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工作带来新变化(2)

　　如果已经认定我们不值得信赖，那何苦还要雇用我们呢？这种行为传达了一个糟糕的信号，是对日后店内管理的一种预警，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毕竟这只是份微不足道的低薪工作，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否则我们根本就不会来这儿。我想公司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群几近走投无路的人，那么我们当然很有可能从公司偷东西。

　　培训的最后一晚，我们才开始觉得像是一个团队了，公司请我们在酒店吃晚饭。漫长的几天里，我们坐在拥挤的会议室里死记大量公司产品数据，学习如何销售产品，现在我们庆祝自己成功毕业。在新闻界，我的新雇主从来不会请我吃晚饭以示欢迎，哪怕随便吃顿饭都不可能。开始在《每日新闻》工作的那天，我在大厅里坐了45分钟才有人注意到我。有一次我在曼哈顿参加一场总编职位的面试，面试在卡莱尔（Carlyle）酒店的一个私人套间里进行。卡莱尔是全球最奢侈、最豪华的酒店之一，面试我的人是位爱尔兰传媒大亨，也是杂志的发行商，但是在面试期间他甚至没请我喝过一杯咖啡。

　　地区经理菲尔和我们一起全程参加了晚宴，他热情洋溢，平易近人。菲尔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认真倾听，似乎真的对我们小心翼翼的礼貌回应感兴趣。从员工的反应你就能看出来，在一份低等工作中获得这种程度的尊重和关注是多么不寻常。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好？但无论他打的是什么心思，他的举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而且印象不错。

　　我想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菲尔了，但是我们后来确实见到他了，每隔三四个月他就会来我们店里一次，我们店是他负责的16家店面之一。

　　有两个员工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咯咯笑着，她们俩都大胆地点了一份28 美元的沙朗牛排。

　　“还有什么时候我们能吃得这么好呢？”她们问其他人，怂恿我们也要份牛排。但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规矩地点菜，要一个汉堡或一份沙拉。如果把我和乔斯做新闻赚到的钱加到一起的话，对我们来说，牛排不是什么奢侈的东西——我们每个月都会吃上几次。但是在我的中年朋友和邻居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家庭收入都已达到六位数，和他们相比我经常感到自惭形秽。

　　“你还在写东西吗？”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仿佛我的生计行当就是一个爱好而已，仿佛我只是用写作来打发时间，赚点儿出去玩儿的小钱。毋庸置疑，那些住在郊区的人们家财万贯，拥有数套住房，悠闲地度假，送孩子到私立学校读书，为日后去常春藤作准备。富人们开着崭新的奔驰宝马，而那些骨感的金发主妇们则高高兴兴地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打理宽敞的豪宅。但是，他们不大清楚我属于哪一类人。

　　现在，我坐在酒店的餐桌旁，周围新同事的爱好和经历与我截然不同——他们有文身、打耳洞，戴着门环大小的镂空金耳环，穿着连帽衫和紧身裤——我在想我是否属于这个地方。我开始怀念自己之前待过的那个圈子。在我们的公寓大楼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我加入了一个教会，那里面的教众都是有钱的律师、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片人，还有华尔街的富人。平时和我打交道的人以及工作中接触到的人都是开着最新款式的汽车到海外度假的人。而我的新同事们居住在低收入者街区，远离购物中心，他们要么住在曼哈顿最北边的华盛顿高地，要么住在还要再靠南一点的布朗克斯区，住在那里的人为了来新店上班每天单程就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坐公交车，他们当中有些人靠着9到11美元的时薪抚养三四个孩子。

　　我转向戴夫，他是一个处事稳重、长相帅气的18 岁大学生。戴夫告诉我他拿到了篮球奖学金，还会写诗。我们畅快地交流着，他思路流畅，善于表达，声音优美动听。我们都喜欢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我提出送他一本我最喜欢的诗人济慈的诗集，但他说从来没听说过济慈。

　　现实就是这样。新店还在装修中，所以我们不能在那里进行培训。相反，我们长途跋涉来到曼哈顿大型专卖店，在销售大厅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这感觉就像是实地考察和试镜的结合，除了我们已经被录取这个既成事实之外。

　　我深知，除我以外，大家以前都在零售业工作过，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零售业工作了很多年。不用休息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可以和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成功达成一项交易，这些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把这看成天大的事！我怕得要命。

　　我很少会紧张得出汗，但是在我第一次接触顾客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看出来我没经验呢？），我确实会冒汗。

　　这里的顾客群结构复杂：有从奥地利、瑞士、新西兰来的游客，也有三个身材魁梧的城市清洁工，他们来购买舒适耐用的工作靴。那天的第一位顾客是谁呢？她是女影星简宁·特纳，曾经出演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北国风云》。她买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价值1000美元的商品。戴夫有幸为她提供服务，尽管我直接就叫出了她的名字并帮她把袋子提到了马路边。她非常可爱，平易近人，喜欢说话。

