也没什么两样。如果我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成为杀人狂还要把孩子生出来，那我就应该为他的罪行承担责任。如果在决心创造人类的时候预见到了人类要犯的罪行，那他就显然要为这一切后果负责。基督教徒通常认为世界的苦难是为了洗涤罪孽，因而是件好事。这一论点不过是要使虐待狂合法化，但不管怎样，它是无力的。我想邀请一位基督教徒陪我到医院的儿童病房走一走，看看那里儿童的苦难，然后看他是否还固执地说这些孩子是道德堕落，他们所受的苦难都是罪有应得。一个人要说出这些话，他就必须摧毁一切慈悲和怜悯之情。简言之，他得使自己像他信仰的上帝一样残忍。相信在这苦难世界上一切为着无限美好的人，是不能使自己的道德价值免受损害的，因为他总是不得不为不幸和苦难寻求借口。
2.反对宗教的理由
反对宗教的理由有两种——知识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知识方面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充分的根据说宗教是真实的；道德方面的反对理由是：人们是在比现在凶残得多的时候创造了宗教戒律的，因而这些戒律往往倾向于维护各种残忍行为，否则，它们早已被时代的道德良心抛弃殆尽了。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知识方面的反对理由。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有一种态度认为，宗教是否教给了我们真理，这无关紧要，因为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有用。但是，离开了真实问题，我们对于效用的问题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假定我们信仰基督教，我们关于什么是好的观念，就会和我们不信仰基督教时的看法截然不同。因此，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基督教的影响也许看起来是好的，而对于非基督教徒来说，其影响也许看起来就是坏的了。再者，不管事实证据是否支持某一主张，就应当相信这个主张，这种态度是敌视证据的态度，它企图使我们在思想上拒绝一切不合乎自己偏见的事实。
科学的坦诚态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很难存在于那种总以为自己有义务信仰某种东西的人身上。因此，我们要搞清楚宗教是否真实，才能真正判断出宗教的好坏。对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有关宗教是否真实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在宗教处于其强盛的巅峰时代，“上帝”一词的涵义是完全明确的，但由于理性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它的涵义变得越来越苍白模糊，直到最后，当某人宣称自己信奉上帝的时候，别人竟然不知道他的真意何在。让我们拿马休·阿诺德关于上帝这一词的定义为佐证：（上帝是）“一种不属于我们而产生正义的力量。”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它定义得更加含糊不清，然后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有没有证据可以说明，除我们这个星球表面上的生物的意志以外，宇宙中还有什么别的意志存在。
宗教人士在这一问题上的常见主张大致如下：“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有惊人智慧和美德的人。如果说这种智慧和美德都是来自偶然，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必须有个至少与我们一样智慧和品性高洁的人存在，他为了创造人类而开动了宇宙机器。”抱歉得很，我不像提出这些论点的人那样认为这种说法有什么动人之处。宇宙是广大无边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埃丁顿的话，也许宇宙中别的地方还没有存在过如人一般有智力的生物。如果考虑一下世界上物质的总量，再把它与能造成智慧生物的物质数量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后者比前者少得几乎不成比例。所以虽然概率原则极不可能从原子的随机选择中创造出拥有智力的有机体，但不管如何，在宇宙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实找到这种有机体，虽然这种有机体为数极少。而且，作为这一伟大进程的最高阶段，人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当然，我知道许多神灵比我要高明得多。我也知道我不能充分理解这种远远超出我自己之上的功勋业绩。但是，即使在退一步之后，我还是不能不认为，在永恒中操作的全能者应该能够造出更好一些的东西来。而且我们还应想到，即使目前有这样的成果，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地球不会永远适合于我们的生存，人类最终将会消亡，如果宇宙发展的进程继续证实它自身的规律，那么除了我们的地球以外，其他的星球也必须如此。