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曾国藩的谨行慎思绝学(1)

　　古往今来，宦海沉浮难有宁日，曾国藩在一生中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与他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护身功夫不无关系。他一生谨记“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的箴言，以不要钱为本，处处给人留面子，时时抱有敬畏之心，才成就了位极人臣的官场不倒传奇。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意思是指小心谨慎不容易出错，能长久平稳发展下去。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意思是说，做官的人，一生都在危险里边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因此不能不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身处官场的要诀--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是时刻警惕，是一种不怕事也不惹事处世态度，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处世哲学。曾国藩生性谨慎，又注重自身的修养，在官场沉浮多年，更加养成了小心谨慎的行事方式。他深知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保证自己利益的最佳办法。他为官多年，始终以小心谨慎掌舵人生，才得以步步高升，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中保全自己。

　　很多人将“小心谨慎”看作是没出息，胆小怕事，但是曾国藩并不以为意，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谨慎，是经历过痛苦后的经验教训。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做了这样一副“小心谨慎”的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从对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平日为人做事需要小心谨慎，就可以避免很多事端。在官场，就更要慎之又慎了。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政府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和挤压，使得他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他说：“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很多身在高位、功名显赫的人颐指气使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和性格，而且往往把持不住导致得意忘形，最终落得不好的下场。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详细总结了历代为官为宦者成败的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也就是“四败”。他是这样说的：“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所谓昏惰任下者败，是指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昏庸懒惰，是非不明，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这样的为官者是肯定会失败的；所谓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谓贪鄙无忌者败，是说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不能贪得无厌，无所忌讳；所谓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反复多诈者是指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的人。

　　曾国藩把为官者的人性分析得很透，也看得很深刻，他把这“四败”放置在案头，时刻提醒自己，避免重蹈为官失败者的前辙。他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因此，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曾国藩的“四败”以及“二端”都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却深刻的道理：为人做事要小心谨慎。这些位高权重者之所以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功劳，而完全在于他们在位高权重时失去了努力爬升时的谨小慎微，得意忘形了，最后不知道顾忌，没有了小心谨慎，搞得最后身败名裂。

　　小心谨慎是为官者必须学会掌握的技巧。曾国藩一生位极人臣，被后人尊为圣人、完人，和他的小心谨慎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而且官做得越大越是谨慎。

　　曾国藩一生可以说在官场上没有遭遇很大的困局，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的浮沉似乎在他身上总是一帆风顺的。尤为让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一般。究其原因，正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谨慎之策，才得以在激烈的斗争中保全自己的。

　　比如，他在和肃顺的交往中从不使用文字信的东西沟通，免得沦落为口实。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明确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在湘军攻破天京后，曾氏兄弟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盛极一时。曾国藩不但头衔很多，他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的湘军，并节制着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部下，直接统治着两江的辖地，东南、西南、华南等省也在湘军控制之下，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位及三公、权压朝野，但他处处谨小慎微。册封之日，他颇有微词。思前想后，夜不能寐，内心充满隐忧。于是他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他的结局非常完美。

　　曾国藩一生小心谨慎，时刻不忘修身养德，以孔孟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克勤克俭，特别是在位高权重之时，亦能谨慎行事，终于避过很多权臣盛极而衰的悲惨结局，善始善终，这是与他谨慎的个性有直接关系的。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古往今来，能做到的人又有几个？

　　一日一心得

　　谨慎也许并非是一种美德，但却是成就大事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朱熹说：“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人不能按揭和重复的就是生命，要想积累出生命的精彩来，就必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才能走出一个灿烂的结局。

　　大智若愚，“度”中取胜

　　曾国藩语录：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官场如战场”，这让身在其中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在官场，他采取了谨行慎思的策略，保持低调。但是他的低调是一种小心谨慎，并不是一味地甘居人后。更贴切地说，应该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进还是退，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势不使尽、进退有度。也就是说，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圆润自在，游刃有余。

　　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您认为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弟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这里的师是子张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这个人做事老是过头，商这个人做事总是欠点火候。

　　子贡接着问：那就是子张更好一些了？

　　孔子摇摇头说，过犹不及。这两个人差不多，谁也不比谁更强。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拿捏好度的表现。很多人都知道做事欠火候是不可取的，却不知道做得太过了同样会失去最佳的效果。

　　凡事皆是这个道理，再好的东西也要控制在恰当的比例之内，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面发展。这个合适的比例，就是“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能明白这一道理，往往就能把许多事情做好；能用这个道理去为人处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人了。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问老师：“老师，您认为颜回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颜回比我诚信。”

　　子夏又问：“子贡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贡比我敏捷。”

　　子夏再问：“子路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路比我勇敢。”