　　现在的我和工友们一样籍籍无名。平常做记者的时候，假定社会地位平等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那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介绍我自己，告诉简宁我是她的粉丝，彬彬有礼地和她说话，可能还会问几个问题。但是现在却不行，现在不是我那么做的时候。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售货员而已，我要维护品牌价值，默默无闻地提供帮助。

　　还有一对来自斯卡斯代尔的夫妇，丈夫是律师，妻子是家庭主妇——她说他们等不及郊区的新店开张了，这对夫妇花了3000美元给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一大堆衣服。（我在乐斯菲斯工作期间，这一直是我见到的数额最大的单笔交易。）

　　曼哈顿专卖店非常大，面积是我们将要工作的那家专卖店的4倍多。每天通过狭窄的楼梯跑上跑下几十趟，单单走进储藏室就让人累得气喘吁吁，更不用说爬着高高的楼梯从主卖场到二楼。我怀疑在这里上班的人身体是如何支撑下去的——起码我们店布局紧凑，所有产品都放在一层。

　　在我们店开张的两天前，马克在爬储藏室楼梯的时候突然疼得弯下腰来，窄窄的脸痛苦地扭曲着。他低声对我说，他的胯骨疼得撕心裂肺。他之后再也没来上班，在医院待了好几周。尽管我反复询问他的消息，但是经理没有告诉我任何细节。我被告知马克活了下来，不过他已经离开纽约州和他的父母一起做康复治疗去了。显然，我们再也不会见到马克了。

　　同时，我对于每件东西摆在哪里一无所知，我还要努力记住每样商品，这样顾客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帮着做点儿什么。有人教我们如何使用收银机。看着雅各布轻轻松松“嗖”的一声就将信用卡划过收银机，我在想我能不能也做到这么自信。

　　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和保罗单独说说话，他是专卖店的副经理。保罗的眼珠很黑，似乎都难以辨清瞳孔和虹膜。他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长得很精神，也很谦逊，这一点与众不同，很吸引人。保罗曾在美国一家大型芭蕾舞团做过职业舞者。聊起彼此做零售之前的故事，我们发现彼此的经历竟然惊人的相似，我也曾学过几年芭蕾舞！我们对比着自己最喜欢的舞蹈指导，之后我发现他居然和我一样，曾经在法国工作并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法国，他是一个大厨，而在那之前他在法国外籍军团中统领一队士兵。大部分记者工作狂人们甚至不敢离开办公桌去吃午饭，担心他们会因此丢掉来之不易的饭碗，但是哪怕是记者狂人也从来没有这么爽的经历。

　　我想知道，在这些新同事的外表之下，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意想不到的故事。

　　我们店终于竣工了。

　　专卖店在购物中心内的位置很奇怪，位于一长溜婴童店（我把这些店叫作“孩子带”）的尽头。以前我来这家购物中心买东西的时候——没来过几次——我会完全避开这片区域，我不想看到吵闹的孩子、精疲力竭的母亲以及那些阻塞走廊的大型婴儿车。鉴于我们店专营成人户外运动服饰，只有极少部分产品面向3~12岁的儿童，我在想我们的老顾客能否找到乐斯菲斯的位置。在当地没有什么广告告诉他们我们开张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店的位置。我们店并非面朝街道，也就不能在街角挂横幅或发传单。不过乐斯菲斯恰好隔着大厅位于苹果专卖店对面，那里时髦的年轻顾客倒是非常适合我们。另外四家户外运动服饰店——霍利斯特（Hollister）、人类学（Anthropologie）、陶瓷库房（Pottery Barn）以及柯里特和巴若（Crate & Barrel）——和我们隔了几个门，这几家店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几百个重箱子开始涌入店中，我们要将这些东西分类、贴标签、添加传感器、打包、叠好、摞起来、挂在架子上。卖场在硕大的工业探照灯照射下灯火通明，古朴的混凝土墙两边是一排黑色钢架，架子布局可供灵活改变并移动。从公司总部寄来的厚厚一沓照片和图表清楚显示每样东西的摆放位置，全美的连锁店都是如此，对于商品的摆放，没有任何自行改善、发挥创造力的余地和机会。要卖的衣服已经替我们选好了，这些衣服的摆放方式也确定了下来。地区的偏好和差异性呢？全无考虑。

　　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卸下了一整车预先选好的破烂货，我们很快就意识到，顾客永远都不会来买这些东西，诸如超短连衣裙、泡泡裙、棕色涤纶“牛仔”夹克，上面还有粉红色的针脚，基本上每样东西都是白色或奶油色的衣料制成的。

