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老板，不是这么好做的

　　朱旭当了副主任后，又一次琦琦在路上跟他开玩笑，“副主任，你现在也算是开始了你的老板之旅了。你这么年轻，叫你朱老师太怪了，叫你名字又不好，以后我们叫你小老板吧。小老板，以后请多多关照。”

　　朱旭哭笑不得，也意气风发：“别胡说，你们当然还是叫我名字了。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上去了，就用屁股对你们的人。”

　　琦琦笑：“切，你还真当回事了，我管你咋对我呢，反正我干好我的活就行了。”朱旭当然把这个副主任当回事的，他自信今年业绩肯定会好于去年，同事们自然都应该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年底奖金得超越去年才是。

　　可是朱旭刚一上任，就得罪了网络部主任。

　　编辑部进新人后，网络部给配备了电脑，不过都比较旧。张敏文和两个副主任商量，有些电脑用了四五年了，确实有些旧，干脆先换5台，等下半年根据部门的经营情况，再换10台左右。

　　这天，网络部来了新电脑的配置单，张敏文让朱旭看看够用否。朱旭一看，五台戴尔商用电脑，价格是9999元；朱旭正向张敏文学做预算呢，这五万块钱在他眼里，都是员工的奖金。

　　他对张敏文说，“太贵了，我们自己去组装，价格最多一半。”“组装机，我们用能行吗？”张敏文不太放心。

　　朱旭说，“我们的杂志天天鼓励读者自己攒电脑，轮到我们自己了，却用商务机？其实我早想说，编辑就应该用和读者一样的电脑，不然如何能理解读者的问题所在？”

　　张敏文一听，有道理，就让朱旭列了一个配置单，让网络部去购买。网络部主任说这不是捣乱吗，搞不定张敏文，就跑到自己的上司，也是分管行政财务的副总处告状。副总也不懂电脑，就把朱旭叫了过来。朱旭没想到会这样，心想这下自己要得罪网络部主任了，但事已如此，他只能把自己的道理又说了一遍。财务老总将信将疑，又给其他两个编辑部主任打电话咨询。这两个编辑部主任知道财务老总很抠的，不过想到自己也要节约成本，遂同意说大多数编辑可以用组装机。财务老总一听，大悦，马上就跟网络部主任说：“很好，就这么执行。以后给编辑的机器，都自己组装。”

　　网络部主任叫苦，说组装机维护很麻烦的。朱旭顺口就说了一句：不怕，我们编辑部电脑有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气得网络部主任出来对朱旭说，“你的意思我们什么都没干？以后电脑有问题别给我们打电话。”朱旭只好赔笑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小问题我们就自己解决了，不麻烦你们。”网络部主任还是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过两天大家就都知道朱旭得罪网络部主任的事情了。何叶有次还神秘地对朱旭说，“人家网络部主任也不容易，你想想，你又给人家增加工作量，又断人家财路，做人要厚道。现在，网络部的人都说，就你事多。”朱旭无话可说，他本以为就是简单地申请一批配件，然后自己组装即可，没想到会有这个结局。

　　这还不算什么。朱旭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自己的下属。

　　张敏文打算采用给两个副主任逐步增压的方式。以前朱旭就负责下半月刊试刊的内容策划和统稿工作，任务分配由张敏文指认。现在更进一步，张敏文让朱旭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下半月刊的内容。小组里，除了朱旭负责带的三个人，还有两个老编辑——蒋勇和贺虹。张敏文让朱旭自由分配栏目和任务，然后报告给她即可。一开始张敏文和朱旭还一起开小组会议，后来就让朱旭自己主持安排了。

　　其实以前朱旭就已经单独负责项目了，只不过现在职务变了，由原来的项目推动者协调者，变成了独立的负责人。以前他提规划，张敏文安排，现在则由他全权安排。新编辑自不必说，一切任务听安排。朱旭很在意两个老编辑的感受，毕竟这两个老编辑都比他来得早。他不希望两个人觉得自己做了副主任了，就“命令”他们干活。

