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曾国藩的进退有度绝学(4)

　　据说咸丰皇帝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好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对曾国藩的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从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政治远见和抱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藩能够成就日后的大业，在此已经初露端倪了。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曾国藩的直言上疏展现了自己的忠心和政治头脑，也让他的老板咸丰皇帝看到了一个好员工敢于担当，能够被委以重任的优秀品质，因此，其后曾国藩的青云直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殆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这里曾国藩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体现出了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事秘诀乃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要把握好进退的时机，只要抓住了好的时机不妨进一大步。避免过于谦退，否则也难以成事。

　　一日一心得

　　所谓进退有度，很多人过多地看重于谦退，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小心谨慎，就成了随大流，就成了畏缩不前。这是不可取的。谦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为数不多的、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机会，抓住一次这样的机会要比你几年的努力都重要很多。

　　和为贵，忍为高

　　曾国藩语录：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中国有句名言叫“和为贵”，还有一句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和”与“忍”是最基本的品质。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论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说，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小不忍”为“匹夫之勇”，在《朱子语类》中他又进一步阐释：“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以此告诫后人，凡事要忍耐、宽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都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就会坏了大事。由此我们看到，要想达到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在一些事情上就需要“忍”，这样产生冲突、不和的机会会小很多。“忍”是方法，“和”是目的。

　　曾国藩说：“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曾国藩主张修养身心要以“静”为主，很显然事事和人争短长，缺乏忍的精神，那就无法达到和的目的，自然也就不能求得静了。所以他主张和为贵、忍为高，他曾教育李鸿章说为官“第一要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的自己的观点。

　　咸丰初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湖南老家来信，称府上为盖新宅，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乎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所以想求助曾国藩的权势解决争端。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想起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弟弟曾国潢，并将这首诗附上：“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了曾国藩的信和诗后，也觉得没有必要为那么一点儿地方和邻居闹得不愉快，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邻居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有何妨”的“和为贵，忍为高”理念，转让给了曾家扩建新宅。最后大家皆大欢喜。

　　曾国藩以“忍”调解事端，平息愤争，以事实说话，用自己的退让赢得了邻居的爱心，使得大家继续和平相处，并且比原来更进一步。

　　曾国藩的这种忍让绝不是软弱无能，不是屈服与人，不是逆来顺受，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低调为人，低调处事的最佳武器。

　　曾国藩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一般，在多次指挥战役中都以失败告终，湘军创办本已为清朝军政地方官吏所嫉妒，创办之初又接连遭到挫折，这时候同僚的排挤，清政府的训斥，如果没有坚忍的意志，就很难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又一次次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最终消灭太平天国，成就一代伟业，事业也达到一个顶峰。

　　万事以坚忍为高，以和为贵，曾国藩的根本核心就在于能“忍”，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人，更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事。1857年，47岁的曾国藩因父亲去世，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他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

　　我们也不难看到，曾国藩的“忍”得来的是“和”，是宽松的发展环境，是有利的时机，是为自己赢得主动。

　　一日一心得

　　俗话说：吃亏是福，气大伤身。面对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的事情，既然非人力能改变，就不要钻牛角尖，而要学会忍让，忍得一时俗气，乐得百日无忧；忍的一时愤怒，喜获终身不苦。

　　急流勇退见好就收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知足不争、功成不居、不为天下先，这是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它强调的是人的知足和甘处下风的品质。

　　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功绩大得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那就是该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时候了，否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你功劳越大，越会成为先被清除的那一个。正所谓“劳苦功高是好事，但是功高震主就是坏事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众所周知，刘邦能够夺得天下，可以说韩信的功劳是最大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在刘邦建汉之初，也对帮助自己夺天下的功臣给予了很大的赏赐。韩信也因为功高盖世，先被刘邦封为齐王，后被封为楚王。刘邦大封功臣时曾经对天发誓：“使河如带，泰山若砺。”意思是说，只有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窄，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小，你们的爵位才会失去。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放心吧，我永远也不会剥夺你们的爵位。

　　但是同时，韩信手下的谋士蒯彻以春秋时越王勾践与范蠡、文种的故事提醒韩信：“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是韩信的回答则是“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很明显以自己的功劳自居，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悄悄降临了。

　　对刘邦来说，韩信永远是他的心头之痛、心腹之患，韩信功高盖世，活着对他就是危险。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留守京城的吕后就以这件事为诱饵，和萧何设计，在长乐宫钟室将韩信杀害，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

　　公元前196年，曾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的原因有：功高盖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和一个造反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他经常以功劳自居，连皇帝刘邦都感觉到威胁了，所以他的死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比起韩信，勾践身边的范蠡则要聪明得多，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功高盖主的危险，他知道急流勇退。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越王在即位的第三年，就想兴师伐吴。此时吴国刚刚战胜了楚国，势强气盛，而越国明显处于劣势，范蠡坚决反对。但是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告诫，兴兵伐吴，结果遭受了会稽之耻，国破身危。越王于是向范蠡问计。范蠡就告诉越王勾践：“首先要保住越国不被吞并，为此，只能屈从于吴国，奉送珍宝美女。如果吴王不答应，那只好由陛下去做吴王的奴仆了。”越王勾践这次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在范蠡的陪同下，到吴国做了奴隶，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三年之后被吴王放回。范蠡又告诉勾践说：“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应该休养生息，积聚国力。”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建议，卧薪尝胆，十年后终于使越国的势力得到恢复与发展。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夫差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勾践依范蠡的计策一举出兵灭了吴国，雪洗会稽之耻。

　　灭吴之后，勾践大赏功臣，封范蠡为上将军，然而范蠡自知“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便装上轻宝珠玉，与家人泛舟五湖，不辞而别。后来到了齐国，被推举为主持政务的相国，后来又隐居海滨，经商致富。

　　范蠡引退，致信给文种。文种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信中说：“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文种没有听。后来有人进谗言说文种要造反作乱，勾践听信谗言，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当初给我出了9条对付吴国的策略，我只用3条便打败了吴国，剩下6条在你那里，你用这6条去地下为寡人的先王去打败吴国的先王吧！”于是文种自杀身亡。

　　同样是功臣，却是不同的结果。范蠡知道功成不居，而文种则没有及时见好就收，结果落得被逼自杀的下场。

　　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

　　曾国藩一辈子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才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双丰收。同样的，他也因为他的谨行慎思而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急流勇退，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当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拥兵三十万，占据江南半壁江山。而且，此时的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均竭力劝进。因为早在咸丰皇帝临死时，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此时的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样一副对联，算是作答。

　　其实，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的一则日记中，就已经流露出了退意。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是曾国藩已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和潜伏的危机。他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曾国藩明白“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过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知道“进”是好事，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退”更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很多人都是光顾着“进”了，结果发现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俗话说“萝卜快乐不洗泥”，那稍慢一点，把泥洗干净了再吃，萝卜不是更脆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