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很大，大到你一生都无法走遍所有地方；
这世界又很小，小到一个电话就可以跨越大洋。
你该如何去了解？
这世界上的人们很相似，都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这世界上的人们又很不同，连肤色都有着千差万别。
你该如何去同他们相处？
我们都是“人”
当他为重伤害的病人治疗时，
总希望见到那人健康时的照片，
知道自己面对的……
是一个曾经活泼又美丽的“人”。
一位工商巨子，年纪轻轻，突然病逝了。
“他可能酒喝太多了，喝到只要不喝，手就发抖。”这工商巨子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死了！我好伤心，好多以前在一起的画面都出现在眼前。”摇摇头，“奇怪！我以前看到他，只会想到他多么有钱、有名，直到他死，才发觉他是那个曾经跟我同班四年，在一起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的‘人’。”
一个年轻朋友，迷某歌星到了发狂的地步，家里四处放的全是那位歌星的照片。
皇天不负苦心人，先加入歌友会，再通过层层关系，他居然成为那歌星的特别助理，每天跟前跟后，帮歌星料理一切。
“你真是梦想成真了，”有一天我问他，“高兴吧？”
“得了！甭提了！”他居然一挥手，“我发现以前崇拜错了，现在才发现他比谁都平凡，他只是个平凡的‘人’。”
读美国医生Frank Huyler的《陌生人之血》（The Blood of Stranger）。
作者描写他在急诊室的各种经历，怎么伸手到满是血水的胸腔里找破裂的血管，怎么把躁狂症发作的患者绑在床上，怎么将药物过敏的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说当他为重伤害的病人治疗时，总希望见到那人健康时的照片，知道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血肉模糊的躯体，还是一个曾经活泼又美丽的“人”。
“我的日本老板，平常好像经营之神似的，拉着一张脸，不苟言笑，似乎你多看他一眼都不成。”一个在电子公司上班的女生对我说，“可是啊，最近公司办年终聚餐，这老家伙，酒才下肚，就开始胡说八道，接着提议去唱卡拉OK。你知道吗，坐在沙发上，他居然毛手毛脚。”女生笑起来，“他啊！不再是神，好像跌落地面，变成一个人，一个无耻的老男‘人’！”
她的话令我想起一位出版界朋友的话：
“公公生病，我在医院照顾他。他神志不清的时候，活像一个孩子，又踢被，又打人，才吃完就忘了已经吃过了，直喊饿。可是，他才一清醒，就把被单拉得紧紧的，好像怕我看到什么，然后摆出一副死面孔。”叹口气，“说实话，我宁愿看他糊涂的时候，觉得比较可爱，比较像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克林顿的绯闻案早落幕了，倒是他任内的经济成就，总被人们谈起；后来他选择在纽约哈林区设办公室，更是引起一片掌声，觉得他平易近人。
电视里几个学者谈到克林顿的政绩，提到他和莱温斯基，一位学者居然说：
“从某个角度看，这事件也有它正面的意义，就是让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是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肉身，都可能犯错，都可能掩饰。”学者强调，“既然是个人，他就会掩饰，掩饰确实不对，但有什么办法？别忘记，他是个人哪！”
“人是一根绳索，架于超人与禽兽之间。”尼采说得好，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由禽兽走向超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超人。
人的可悲就在于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都要经过恒沙之劫，都生生世世只能做个平凡人。
人的可爱，也在于我们都是人，于是能用自己想别人，在别人身上窥见自己的影子。
最近接到一个小女生的信——