　　在总部——也可以叫作“公司”——看来，全美每一家乐斯菲斯专卖店的外观都必须完全一致统一，仿佛公司之外真会有人关心这件事情似的。培训期间，曼哈顿专卖店入口处有一张非常漂亮的藏式木质雕花长凳，还有一个把手雕有花纹的藏式暗色木橱窗，用来展示商品，很快这两样东西就被搬走了，因为它们离奇古怪，不是公司选中的，尽管乐斯菲斯一直崇尚冒险，从店里到处张贴的大幅彩色照片上就能看出这一点。接受乐斯菲斯赞助的运动员们在非同凡响的异域爬山、跋涉、做瑜伽，而西藏……就是这种地方。

　　M

　　那种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呆板无趣，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印象逐渐加深。

　　新店的架子是白色条纹竹架，地板是透着微光的暗木地板。有些地方铺着红色和灰色的地毯以示区分，让整间店面在色调和家具材质上不再单调。两个试衣间每间都有一张高雅的埃姆斯木椅。

　　收银台上放着三台收银机，收银台是长长的暗色钢制柜台，在那里我们面朝顾客收银，为他们买的商品打包。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钢制橱柜立在那里，橱柜的抽屉和橱窗上放着各种工具，像是打价器，男式、女式、儿童尺寸的路赛特底座，还有浅褐色砂纸、乐斯菲斯闪闪发亮的红色标签、灰色卡片和礼品盒、保修卡、预约卡以及“预订– 送货上门”书（使用这个可以从别的专卖店订货，之后直接送到顾客家中）。定制家具的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好，那个竹制抽屉用着很顺手，它可以灵活地来回打开，那个光滑的木制橱柜感觉也不错，轻轻一碰就可以轻松开关。（第一天在《每日新闻》上班的时候，我被带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分配给我的电脑是一台键盘上满是食物残渣和饮料的电脑，这种电脑我连碰都不想碰一下，而他们对于这样的分配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表示任何歉意。我的黑色办公椅肮脏不堪，外层布料已经烂掉，而且还是把歪了的坏椅子。我打开抽屉发现一双脏兮兮、臭烘烘的男人跑鞋，这双鞋是之前坐在这个位置的人落下的，而他已经被解雇了。）

　　也许这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当你要在一个环境中连续工作的时候，这个地方究竟是一个温度太高、照明不好、又脏又乱的地方，还是一个既有情调又吸引人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至少专卖店的卖场是经过严密考虑后设计的。店内有许多巨大的彩色照片，运动健将们弓着身子在异域进行运动——在智利徒步旅行、在中国乡间做瑜伽——这些照片高高悬挂在我们头顶上，提醒着我们这个品牌所代表的精神：探索冒险，成就不凡。

　　不出所料，员工区和卖场之间的差距明显：在我还是个购物者的时候，在萨克斯及罗德和泰勒（Lord & Taylor）我曾瞥见卖场后面的那一堵堵墙，墙皮剥落，颜色斑驳。乐斯菲斯的服装储藏室可能有20英尺高，两边是米黄色的金属挂架，长长的一排有40英尺，垂直堆在一起。挂架上方是架子，上面放满了又大又沉的纸箱子，如果不借助又高又沉的折叠梯根本没办法够到。滚动衣架摆在最前面，既挡住了后面的挂架，又挡住了拿衣服的通道。第二个储物间在拥挤的阁楼，里面放了更多金属架子，架子上面摆着一盒盒靴子和鞋子以及挂手套和帽子的木栓板，更多的架子上则堆着旅行箱、睡袋、背包、购物袋、礼物盒和展示材料。

　　我已经准备好开始工作。我迫切想找点儿什么，一种新的、要求更高的任务，可以让我分散分散注意力。

　　公司给我们发了工号牌，我们的名字被刻在一个正方形的红白塑料卡上，上面有一条红色的棉质套索，印着店名。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从来没戴过工号牌，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会佩戴，那时我是荣誉发言人，我说的话会被录下来制作音像销售，有时甚至在几年之后还会有听众觉得我说过的话有帮助，甚至会在我面前引用。

　　公司还给我们发了制服，是2007年的秋装款式；女销售员穿的是方形拉链尼龙衬衫，一件是浅蓝色的，一件是灰色的，还有一双白色网状运动鞋，是厚厚的黑色鞋底。尽管衣服不是很好看，但是穿起来舒适轻便，透气性好，非常适合上班。我们下身可以穿自己想穿的裤子，只要不是蓝色牛仔裤或者短裤就行。

　　还有一些大概一平方英尺大小的小型储物柜，只有上班时间才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存在那里。我们在顾客面前不能吃东西，不能喝饮料，不能嚼口香糖，我们也不能把饮料放在储物柜上。除了我们，没人会看到储物柜，那么把饮料放在上面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