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曾国藩的立身处世绝学(1)

　　如果说品德是立身之本，那么如何造就这些品德就是根本中的根本了。曾国藩主张立身不妄言，他一生践行戒傲、少言的人生准则，在不断的内省中提升着个人的价值。所谓立身如针，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浩然之气和卓然而立的人生境界。

　　君子当自强不息

　　曾国藩语录：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傲之气。

　　《周易》中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也就是说，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这样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在人们的想像中，曾国藩能成为一代文宗，一定是聪明绝顶的人；曾国藩能带兵打仗，一定是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曾国藩能做那么多的事，一定是体格强壮的人。其实不然，曾国藩在这三个方面都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曾国藩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多次讲自己很驽钝。他考进士，考了三次，28岁才考上。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胡林翼25岁中了进士，很多人一次就考中了，他不能算是很好。他当时功名也不是最高，是同进士进翰林院，这是他一辈子引以为憾的事情。他一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棋下得不好。曾国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说自己胆气薄弱，他的胆子比一般人还小。他的晚年更胆小。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老是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停地自责，表示他对自己并不十分满意。至于身体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病号”，30岁得了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这个癣病很厉害，很痒，总要搔，他很痛苦，觉得“几无生人之乐”。他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

　　那么，这样一个脑袋不聪明，性格不豪爽，身体不健壮的人为什么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成就那么高呢？究其原因，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强不息得来。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其中“谋事在人”是主要的，需要有所作为，而不是坐等机会的到来。

　　曾国藩是这样认识“谋事在人”的，他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奸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称得上君子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重任。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9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自强精神的支撑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曾国藩眼中的自强，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积极投身其中，尽自己的力量。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就是家书中说的“长傲”、“多言”二弊。所以，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

　　一个人要自强，不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业是不行的。而在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挫折、阻挠、破坏等等，这就需要坚强的性格和毅力坚持下来。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是这样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有所建树的原因的。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他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曾国藩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儿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

　　薛福成得出的结论是：曾国藩是个“宏毅”的人。而龙梦荪在为《曾文正公学案》所作序言中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绝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是因为日就月将，有本有源的结果。”

　　不管是薛福成的宏毅，还是龙梦荪的强毅、谦谨，都说明了曾国藩不断进取、自强不息、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的禀性。曾国藩非常清楚自强和逞强之间的差别，他在家书这样说过：

　　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曾国藩认为，君子的自强就应该是孟子的那种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是可以长久的。因为这种强大是修养上的，是从内而外的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逞强斗能上，也不是在于一定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自我的强大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就是战胜自己，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不断内省，才能不断长进

　　曾国藩语录：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曾国藩说：“一般说来，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所以，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分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独处，对影沉思，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这种时候，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无所作为，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习惯，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以进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以期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

　　这样的“内省”在曾国藩的身上随处体现。虽然曾国藩身上也有和常人无异的毛病、缺点和不足，但是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和常人不同的强大的内省精神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不断地内省，才使曾国藩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积极改进，使自己的修养得到不断提升。

　　一位研究曾国藩的专家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曾国藩之所以优秀、不同于其他历史政坛大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曾国藩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格修炼，通过毕生不断的自省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自省是儒家提倡的一种道德修养的办法。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就是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自己言行的过程，其目的正如朱熹所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战国时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一个环节。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由此看来，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自省对自身修养的巨大作用，并且身体力行，得到了亲身的验证。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自然对“自省”有着自己不同的认识。

　　唐鉴和倭仁是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两位理学大师，曾国藩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修身养性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唐鉴很欣赏倭仁，他曾对曾国藩称赞倭仁“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曾国藩与倭仁更是相交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正是在两位理学前辈的教导下，曾国藩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尤其是注重不断地内省来修养自己慎独的功夫。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记日记。每天只要得以空闲，就记心得体会，反复检讨自己的思想言行，自己和自己说话，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月新。

　　朋友直接指出了他的不妥之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一天，他去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虽然决心一再下，但行动依然如故。当月有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要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他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读书，但他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等毛病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弱点。朋友新纳了小妾，他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他又去了雨三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家出来，已经很晚了，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回家后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好友汤鹏请他赴喜筵，席间他见汤的两个姬人，又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

　　如此记载在曾国藩早年的日记中可谓是比比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他常人的一面。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生活中是如此，事业上曾国藩也是很自省的。比如，曾国藩在经营湘军中，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一开始与太平军作战，就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很多研究曾国藩的人都认为：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这一点，曾国藩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成功的“自省”者。他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始终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针。他的成功，主要是借助于幕僚成功，他认为，一个人的思路毕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