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父亲的一生

我父亲的名字叫科列维．雷蒙德．卡佛。他家都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我被叫作雷蒙德．科列维．小卡佛。我讨厌"朱尼儿"(译按，即"小"的意思)这一部分。小时候父亲叫我弗罗格，这还行。但到后来，就像家中的其他人一样，他开始叫我朱尼儿。直到我十三岁，我宣布不再回应那个名字，他才停止那样叫我。于是他开始叫我多克，从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他逝世，他都叫我多克，要么叫儿子。

    他死时，母亲致电我妻子告知这一消息。那时我远离我的家庭，前途未卜，想入读爱荷华大学的图画馆学院。妻子接电话，母亲冲口说出:"雷蒙德死了!"那一刻，妻子以为我的母亲告诉她是我死了。于是母亲赶紧澄清她所说的雷蒙德是哪位，妻子说："感谢上帝，我以为你说的是我那位雷蒙德。"

    一九三七年父亲从阿肯色州到华盛顿找工作，徒步、搭便车或乘坐空荡荡的货车。我不知道他到华盛顿去，是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梦想。我怀疑。我不觉得他有很多梦想。我相信他仅仅想找一个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有一段时间摘苹果，接着又在大古力水坝当建筑工。积蓄一点钱以后，他就买了辆小汽车开回阿肯色州去帮亲戚们，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帮他们收拾细软迁居到西部。后来他说他们在那儿几乎饿死了，这话不是夸张。就在他们逗留阿肯色州一个叫利奥拉的小镇期间，母亲在人行道上遇见父亲，他刚从一家酒馆里走出来。

    "他喝醉了，"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让他跟我搭话。他的眼睛发光。真是意料不到。"他们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舞会上遇见过一次。他在她以前已有了女友，我的母亲告诉我:"你爹总有一个女友，哪怕是在我们结婚以后。他是我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我从没有过别的男人。但我并不觉得少了什么。"

    在离开华盛顿的那天，他们在一个治安法官的公证下结了婚，这个高大的乡下女孩和一个先是在农场工作后改行从事建筑业的工人。母亲是与父亲和他的亲属们一起度过新婚之夜的，他们全都在阿肯色州的公路边露营。

    在华盛顿的奥马克，父母亲住在一个跟小木屋差不多的地方。我的祖父母就住在隔壁。父亲仍然在那个水坝工作，后来，当巨大的涡轮开始发电，水坝已经蓄积着一百英里的水，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境内的时候，他曾站在人群中听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建筑工地上发表演说。

    "他绝口不提那些为修建大坝而死的人。"父亲说。他有些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来自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苏里州。接着他在俄勒冈州克拉茨卡尼的一个锯木场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坐落在哥伦比亚河边的小镇。我在那儿出生，母亲有一幅照片：父亲站在工厂门口，骄傲地把我举到摄影机前。我的童帽歪斜斜的，快松掉了。他把帽子前后反转过来戴，咧着大嘴笑着。他是要去工作还是刚下班？这无关紧要。总之，他有一份职业和一个家。这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一九四一年我们移居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那里父亲继续当一个锯木工，这是他在克拉茨卡尼学到的熟练的行当。战争爆发时，他获延缓服役，因为他的工作据说对战争有用。军队要大量加工好的木材，他把锯条保养得十分锋利，可以削掉你手臂上的毛发。

    父亲把我们迁到亚基马以后，他把他的亲属也迁到同一个街区。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父亲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弟弟、妹妹和妹夫以及舅舅、表兄弟、外甥，他们的大部分远亲和朋友--已从阿肯色州搬来。这都是因为父亲第一个出来的缘故。男人们到我父亲工作的博伊西-喀斯喀特公司工作，女人们在罐头工厂里包装苹果。转眼间，似乎--按母亲的说法--每个人都过得比父亲好。"你父亲不会存钱，"母亲说，"钱在他的口袋烧出个洞来。他总是帮补别人。"