“自从我上了中学，就发现爸爸妈妈也是人，以前他们在我眼里是爸爸妈妈，现在是平凡的人。”
“可不是嘛，”我回信，“所以他们也有脆弱迷失的时候，他们也要你去帮助、要你去疼爱。这是多棒的感觉！——知道他们是跟你一样的平凡‘人’。”
黑皮肤，真美！
每个人到这世上，就这么一生，
来了就来了，无法选择、无法回锅，
难道只因为投胎到黑人家，
就该被歧视一辈子吗？
从唐人街坐计程车回家，才上车，黑人司机就对我笑着说：“hàguí！”
我怔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又笑着说了一声：“hàguí。”大概从后视镜里看我不懂，再加了一句，“hàguí，How are you？”接着问我，“你不是中国人吗？你不懂‘hàguí’是‘你好’的意思吗？这是我刚学的，跟刚才下车的中国人学的。”
我噢了一声，问他：“你怎么会想到学这句话呢？”
“因为那几个中国人从上车就一直看着我说‘hàguí’，我就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是‘你好’。”黑人司机得意地拍着方向盘，“hàguí！hàguí！”
这下我懂了，原来前一批中国客人，一路用广东话叫他“黑鬼”。正想呢，他又歪着头问：“怎么样？是不是我发音不对？你为什么听不懂？如果我说错了，快纠正我，我最想学中国话了。”
自从搬到水边，我的皮肤就一下子变黑了。因为湖水反射日光，上下两个太阳，晒在身上直发烧。
“咦，为什么你的肤色跟上次不一样了？”回台北，一个医生朋友才见面就问，“你最好去验验肝功能。尤其像你吃降胆固醇的药，更得小心。”
公司的员工见到我，更是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您怎么黑了那么多？在美国不是享福吗？”
“我是享福啊！总在院子里种花种菜，不会一天到晚关在屋里，所以能晒黑啊！”我说。
“但是黑，看起来就辛苦。”员工笑笑，“您没听过吗，一白遮三丑！”
“快带我去药房，我要买美白霜。”一位从台北来的朋友，说她才来美国一个多礼拜，就变黑了，急着要找美白产品。
可是带她去化妆品专卖店，找了半天，居然没见一瓶美白霜。相反，倒有不少“美黑霜”。意思是，只要搽了那种防晒膏，就能既不怕紫外线的伤害，又能晒出健康的肤色。
“不不不！一定有！看电视卖东西的台，一定有！”朋友说，“我在老家就常看，而且都是美国产品。”
打开电视，转到购物频道，果然见到一双腿，一条黑、一条白。
“看吧！”朋友兴奋地说，“是卖美白霜的！”
可是细看，才发现是卖一种褐色的油彩。只见主持人一边得意地在一条腿上涂，一边说：
“看！马上就有漂亮的太阳色了！”
去年冬天，走在忠孝东路上，在第一银行的一个斜坡道上被绊了一大跤。
这跤摔得真惨，西装袖子破了，手肘青紫了一大块。所幸我反应不错，及时用手撑住，否则非脑震荡不可。
躺了两天，实在火大，跑去银行抗议。
隔天，银行就派人登门道歉，还送我一个大礼盒。
打开盒子，居然是个瓷的洋娃娃。
又过了几天，我去银行办事，好奇地问：“奇怪！你们怎么会送我一个洋娃娃呢？那娃娃真可爱，我要带回去给我女儿。”
小姐眼睛一亮：“是吗？如果你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送你，是银行客户提供给我们摸彩的，有个同事摸到，不喜欢，扔在柜子里了，你可以拿去。”
接着打开柜子，取出一个纸盒，居然比我收到的那个还大。
我当场打开纸盒，先看到一顶讲究的帽子和一个木制的小椅子，把帽子拿下来，原来是个“黑娃娃”。
我很爱那黑娃娃，觉得她笑眯眯的，手上还挎个小包包，穿着亮亮的皮鞋，可爱极了。
到美国二十多年，我早期见到黑人就觉得怪怪的，知道儿子交了黑人女友就紧张兮兮；渐渐地，我改了，觉得黑人实在是很优秀的种族。
可不是嘛，皮肤科的医生说黑人几乎不会得皮肤癌，他们的皮肤也不易老化、不易生皱纹。
审美的专家说世界上腿最美的不是白人，更不是黄种人、棕种人，而是黑人，他们生得“骨肉停匀”，而且细长挺直。更重要的，是弹跳力特佳，所以运动场上黑人一出来，白人就难混了。以前还幸亏有网球和高尔夫，因为属于贵族运动，黑人经济能力差，挤不进去。这几年，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大、小威廉姆斯和老虎伍兹可就让白人傻了眼。