即使其他星球不会如此，整个宇宙的进程也必然迟早会停止。热力学第二定律几乎不容置疑地在证明着宇宙的逐渐衰退，最后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存在任何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到那时上帝会重新开动机器，但如果非这样认为不可的话，那么其根据只能是信仰，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科学依据。正像迄今为止的科学所表明的，宇宙一直在这个地球上慢慢爬行，爬向一个可怜的结局，并且经过一个个更为可怜的阶段爬向普遍死灭的境地。如果我们把这当作什么目的来证明，我只能说这种目的并不能吸引我。因而，不管你把话说得多么含混，多么动听，我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信仰哪种上帝。我把陈旧的形而上学论点置诸一旁，因为宗教的辩护者自己早已抛弃了它们。
3.灵魂和不朽
基督教对个体灵魂的重视对基督教社会的伦理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种教义同斯多噶派的教义是相似的，都是在不能再抱任何政治希望的社会中产生的。一个精力充沛而又性格完满的人，其自然的冲动就是去行善仗义，但是，如果剥夺他所有的政治权力和影响他的一切机会，他就会脱离自然的轨道而决定认为重要的事就是做好人。早期基督教徒的情形就是如此，这就产生了把个人圣洁当作完全脱离慈善行为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丝行为能力的人也能保持圣洁，所以，基督教道德是从不提什么社会公德的。时至今日，保守的基督教仍然认为奸夫要比受贿的政客更加罪无可恕，尽管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比前者要大1000倍。中世纪的美德概念，正如我们从其概貌中所看到的，是脆弱、无聊、多愁善感的。道德最高尚的人是那种离群索居的人，至于那些活动家，只有像圣路易那样把人民的生命财产耗费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才被认为是圣徒。基督教徒们认为仅仅有利于人类福利的贡献是无关紧要的，因而那些改进了财政、立法或司法状况的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圣徒。历史上这么多圣徒，我相信没有一个是因为从事公众事业而跻身圣徒的行列的。道德人和社会人的分裂也越来越促进了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这一分离现象即使在今日，还残存在基督教的形而上学理论以及从笛卡尔演化来的理论体系中。广义地讲，人们可以说肉体代表一个人社会的、集体的方面，而灵魂代表一个人私人的方面。基督教道德强调灵魂，因而成了极端的利己主义。我认为，自有基督教以来的许多世纪里，它产生的惟一成果显然就是：使人违反天性，使人变得更自私、更保守。因为正是性、亲子关系、爱国主义和群众本能这些冲动，才是自然地促使人们摆脱自我束缚的因素。性被教会千方百计地诋毁贬低，家庭感情受到基督本人和他大多数弟子的坚决反对，爱国主义在罗马帝国的臣民中根本没有地位。《福音书》中关于反对家庭的论断，人们一直未加以应有的注意。教会对于基督的母亲是尊敬的，但是基督本人却不抱这种态度。“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就是基督对其母亲说话的口气。他还说过，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叫儿子与其父亲疏离，女儿与母亲疏离，媳妇与婆婆疏离，他还说过，那种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他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这一切无不意味着为了信仰就要抛弃生物性的亲属关系——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传播时带来的排斥异教的态度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利己主义在个体灵魂不朽说那儿达到了顶点，根据后者的主张，在不同的情况中，有人今后长享幸福，有人永受苦难。但是这种巨大差别所依据的“情况”，却是一些奇特的东西。举例来说，你临死时牧师口中念念有词，洒些圣水在你身上，你便永享幸福；相反，如果你一生行善仗义，只因为皮靴带断了时，你出言不逊碰巧被雷打死。你就会永远受苦。我并不是说当代的新教徒相信这些鬼话，甚至没有受过充分神学教育的当代天主教徒也不大会相信这些，但是我强调这是正统的教义，而且不久前还被人深信不疑。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常为印第安的婴儿施行洗礼，然后当场把婴儿撞得脑浆迸裂，他们声称，这样做就能够保证婴儿升入天堂。没有哪个正统的基督教徒能够找出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谴责这些人的行为，尽管今天大家都异口同声、一致谴责。