　　其实，自从去年下半年的调整之后，张敏文就明显倚重四个高级编辑，大家都看得出来，所以贺虹早就调整好心态了，现在他们的绩效考核由张敏文一个人打分，变成三个主任分别打分。适应新老板，贺虹觉得天经地义。何况，新老板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自己只要干好他交代的活即可。

　　蒋勇基本也是这个心态。毕竟新年在宣布调整时，张敏文就在编辑部会议上确认了两个副主任的地位。所以，朱旭根据两个人过去负责的工作内容和特色，和他们商量现在负责的栏目的时候，倒也相当顺利。

　　在执行具体栏目内容的编辑工作的时候，朱旭把自己负责的下半月刊当成事业，投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希望精益求精。两个老编辑当然没有他这么上心。用蒋勇私下里给同事抱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和朱旭的工资待遇差别还很大呢。”贺虹则比较体贴，知道自己老板新官上任，做好一点是应该的，所以和朱旭讨论如何修改稿子的时候就相当认真。

　　蒋勇就不这样了，比较淡然。开会时朱旭在那里讲，他就听着，基本不参与讨论，很少和朱旭互动，朱旭也不想用副主任的威权去压他，给同事们一种自己当了领导，就拿老同事开刀树规矩的印象。只要蒋勇按时按要求完成任务，他觉得就先这样吧。当然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他安慰自己：做领导了，要有点容人的度量。何况现在自己手里缺人，也需要老编辑的支持。

　　但是冲突很快发生了。这天，朱旭发现自己要求修改的一篇稿子，并没有按要求修改过来。

　　他立刻找到蒋勇，问作者为什么没有修改。蒋勇说，作者觉得这样修改很麻烦，我也觉得有道理，所以他没有修改，我就没有强求。朱旭不干了，我们那天说得很清楚了，为了这个专题好看，这篇稿子必须修改成情景对话模式，这样读者才能从一问一答中学到更多。

　　“时间来不及了，我只能给你一天的时间，要么你自己修改，要么你让作者赶快改回来。”

　　蒋勇答应得很勉强，“原来我们的稿子都这样，销量不也很好吗？”

　　朱旭马上反驳：“原来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竞争形势，当然只有做得更好，才能留得住读者。”

　　“唉，工作不好干啊！”蒋勇有些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一年比一年辛苦。”

　　朱旭觉得蒋勇这个工作态度，实在是不招人喜欢。所以，磨合了两次之后，在一次月底的例行谈话中，朱旭很坦诚地先问蒋勇，“我看你工作积极性不高，是不是我的工作安排方式方法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你先提提。要是为工作，积累了什么怨气，就不值得了。”

　　蒋勇依然一边玩着手里的笔，一边不紧不慢地说，“没有，我一直都这样。我是个慢性子，以前张老师让我负责合订本的附录部分，工作比较单一，今年我自己提出来想做做刊物，没想到这么麻烦。”

　　朱旭也知道，自己和何叶晚来公司，但张敏文明显更倚重后来者，这可能让蒋勇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由此产生了奋斗上进的动力。他很好奇地查了一下去年底蒋勇写的工作总结和明年展望，果然，他是希望更上一个台阶的。这个台阶是什么呢，除了出国，当然就是提升为高级编辑了。

　　所以他去找张敏文。没想到，张敏文根本不把这个事情看在眼里，她说：“杂志一期卖10万本，一年码洋1200万，10个编辑，平均每人一年是120万；广告费号称一年1200万，也就是一个人120万，总计每个编辑240万。做一本MOOK，定价18元，每本能销售2万就算是好的了，一个项目36万。可是我们每年这么多人，也不过24个MOOK项目的量，还有兼职编辑，你算算，你就是因为你负责的增刊卖得好，加上你负责的3个MOOK项目销售也不错，算在你头上，早就超过600万的量了，所以才破格让你做高级编辑的。当然，也有你运气不错的一面。我看，公司越来越正规了，一个应届毕业生，校对当当，助理编辑干干，才能当上编辑，最快也要一年时间了。蒋勇的能力，通过我这两年观察，也就是一个平均数，核算在他头上的工作量，最多也就400万的样子。你看他今年能达到600万吗？能达到，我没得说，很快提升他做高级编辑。”

