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不花钱，让贵人提携你(4)

　　在林桂生枕边风的吹动下，黄金荣终于将当时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交给杜月笙经管。

　　唐朝的大奸臣李林甫也深知其道，他不仅善于巴结权贵，还善于巴结权贵的夫人。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其子寿王、盛王也因母受宠而受皇帝宠爱，皇太子李逢则被冷落。李林甫经过一番思谋，便通过宦官对武惠妃说：“愿护寿王为万岁计。”谋废太子，以图另立，实属冒杀身之祸的险举。李林甫清楚，巧妙地利用皇宫内潜在的太子之争，不仅不会有险，反会有利。果然，武惠妃对他颇为感激，时常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朝中侍中裴光度夫人，乃是武三思之女，李林甫便对其暗中献媚，以致使裴妻武氏“尝私林甫”。侍中裴光度死，李林甫便迫不及待地欲继相位。武氏更是鼎力相助，请深受皇帝宠幸的宦官高力士帮助达此目的。高力士本出自武三思之家，对武氏所求自然非常效力。不过，皇帝已决定任用韩休为相。李林甫虽未如愿，但足见其野心勃勃，而又善于走权贵夫人的门路。

　　此外，对方的“身边人”、亲人也往往有着决定性作用，取得这些人的喜欢，使他们欠你的人情，那时对方也会很容易喜欢你。

　　11.“对症下药”，借助贵人的“无形”力量

　　真正医术高明的医生，往往都能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下药，这样就能做到药到病除。而真正善于搞好关系，能借助贵人之力的人也能视目前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相应对策，利用贵人的“无形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清朝末期，政治日益腐败，做官只能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封高官的推荐信，就可以如愿以偿地拜官做事了。军机大臣左宗棠的知己有个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有候到实缺。他见别人都有大官写的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跑到北京寻求左宗棠的帮助，可是左宗棠却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一句话就将黄兰阶打发走了。黄兰阶没有得到帮助，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他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他让店主写柄扇子，落了款，得意洋洋地摇回福州。

　　这天，是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总督见了很奇怪，问：“外面很热吗？都立秋了，老兄还拿扇子摇个不停。”

　　黄兰阶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说，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

　　总督吃了一惊，心想：我以为这姓黄的没有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任命他实缺，不想他却有这么个大的后台。左宗棠天天跟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他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第二天就给黄兰阶挂牌任了知县。

　　黄兰阶不几年就升到四品道台。总督一次进京，见了左宗棠，讨好地说：“宗棠大人故友之子黄兰阶，如今在敝省当了道台了。”

　　左宗棠笑道：“是嘛！那次他来找我，我就对他说：‘只要有本事，自有识货人。’老兄就很识人才嘛！”

　　黄兰阶能够官拜道台，是以左宗棠这个大贵人为背景，让总督这个小一点的贵人给他升了官，实在是棋高一着的鬼点子。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清政府官场的腐败和黄兰阶欺世盗名的卑劣做法，单从借贵人之力的角度来看，黄兰阶正是看准了当时官场腐败的特点而想出了求官的对策。没花钱，没送礼，甚至没让贵人出面就升官发财，这无疑是高明之至。

　　现如今的社会，这种靠贵人之力而使自己的事业平步青云的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借鉴。贵人的引荐和提提携往往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敲门砖，能够为我们赢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才华，做到“壮志可酬”，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实现人生梦想奠定基础。

　　11.要靠贵人，自己先要行得正

　　每一个人都想找到可以提携自己的，可以为自己开山辟路的“大贵人”。然而，要想找到这个“贵人”，我们自己在做人做事上先要行的端、立得正，竭尽全力的去做。

　　唐朝的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宰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而他与唐太宗李世民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远非普通的君臣之礼所能比拟。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惟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