基督教形式的个体灵魂不朽说已经在无数个方面对道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而形而上学的身心分离论则对哲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4.排斥异说的始因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遍及整个世界的对异端的排斥，是其最为奇特的特征之一。我认为，这始因于犹太人对正义的信仰以及对犹太人的上帝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上帝这一观念的信仰。犹太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怪异的念头，我并不清楚。他们似乎是在沦为俘虏时，为了反抗外族同化的企图而发展了这种思想的。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先知，他们试图强调个人正义感，试图树立起容忍犹太教以外的异教就是犯罪的观念的做法，曾经给西方历史造成了异常可悲的后果。教会不断地宣扬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罗马政权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但事实上，这种迫害是轻微的、非连贯性的、纯政治性的。从君士坦丁时代起一直到17世纪末，基督教徒都受到同是基督教徒的另外一些人的迫害，这种迫害，比起罗马皇帝的迫害来，要残酷得多。在基督教盛行之前，除了犹太人外，古代世界对于这种迫害的态度还是一无所知的。你如果读过诸如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你就会知道他对曾经亲历过的异邦的风土人情所作的那种宽容豁达、温和友善的描述。固然，他有时也会对某种特殊的野蛮风俗表示震惊，但他对异国的风俗和神灵一般都持一种友善的态度。他并不试图证明，以其他某种名称称呼宙斯的人民都应该受沉沦之苦，并且应该被施以极刑，从而使之早日受到惩处。这是基督教徒才有的态度。当然，现代的基督教徒不那么粗暴了，但这不是基督教的功德，而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世世代代的自由思想家的功绩，是他们使基督教徒对自己的许多传统信仰感到羞愧。今天的基督教徒还在侈谈基督教确确实实如何温和、如何富有理性，这听起来是很可笑的。他们忘记了这一事实，即基督教所有的温和与理性色彩都得归功于那些当年受尽正统基督教迫害的人士。现在谁也不会相信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这种胡说，而这种胡说在不久以前一旦遭到怀疑，就会是可恶的罪过。我的曾祖父通过对埃特纳火山斜坡熔岩厚度的认真观察，得出了地球的形成年代比正统的看法要早的结论，并将这一结论撰文公之于世。这种行为由于冒犯了基督教教义，因而我的曾祖父因此而受到了郡政府的制裁，同时社会也对他加以奚落。如果他的地位再卑微些，毫无疑问，他会因此遭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正统派教徒现在也不再相信他们150年以前信仰的那些胡说八道，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头上增加什么光彩。不管教会如何拼死抵抗，基督教的教义还是逐渐地失势了，这完全是自由思想家猛烈攻击的结果。
5.启由意志说
在关于自然法则这一问题上，基督教的态度令人奇怪地处于犹疑不定之中。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自由意志说，大多数的基督教徒都信奉它。这一学说要求人类行为至少不应该屈从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特别在18和19世纪里，存在着一种信仰。认为神是法则的赋予者，并且自然法则的存在恰恰证实了上帝作为创世者的存在。在近代，为了拥护自由意志说而反对法则统治的说法，比信仰自然法则可以证明上帝是法则赋予者的看法，似乎更占强劲的势头。唯物主义者利用物理学的规律说明，或者试图说明，人类身体的运动是机械地受到制约的，因而也就可以说明，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所引起的一切状态的变化，都在可能具有的自由意志的范围之外。如果这是真的，无论我们还有多少无拘无束的意志，就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一个人写诗或谋杀他人，涉及这种行为的动作纯粹是由肉体的原因引起的话，那么，给诗人树碑而请凶手上绞刑架，看起来就未免过于荒唐了。在某些形而上学框架中，也许还残存着一个意志自由的纯粹思维领域，但是由于纯粹思维只能靠肉体运动才能传达出去，因而这个自由王国只能是一个永不与外界交流的主体，并且永远没有什么重要的社会意义。