　　朱旭无话，知道老板说的也是实情。但是站在蒋勇的角度，他肯定认为自己比杜鹃工作能力强。可杜鹃是老编辑，手里资源多，项目多，而且帮老板分担了诸如校对之类的其他工作，工作勤奋，资历也老，朱旭现在能够理解张敏文的灵活安排了。杜鹃某种程度上和何叶一样，在干好本职工作之外，还帮了老板很多其他的忙，给老板提供了附加价值。杜鹃虽然没有像何叶那样还能搞搞策划，做做Photoshop之类的MOOK，但确实在不经意间，把排版人员和校对工作管理得比较顺畅。连郭庆豫都说杜鹃学了张敏文的脾气，有时候管理起来比他还有效。

　　但是朱旭不是那么容易死心的人，所以有一次在三个主任的例会上，他又讲，还是要给蒋勇这种情况以发展他的信心。

　　张敏文这次松口了，说：“你随意，你可以给他定一个目标，达到了，我们就可以提升他为高级编辑。”

　　回头郭庆豫跟朱旭讲，“张老师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就当主任，在她眼里，人就分为两种，能干的人和不能干的人。不能干的人，她一般都不给机会，这是她的性格。她不像我们，底层待得久，在意下面人想什么。”朱旭不由得心生佩服，还是郭庆豫观察仔细啊。

　　新年第一期，朱旭干得比较顺利，效果也不错；第二期内容，朱旭就准备得有些磕磕碰碰了，不过总算还比较满意。但是前两期内容，朱旭之前都做了很多准备。等到了3月份和4月份的二期，朱旭就准备得有些痛苦了。每个月要出一本专题，这个工作量有些大，朱旭看看大家也干得比较累，自己就更累了，经常加班改稿子。

　　张敏文这天就批评他了。

　　张敏文翻看着初稿，阅读了一下朱旭对这些稿子的点评和修改要求。

　　她摇摇头说：朱旭啊，你不可能要求你的每一个手下都有你的能力。周正现在不负责评测栏目了，他写作能力也就这样，他负责的其他栏目主要还是靠跟作者约稿为主，你分给他的写作部分太多了。

　　“你看他们写不到位，自己就要花时间去修改，你不觉得你跟一些牛作者约稿后，回来让他们编辑起来质量更高啊？”

　　朱旭有些恍然大悟：“哦，我想两个新编辑一样的培训流程呢。”

　　张敏文笑，“你就迂腐吧。我们没有要求每个编辑都能达到你和郭庆豫那样的写作水平啊。”

　　朱旭受教，马上调整编辑的工作为约稿为主，除了个别评测等栏目。

　　知易行难。又过了两周，张敏文再指点朱旭，我给你说过的，做管理呢，管结果，也要管过程。

　　你看这些稿子返回，你当面指导了修改意见，但是编辑明显没有把你的意思完整返回给作者。你应该做的，是手把手指导编辑和作者交流。

　　“不能每次等结果不好再找原因。有些编辑，他自己听懂了你的话，可能跟作者却说不清楚。你发现结果不对，就应该马上修改现在只看结果的工作方式，马上跟踪编辑是如何与作者交流的，你要教他们才行。”

　　朱旭这时全然明白了，自己还真应该改变工作方式。他已经习惯了等编辑们交结果给他看，何况两个老编辑已经基本和自己一样没有问题了，自己有些偷懒。

　　这次谈话之后，朱旭和三个新编辑讨论完稿子后，每次都要求他们先写好给作者的修改意见，先把文档发给他看，他看后再就某些问题指导编辑，比如不同的问题，用何种语气跟作者说，哪些问题要打电话说，哪些问题QQ上说，哪些问题用E-mail交流，哪种性格的作者应该如何与之沟通等等。

　　这样干了两个月，朱旭发现自己轻松了不少，手下的编辑们看起来也轻松了很多。老编辑中，贺虹明显很感激朱旭的指导，就是蒋勇，听了几次这样的会议，也参与了很多意见。

　　朱旭由衷地对张敏文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管结果，也要管过程’的意思了。”张敏文也笑，“唉，带好了周正，这次又能带好这个团队完成几期刊物，你确实成熟多了。朱旭，你也不枉我一番培养。你没有美术功底，对期刊版式封面的感觉比我和郭庆豫都差，以后我每次和何叶他们美术编辑讨论的时候你也多参加多听听吧。”