　　灭隋立唐之后，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因为担心发生祸乱，太子李建成便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用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着，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至。”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虽为一人明君，但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不安静，各得其所，惟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人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啁！”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去探望，与他握手叙别，不胜悲痛。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看出李唐政权据有天下，是大势所趋，便及早弃隋投唐，寻找自己的贵人和靠山。但他并没有为了站稳脚跟去阿谀攀附，而是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忠勤赢得了贵人的好感和信赖，并依靠贵人之力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乾隆年间，也有一位大臣深得权贵的厚爱。他就是河南巡抚胡宝泉。在任官三十几年期间，一直勤勤恳恳，“不辞劳瘁”，在他病危期间，乾隆皇帝极为关切，“屡赐慰问，颁参药食品，两遣侍卫偕太医来视”。能和贵人的交情如此之深，关键在于他做好了该做的工作。

　　胡宝泉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中举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考授内阁，幼承家学，学识渊博。他自登仕之日起就以勤政自勉，把平时所学用于实践。很快，他的才能被当时的军机大臣鄂尔泰所发现，认为他“大能任事”。于是调任军机章京，负责协助军机大臣处理一应事务。由于胡宝泉勤苦自励，很快便熟谙了军机处的工作，而且“有问则应，据经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职官、兵制，因革利弊，言之凿凿。”

　　乾隆六年以后，胡宝泉几次被派遣外出办事，如到东北清查黑龙江、吉林开垦荒地，到直隶赈济灾民。十三年，又奉命从大学士傅恒征金川，他“日驰常三百余里，遇险则徒步，蹑危崖断栈，从者多不相及”，有时竟“三昼夜一食”。金川告捷，虽由傅恒指挥，但“赞画机宜”，胡宝泉“劳绩最着”。凯旋之后乾隆皇帝“亲斟金卮赐公酒，海内荣之”。

　　乾隆十七年以后，胡宝泉始放外任。先是任山西巡抚，他“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后又调湖南、江西，清理两地矿政，亦颇见成效。二十二年，胡宝泉调任河南巡抚。当时黄河屡屡决口，河南、山东、安徽被涝者六十余州县。朝廷派侍郎裘日修与胡宝泉共同调查治理水患。胡宝泉一到河南，就把治水当做己任。他奔波于全省各地，详细了解情况，经常是“自忘其劳，每行必躬历田间，问民疾苦。或境内有事辄夜半即行，途间买饼饵而食，所过传舍不知有供亿之烦也”。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他与裘日修呈上了治理黄河书，建议将河南境内四条干河疏浚加宽加深，辅之以“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乾隆帝赞扬说：“宝泉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次年，诸工皆竣，乾隆帝亲制《中州治河碑》，褒奖胡宝泉与裘日修“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

　　胡宝泉深知，治理水患，绝无一劳永逸之事，因此在取得初步成效后，继续专心防患，他“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他又建议对已建堤坝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这年冬天，胡宝泉被调往江西。次年七月，黄河又于河南境内决口，乾隆帝再次将他调回河南。这时的胡宝泉年已68岁，但他不顾体弱多病，仍以治水为己任，全心扑在治河上。他上书建议将逼近决口处的贾鲁、惠济两河增筑堤堰，两岸多挑渠港，同时建滚水坝，以导黄河水人两河。乾隆帝称赞他的办法是事半功倍。

　　乾隆二十七年，正在胡宝泉专心治水的时候，由于长年奔波，积劳成疾，他终于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乾隆帝闻讯，派专人去探望。这时，胡宝泉请来人向皇帝转呈他的一个奏折。这是处于病危之际的胡宝泉上的最后一个奏折，这里既没有谈自己的病，又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通篇所谈，仍旧是他念念不忘的治水问题。他汇报了自二十三年河工告竣之后的各项水利工程，其中谈到各州县所开沟渠，应“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宽深”。乾隆皇帝看到胡宝泉的病危谏言，大为感动，他敬佩这位老臣鞠躬尽瘁的精神，因此，急速赐药派太医，争取抢救胡宝泉，同时，又将胡宝泉在河南各州县开沟渠的做法令直隶总督仿行。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胡宝泉病故。乾隆帝“深轸惜”，特加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赐祭葬。

　　看到上面这两位的靠“人”之术，我们是不是会大有所得呢？这无疑等于是告诉我们靠人必先靠己，你首先得有能力，同时还要努力实干，让贵人看到你的成绩，让贵人欣赏你，进而贵人也才可能去提携你，你同贵人才能水到渠成的搞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