另外，进化论对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一学说的基督教徒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看到，替人类提出的主张同替其他生物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那是行不通的。因而，为了捍卫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反对想用化学和物理规律解释生物行为的任何企图。笛卡尔认为一切较低等的动物都是机械运动着的，这种观点不再受到开明神学家的青睐。恒向性学说使他们倾向于再前进一步，认为即使所谓无生命的东西，其运动也不是严格服从不可变易的规律的。他们似乎忽视了这一事实：否认规律支配一切，也就否认了一切奇迹出现的可能性，因为奇迹就是上帝的行动，它违背了制约着普遍现象的各种规律。不过，我可以想象出现代开明神学家仍然会以一种故作深沉的姿态坚持认为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奇迹，以便不再需要把某些事件当作上帝进行干预的特殊证据。
在这种针对自然法则的反应的影响下，一些基督教辩护士抓住了最近的原子论大做文章，因为这种原子论试图表明，我们一直深信无疑的物理学规律，一旦被用于大量原子中去的时候，仅仅具有一种或然的与平均数值的正确性，而个体电子的运动却要任性得多。我相信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尽管支配微观领域的规律可能与传统物理学规律大不相同，物理学家还是会及时揭示这些规律的。不管这些规律到底会是什么，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关于微观领域现象的现代学说与有重大实践意义的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可见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与人有关的一切行动——牵涉到的原子的数量巨大，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充分地被归于旧物理学定律范围之内。写诗或谋杀（又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解释上来）就必须使一定数量的墨水或铅产生运动。组成墨水的电子可能是自由地在它的小小的舞场内欢跳，但从整体上说，这舞场是按旧物理学定律运动的，而这才是惟一与诗人和出版者有关的东西。所以，现代的学说与神学家关注的与人类利益有关的问题，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关系。
这样一来，自由意志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触动。不管人们在把它当作极端形而上学问题看待时会有什么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谁也不会在实际生活中真正信仰它。每个人都相信性格是可以陶冶的，谁都知道酒精或鸦片能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自由意志说的信徒强调人能通过意志力避免酗酒，却不会坚持说醉汉能像清醒时一样口齿清楚地说“英国宪法”这个词。同孩子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适当的食物比世上最悦耳动听的说教更能使他们品德高尚。自由意志说的主张在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阻止人们彻底探究这种常识性的知识，以期取得合理结论的行为。有人做了惹我生气的事，我宁愿认为他可恶，而不愿正视这一现实：他的令人生气的行为正是某种前因的后果，这种前因，如果你进一步探究的话，将使你越出他的出生时刻之外，从而追溯到一种无论怎样想象夸大都无法要他负责的事情上去。
没有人会愚蠢地把汽车当人对待。车不能动时，他不会把这种令人生气的情况归之于罪恶，他不会说：“你是一部邪恶的汽车，你还不走，我就不会给你汽油了”相反，他会试图找出毛病出在哪里，然后修复它。但是，用类似的方法对待人，就会被认为是违反我们的神圣宗教的真理的，甚至对小孩也是这样。许多儿童染上了恶习，如果我置之不理，这些恶习倒可能会自行消失，而惩罚却会使恶习进一步加重。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虽然施加惩罚有使人发疯的危险，但保姆们还是坚持认为这种做法是名正言顺的。引起发疯以后，法庭又证明这一结果不仅不是惩罚的害处，而是恶习的害处所致（我这里指的是纽约州内最近对一件猥亵事件的起诉）。
对于疯子和低能儿的研究，已经导致了大规模教育改革，他们比正常儿童受到了更加科学的待遇，因为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过错是不负道义责任的。不久以前人们还主张，如果孩子不好好学习功课，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棒打鞭抽。现在，这种做法在对待儿童方面差不多已经消失了，但还残存于刑法中。毫无疑问的是，有犯罪倾向的人必须受到禁止，但是，一个试图咬人的狂犬病人同样应该受到制止，虽然没有人认为他要负道义责任。一个染上了瘟疫的人，尽管没有人把他看成是邪恶的，也必须被监禁起来，直到疾病治愈了为止。同样对待那些有着伪造罪嗜好的人，也应该如此。对于某种情况，我们不应认为它比另外的情况更加有罪。这只是一种常识，尽管这是基督教道德以及形而上学的观点所一贯反对的常识。