　　子夏问：“子张这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张比我庄重。”

　　子夏很是疑惑，问老师说：“那么他们四个为什么都拜您做老师呢？”

　　孔子笑笑说：“这其中的道理我慢慢给你讲，颜回虽然诚信，却不知道还有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子贡虽然敏捷，却不知道还有说话不能太伶牙俐齿的时候；子路虽然勇敢，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胆怯退让的时候；子张虽然庄重，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诙谐亲密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认我做老师啊！”

　　孔子的话道出了中庸之道的精髓：凡事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就像孔子的这四个学生：诚信过了头，就容易变成迂腐；敏捷过了头，就容易变成圆滑；勇敢过了头，就容易鲁莽行事；庄重过了头，就不免会有些呆板。

　　所以，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很多时候，人不能表现得太过聪明了，这样会显得别人像个傻子，所以，即使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了不扫别人的兴，也可以装着自己不知道，还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去探寻，这就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不是无边的忍让，里面有个“度”，内心聪明但是表面愚拙。

　　对身在官场的人来说，不可不露，但也不能太露。不露，总有满腹的才华也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太露了难免树大招风，招人嫉妒，给自己埋下祸根。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深谙此道的。他一直在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做得恰到好处。

　　1864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攻陷金陵，将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血腥镇压下去。至此，湘军总数达到30万人，曾幕人才济济，当时中国军政、科技、文化、教育之“精英”大多汇集于此。曾国藩成了威震天下、权倾一时的“中兴名臣”之首。这样的曾国藩显然给清政府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压力，朝廷必然想早日消除这种不安。对曾国藩来说，太平天国已除，如果不裁撤湘军，必然增加朝廷的戒备，招来他人的猜忌，对自己很不利，甚至危及性命；如果裁撤了湘军，自己就失去了底牌，则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兵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事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朝廷早就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心存顾忌，早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为了解除朝廷的疑虑，只有留淮裁湘。而对李鸿章来说，留淮裁湘对他有益无害，还可以继续手握兵权，为自己以后的宦海沉浮加重砝码。李鸿章看出了朝廷的意图，也了解曾国藩的心思，因此也就顺水推舟，坐收渔利了。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同时强调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同时意味深长地暗示：“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倚恃。”这是在给曾国藩吃定心丸。由于曾李达成默契，裁军工作极为顺利。

　　更妙的是，尽管曾国藩大声疾呼请求裁撤湘军，但是对自己的去留则只字不提。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如果自己请求留下，给人贪恋权贵的嫌疑；如果请求解职还乡，好像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还会让人猜疑他回地方招集旧部。他之所以来这么一手，就是因为他深知一点：官场上最避讳的就是功高盖主。因而在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非常妥善地裁减了他的政治资本--湘军，成为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曾国藩懂得官场行事的“度”，因而得以善终。而韩信则不懂得，所以他战功赫赫最好还是惨遭杀害。

　　刘邦曾经有一次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10万。”

　　刘邦又问：“那么你呢？”

　　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

　　想想看，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韩信最后的被杀和他的这种处世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智若愚体现的就是一种“度”，既不显得自己很聪明，也不是木讷难教之人，而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曾国藩一样，深谙官场，博学修身，但是总给人一种愚拙的印象。这才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一日一心得

　　这里所说的“度”是指“限度”，就是要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另外，“度”还指事物外部条件对事物对立双方量变的促成度。这两方面“度”的把握，就是我们常说的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

　　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

　　曾国藩语录：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有的人一遇到不顺或是事业发展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就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们会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别人头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作对，都阻止自己去取得成就一样，借此来掩盖自己的不足，甚至是无能。而事实上，这样做恰恰会将自己的懦弱彻底暴露在别人眼前。

　　当然，在感叹怀才不遇的人中，有的人可能确实从事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但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屈就，因此感到憋闷。而那些庸才发出的“怀才不遇”的感叹，纯属无病呻吟，他们没有真才实学，还总期望得到高的职位和薪水，他们之所以不受重用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不是别人的嫉妒和排挤。

　　但是，无论是哪种人，都不应该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因为一旦抱有怀才不遇的想法，那么首先心态就已经失衡了，这样在工作中是很难求得进步的。还会滋生很多的抱怨，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这样一步步被“怀才不遇”的想法禁锢起来，直到让自己动弹不得，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当人人敬而远之的时候，他的出头之日就很渺茫了。

　　所以，即使是真的是怀才不遇，也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而应该积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修养，从自身找原因去改变这种现状。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会把别人的同情都抱怨掉。《中庸》里说：“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既不抱怨说上天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君子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不仅不会抱怨、呼天抢地，甚至还会“反求诸己”，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