再想想，黑人的眼睛大，适于看；黑人的鼻孔大，适于呼吸；黑人的嘴巴大，适于吃；黑人的嘴唇厚，连接吻都好。
你说，我能不说黑人棒，能不欣赏那“黑娃娃”吗？
都是“人之子”啊！
我常想，如果我女儿交了白人男朋友，被那白人家庭歧视，我会有多伤心？我也常想，每个人到这世上，就这么一生，来了就来了，无法选择、无法回锅，难道只因为投胎到黑人家，就该被歧视一辈子吗？
都是“人之子”啊！
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子民，有幸被生在这个世界，也就有权利分享这天赐的一切。凭什么只因为皮肤颜色的差异，就被归类、被限制？
星期天，一家人去中央公园划船。
草地上好多人在做日光浴，还有女生脱掉胸罩，晒背。一群人骑着单车，玩着直排轮滑，从眼前掠过。都是笑脸迎人，都是古铜色的皮肤。
“你看！好多黑人，长得真漂亮。”我对妻说。
“是啊！现在就流行半黑半白的混血，特别健美。”妻答。
突然想起那黑人计程车司机说的“hàguí（黑鬼）”。
“黑鬼，其实很不错。”我笑笑，“黑皮肤，真美！”
让我们爱他一生
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许多年前，看过一部叫作《收养》（Adoption）的匈牙利电影。
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请求情夫在分手之前，让她生个孩子。
情夫没说话，只是把那女人带回家。情夫的妻子客气地招呼，并唤出两个孩子。
女人匆匆地告别了，也告别了过去的一段情。
一个总向这女人借房子，用来跟男朋友约会的小女生，看到女人沮丧的样子，便抽空，带她出去喝咖啡、看风景、聊聊天。
小女生走了，女人又陷入落寞与孤独。突然，她站起身，出门，到弃婴中心，登记收养了一个孩子。
影片的最后，是那女人抱着一个胖娃娃，从弃婴中心出来，用细碎而匆匆的步子，走上大街，拦住正好驶来的巴士，上了车……
从头到尾，影片都冷冷的，没作任何解说。但是，演完，大家都懂了——
她寂寞，所以收养了一个娃娃。
那孩子是她的伴儿。
一九九八年冬季奥运会，关颖珊和陈露分别得到女子花样滑冰的银牌和铜牌。
消息传到我住的小镇，最兴奋的大概是常去溜冰场的一对美国老夫妇。
关颖珊和陈露跟他们没关系，但是他们有一对儿女，都是从亚洲收养来的孩子。
过去看这对白发双亲，紧盯着场上的儿女叫好，那两个孩子也确实溜得不错，大家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不同了，事实证明亚洲人有溜冰的天赋。大家嘴里虽不说，却用眼神说了：
“看样子，将来这一对儿女，也能成为溜冰的名将。”
那对老夫妇显然也更带劲了，从他们脸上似乎可以见到一种得意：
“瞧！我们多棒！我们领养了一对越南的孩子。看！我们的孩子多棒！他们比白种人溜得好多了！”
多么复杂的情怀呀！从这对白人老夫妇的脸上透出来——
白种人有了“黄种人更优越”的骄傲。
想起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布莱恩。
他是英国人，一口浓重的伦敦腔。尤其当他道“晚上好”（good evening）的时候，好像把声音先拉到山头，再跌入深谷，又一下子拉上山头。
除了学国画，他也喜欢问我中国古诗，还写笔记。隔周糊涂了，再拿着笔记来问。
“不能错啊！”他说，“我得回去转述。”
“给你太太听？”
“不，给我女儿。”
有一天，他掏出女儿的照片，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是他在新加坡领养的孩子。
“已经要上大学了。”他得意地说，“她的亲生父母是中国人，她应该多知道一些中国，我也应该多知道些中国。”
我突然了解，他为什么来学国画。
因为他经由领养的孩子，而扩大了心灵的版图。中国既然是他孩子出生的地方，他爱孩子，也就爱中国。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去。
原以为应该冷冷清清的飞机，居然客满，乘客包括二十多位美国人。
“你们是去南宁观光吗？”我好奇地问他们，“南宁有什么特别的风景？”
他们笑着摇摇头。
“噢！我知道了。”我说，“你们是要转去桂林或海南岛？”
他们又摇头：“我们直接飞回美国。”