为了判断出任何组织机构对于一个社会有着何种道德影响，我们就必须考察这一组织机构所包含的冲动是什么，以及这一组织机构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冲动在社会中的效果。与此有关的冲动有时是很显明的，有时却是隐晦难知的。例如：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显然包含有冒险的冲动；家庭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形式包含着排他性和亲子感情；足球俱乐部和政治党派都具有向往竞争性活动的冲动：而教会和政府这两个最大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心理动机更加复杂得多。政府的根本目的很清楚，就是确保不受内部罪犯与外部敌人的侵害。这最早表现在儿童受惊时聚成一团和寻找成人以保安全的意向。教会的起源更为复杂。不容置疑的是，宗教最重要的起源在于恐惧感，这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因为一切使人恐惧的东西都很容易使人想到上帝。战争、瘟疫、船只失事都容易使人走向宗教。除了恐惧感之外，在其他方面，特别在人类自尊心上，宗教也很投我们的喜好。如果基督教是真实的，人类便不会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只是一只可怜虫，因为连宇宙的创世主也对人类感起兴趣来了，他不仅对他们行善感到欣喜，而且对他们作恶感到愤怒莫名——这无疑是对人类极大的刮目相看。我们可不会去研究蚂蚁的巢穴，以便查看哪些蚂蚁谨守蚂蚁的职责。当然也不会把玩忽职守的蚂蚁挑出来，赐之以火刑以示惩戒。上帝如果也这样地对待人类，那就是巴结我们：如果他对我们中那些善良的人给予进入天堂永享福乐的赏赐，那就是对我们更大的巴结奉承。有一种比较新式的观念认为，宇宙的进化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它带给我们所谓的美满的结果，也就是说，带给我们快乐的结果。这又是一种自我恭维的观点，因为它主张宇宙是被一种分享了我们的情趣和成见的存在所操纵。
6.正义观念
宗教中包含的第三种心理冲动是引起正义观念的冲动。我知道，许多自由思想家对这一观念是极为重视的，他们并且主张，虽然教条主义的宗教正在腐朽，正义观念还是应当受到维护。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正义观念的心理分析只不过表明了，它植根于人们的并不可取的情感之中。并且不应被理性加以许可而受到强化。正义和非正义必须同时考虑，强调一点时不可能不强调另外一点。那么，实际的“非正义”又是什么？它实际上是公众厌弃的行为。只要把这种行为称为非正义的，并且围绕这一概念编排一套精心炮制的道德体系，公众便可以证明对自己所厌恶的对象施以惩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同时又因为自己当然是正义的，因此在放纵其残忍的冲动时也就更加自负了。这是私刑处罚的心理，也是以别的方式处罚罪犯的心理。因此，正义观念的本质，就是通过给残忍披上公正的外衣，为虐待狂提供发泄的机会。
但是，也许可以说，你自己曾经表明过是希伯来的先知们发明了正义观念，但你对这一观念所作的这些阐述却又完全适用于他们。这样说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希伯来先知们口中的正义正是他们自己和雅威称许的东西。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使徒们开篇就讲道：“因为圣灵和我们都认为合适。”
但是，这种由个人确定上帝的爱好和意见的做法，不能作为建立任何制度的依据。新教不得不总要为摆脱这一困境而大伤脑筋：每个新的先知都强调他得到的天启比以前的先知得到的天启更加可靠，而从新教的总的观点来看，这样说也不能说毫无根据。结果是新教分裂成无数的派别，各教派互相削弱对方，我们有理由相信，100年以后天主教将事实上成为基督教信仰惟一实现的代表。在天主教会中，像先知们拥有的那种灵感也有它的地位，不过，据认为有些极像真正灵感的现象可能是鬼怪作祟，因而教会的职责就在于明辨真伪。就像艺术鉴赏家分辩伪造品与真正的达·芬奇作品一样。这样，启示便同时制度化了，正义是教会称许的，非正义是教会反对的。因此，正义这一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证明公众的憎恶是合理的。
因此。宗教所包含的三种人类冲动似乎是：恐惧、自负和憎恨。有人也许会说，宗教的目的在于给这些情感以一种可敬的外表，如果这些情感纳入了某种渠道的话。正是由于这些情感造成了人类的苦难，所以说宗教是一种引起罪恶的力量，因为它容忍人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发泄这些感情，如果不是教会的纵容，人们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收敛。