　　不过事情哪有这么顺利的。

　　蒋勇的稿子，朱旭总是不太满意，有时候他自己动手修改了，蒋勇还不领情，说这个就是编辑学术之争，你喜欢稿子生动有趣一点，我喜欢平实一点，我们观点不一致。

　　朱旭想起张敏文的要求，他告诉蒋勇：“那就让市场说话吧。”他把张敏文的高级编辑600万标准提了出来。“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和年初意愿，我对你今年的发展目标是成为高级编辑。这样，后面除了你现在负责的栏目之外，再多策划几个MOOK出来，如果你能独立策划MOOK，销量达到高级编辑的标准，以数据说话，今年年底就提升你为高级编辑。”

　　但是没想到，蒋勇策划的MOOK点子大多数被张敏文和李副总编给否决了。李总和发行部意见一致——不可操作性。反倒是贺虹尝试做了一个工具软件宝典，大家一致通过了。

　　蒋勇受了打击。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很烦躁地说：“你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的策划。”朱旭无语，立刻说：“那你得想办法说服我们啊。”

　　张敏文直接就不管：“哎，你的报告明显说服力不强啊，我们确实不看好。就这样的策划，朱旭，我们的时间很宝贵的，以后你要先把把关。”

　　这下蒋勇就更郁闷了。而张敏文有心要开了蒋勇，增加新鲜血液了。

　　朱旭善良地希望蒋勇有个好的结果，至少不希望蒋勇在他这里结束他在新起点的职场生涯。他不想给人这种感觉，你朱旭做了主任了，原来的同事就容不下了，把人家给挤走了。朱旭左右为难，他提出要不让蒋勇继续回去做他以前干的工作，但张敏文分析说不可能了。后来朱旭自己动手开了人后才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别人也难受呢。其实，趁年轻换一个合适自己的更有发展的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张敏文大概看透了朱旭，对朱旭说，“你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我本来就觉得蒋勇自己会走的，不会有人怪到你头上的。”

　　果然很快，蒋勇的工作有了变动。他自己找了《PC Office》的编辑部主任，很快把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交接，之后调换了部门。朱旭这时才发现自己真想多了。正好新编辑已经在实践中慢慢成熟了起来，蒋勇走了之后的那一期，工作反而顺利了。

　　最让朱旭意外的是蒋勇在新部门干了才两个月，自己又觉得不太适应，干脆换了一个公司。在新起点上班的最后一天，他特地回到编辑部向大家告别。他握着朱旭的手，看得出来，此时的他相当真诚：“到了新单位，得向你学习学习。”

　　回头在出差调研市场的路上，朱旭跟陶可可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他感叹道，“老板也不是这么好当的。不过还好，我现在至少管理一个编辑小组的日常工作，是可以胜任了。今年积累一些经验，到明年应该就很熟练了。”

　　陶可可对朱旭的所谓经验不屑一顾：“你这算什么啊！我们这边的情况比你复杂多了。你知道吗？有次祁经理给我讲他管理上的永恒难题：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业务员是不是真的能在下一刻帮你搞定某个业务。如果换人，也许仍不能搞定；如果不换他，可能很快就帮你搞定了。很多事情不是非A即B。这个片区的业务员效果不明显，你换还是不换，其实真的是考察你的经验、洞察力和判断力，当然，也包含中间过程管理的能力。所以今年我们市场部上马，就是想扭转一下过去片区业务员权限太大、不敢轻易换人的问题，改个人做业务为团队做业务。团队管理，这才是真的在考验管理水平呢！就你这点小经验，祁经理还看不上呢！你上次还嫌人家祁经理不好好带下属。”

　　陶可可接着开始抱怨：“哎，我最大的煎熬啊，就是有几个人我看不上，但是张老板祁老板都说这人还要用，还说我太正直了，还说什么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对有些人的小问题要包容，对员工的道德水准要求别太高。我就不爱听这样的话，哎，我这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