我不问了，看他们只有大人，没小孩，想必是投资考察团。
到南宁的第二天，我去了偏远的隆安，回来已经是傍晚。走进酒店大厅，看见一群老外，不正是他们吗？
他们的手上，居然都多了个娃娃。
“好可爱的娃娃，”我说，“中国朋友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在南宁的六天，我每天都见到他们，亲着、搂着、推着——他们领养的娃娃。
“为什么还留在南宁？”有一天我不解地问，“不早早把孩子带回美国？”
“我们要多看看、多学学这里的一切。”一个男人回答，“因为有这一天，得跟孩子说，他故乡是什么样子。”
大家愈来愈熟了。有一天，都在餐厅吃饭，我又凑过去，试着问一个犹豫多日没敢问的问题：
“请问，你们来之前，知不知道孩子的样子、背景？还是来了之后再看？”
“我们知道。”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女士说，“他们会先寄资料照片给我们，不喜欢可以换。”
“挑个孩子，可真不容易。”我笑道。
“不！”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人挑，收到哪个就是哪个。挑，不公平，也会是一种遗憾。”
看他们搂着孩子亲，孩子哭，亲得一脸鼻涕。看他们贴着孩子，呈现“东、西方”两种画面，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多幸运啊！一个被中国父母遗弃的孩子，就这样，被领养、被疼爱、被抚育，改变了一生。
我可以想象，十多年后，一个个在美国生龙活虎的亚洲孩子，用最地道的英语说话，用美国式的思考，而且从小就被白人社会接受。
他们不会像“新移民”，遭受种族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有着百分之百支持他们的白人父母。
那父母会对他们说往事，说他们的故乡，也可能有一天带他们去寻根。
我尤其不会忘记，在南宁酒店听到的那段话——
自己生孩子，是不能挑的，生什么是什么。所以领养孩子，我们也不挑。接到中国寄来的资料，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更相似！更相容！
会不会“9·11”劫机的人，
跟飞机上和世贸大楼里的受害者，
不必通过六个朋友，
就能找到彼此亲密的关系？
会不会本·拉登和布什，
竟流着同一祖先的血液？
Discovery频道的《一个城市六个朋友》到台湾做节目，由刘轩担任“第一个朋友”，还帮忙串场，和马英九一起坐直升机介绍台北。
“‘一个城市六个朋友’是什么意思啊？”我隔天问儿子。
“那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有句俗语“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意思是世界上就算天南地北的两个人，只要通过六个朋友，一个介绍一个，就会找到彼此。举个例子，今天你去蒙古，在草原遇到一个人，他可能介绍乌兰巴托的朋友给你；那朋友又介绍北京的朋友；北京的那个人再提到他在美国的朋友。结果不超过六个，就能找到在纽约跟你相关的人。”儿子说，“所以世界很小，人的距离也很短，只是我们没去想、没感觉。”
我去年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花痴日记》，卖得奇惨，连报上的书评都说刘墉不信邪，出本怪书，踢到铁板。
其实这铁板是我早料到的，因为里面谈的多半是种花种菜和浇水施肥的道理，既是纯文学，又冷门，不太可能畅销。
今年春天回台，去逛建国花市。奇怪的是，过去我逛，很少有人打招呼，这次却没走几步，就有人对我笑说：“又来看花啦？”还有一位卖花的小姐追上来，送我一大束鲜花。
我好奇，问她为什么我以前常来，她都没认出，现在才发现？
“因为你写了《花痴日记》啊！”那小姐笑道，“以前就算看到你，也不确定，猜你人在美国，不会来这里。但是看了那本书，知道你爱花，就敢认了。”接着追问，“大家都说《花痴日记》真好看，什么时候出续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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