说到这里，我想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反对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会得到大多数神学家的嘉许，但我想这还是值得考虑的。有人说，憎恨与恐惧都出自人的本性，这种感情人类过去有，将来也会有。还有人说，最好的办法是引导这些感情到危害较少的道路上去。基督教神学家则可能会认为，教会对待这些感情，应该像对待他们为之哀叹的性冲动一样。教会企图把人的性欲限制在婚姻生活范围之内，使之不致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我们可以说，既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憎恨的感情，那么，最佳的办法就是把憎恨引去反对真正有害的人，这正是教会用正义这一观念所做的事。
对于这一争论有两种回答：一种流于表面，一种则追根究底。前一种教会关于正义的观念并不十全十美，而后者则认为，根据我们现有的心理学知识和工业技术，憎恨和恐惧可能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消除。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教会关于正义的观念在许多方面对社会来说并不可取——首先且首要地就在于它对知识和科学的贬抑。这一缺陷是继承了《福音书》的衣钵的结果。基督要我们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但是小孩子不能理解微分学、货币原理和征服疾病的现代方法。教会认为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是我们的本分。现在，教会已经不再像其全盛时代那样坚持认为知识就是罪恶了，但是依然认为对知识的探求虽然无罪却有危险，因为知识会使人以其有知识而自豪，从而怀疑起基督教的教义来。现在不妨以两个人为例，一个曾经扑灭了蔓延广大热带地区的黄热病，但在工作期间却与一个并非自己配偶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另一个懒惰成性，碌碌无为，每年养一个孩子，最后妻子因为生儿育女过分疲劳而死去，对孩子他又不闻不问，致使他们一半死于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但他从来不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肯定会坚持认为，后者的品德比前者更高尚。当然，这种态度是一种由于过分迷信基督教引起的态度，也是完全违背理性的态度。但是，只要人们认为防止罪恶比积极的美德更重要，只要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对促进有意义的生活的重要性，这种荒唐现象便依然不可避免。
第二个也是更加根本的反对按照宗教的方式对恐惧和憎恨的利用的理由是：这些感情通过教育、经济和政治的改革，现在差不多都可能从人性中彻底消除了。教育改革必须是基础性的东西，因为感到憎恨和恐惧的人同样也会赞美并希望永远保持这些感情，尽管这些赞美和愿望可能是无意识的，有些普通基督教徒就是这样。以消除恐惧为目的的教育并不困难。只需对孩子和蔼可亲，使他们的生活在独创精神不会招致灭顶之灾的环境中，不让他们与具有不合理的恐惧的成年人相接触，不管这种恐惧是怕黑、怕老鼠，还是怕社会革命，孩子也决不会受严厉的惩罚、恫吓、严重和过分的责备。要使孩子避免憎恨，这是一项相当细致的工作。应当杜绝一切引起嫉妒的情况，对不同的孩子需谨慎而严格地一视同仁。一定要让孩子们觉得自己受到至少是和他有关的成年人的钟爱，也不应该去压制孩子的合乎天性的活动和好奇心，只要这些活动和好奇心不致危害他的生命或健康就行。尤其是不应对性知识设置人为的禁忌，也不应对那些保守者认为不宜谈论的东西设置禁忌。只要一开始就遵循这些简单的原则，儿童就会不再恐惧，而会变得易于相处。
不过，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人一旦成熟，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不公正、残忍、苦难无边的世界。当代世界的不公正、残忍、苦难都是历史造成的，其渊源在于经济，因为争夺生活资料的生死搏斗在以往是无法避免的。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斗争已经不会是无法避免的了。凭着目前的工业技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为每个人提供一种美好的生活。如果不是宁要战争、瘟疫、饥荒，也不要避孕术的宗教，从其政治影响上阻挠我们，世界的人口早已变得稳定。保障世界普遍幸福的知识已经存在，而利用这种知识的主要障碍就是宗教的教义。宗教试图阻挠我们的孩子去接受合乎理性的教育，阻止我们排除战争的根本因素，阻止我们进行科学合作的道德教育以代替有关罪孽与惩罚的陈腐而残忍的信条。也许，人类已经站在黄金时代的门口，然而，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就必须首先杀死挡在门口的凶龙，而这凶龙就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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