    位于亚基马南十五街一五一五号的房子，是第一座我清楚记得自己住进去的房子，它有个户外厕所。在万圣节前夜，或随便哪个夜晚，为了找刺激，邻居十岁出头的小孩们就把厕所搬走，摆到路边。我父亲不得不叫人帮他搬回家。要么这些小孩会把厕所搬到谁家的后院里。有一次他们居然把它放在火中。但我们并不是唯一有户外厕所的人家。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一看到有人进了别的厕所，我就朝它掷石头。这叫轰炸厕所。不过，没多久，大家都有了户内抽水马桶，我家厕所突然之间变成了那个街区最后一个户外厕所。我记得有一天我的三年级老师怀斯先生从学校驱车送我回家，我感到羞愧极了。我请他在我们家前面那座房子的门口停下，声称我住在那儿。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父亲回家，发现母亲把门从里头反锁了。他喝醉了酒，我们可以感到他嘎嘎拍门时房子的颤抖。当他强行打开一个窗户，她就用一个滤锅砸在他眉头，把他击昏了。我们可以看见他躺在草地上。多年以后，我常常拿起滤锅--它很重，像一根擀面杖--想像这样的东西敲到头上该是怎么个滋味。

    这期间我还记得父亲把我带到卧室里，让我坐到床上，告诉我，我必须跟拉冯姑妈住一段时间。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竟要离家生活。但这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还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们最终仍然住在一起，我无须跟着姑妈或别的人一块生活。

    我记得母亲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里，有时她把它全部倒掉，有时怕被发现，就只倒一半，然后兑些水再放回原处。有一次我亲口尝了些他的威士忌，味道糟透了，我想不通竟有人爱喝这种东西。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汽车，大约在一九四九或一九五○年，我们终于弄了一辆一九三八年出产的福特牌小汽车。但头一个星期它就掉了一根杆，父亲不得不把马达重新装配过。

    "我们开镇上最旧的车，"母亲说，"他花在汽车修理上的钱足够我们买一辆卡迪拉克了。"

    有一回她在地板上找到别人用的唇膏筒，和一块花边手绢。"瞧这个，"她对我说，"准是哪个荡妇留在车里的。"

    有一次我看见她把一锅暖水端到已睡着了的父亲的卧室里。她把他的手从被子底下拉出来放到水里。我站在门口看，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可以使他在睡梦中说出来。"她告诉我。有些事情她需要知道，一些她确信他瞒着她的事情。我小时候，大约每年我们都要坐北海岸有限公司的巴士穿越喀斯喀特山脉，从亚基马到西雅图，住在旺斯旅馆。我还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叫作"晚餐钟"的酒吧用餐。有一次我们去"伊瓦尔氏蛤店"喝了多杯热腾腾的蛤肉汤。

    一九五六年，我中学毕业那年，父亲辞掉了他在亚基马锯木厂的工作，在加州北部的锯木厂小镇切斯特找到了一份工作。找这份工作的原因，按他那时的说法是不得不找一份时薪较高的，还有就是厂里含含糊糊承诺再过三两年他可以当上这个新锯木厂的头等锯木工。但我想，大概是父亲逐渐呆不下去了，想到别处碰碰运气。在亚基马，一切似乎都有点儿太在预料之中。还有就是一年前，他双亲相隔六个月先后去世。

    但就在毕业后几天，当母亲和我打点行装准备去切斯特，父亲来信说他病了一阵子。他不想我们难过，他说，但他被锯子割伤了，可能是有一丁点儿钢片留在血管里。总之，他出了事，不能工作，他说。在同一封信里有一张那里一个什么人附来的未署名的明信片，告诉母亲，说我父亲快死了，还说他在喝"不掺水的威士忌"。

    当我们到达切斯特，父亲住在公司的一个活动房屋里。我一时竟认不出他来。我猜想那一刻我真不想认他了。他瘦得只剩下皮，脸色苍白，看上去无精打采。他不停地喘气，看起来已不像我的父亲。母亲开始哭泣。父亲用手臂搂着她，含糊地拍拍她的肩膀，好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三个人在活动房里住下来，我们尽可能地照顾他。然而父亲是病了，没有任何起色。那整个夏天和一部分秋天的时间，我和他一起到锯木场工作。我们早起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吃鸡蛋和烤面包，然后带上我们的午餐出门。我们都要在早晨八点钟前入闸，下班前我见不到他。十一月，我到亚基马，想跟我的女友住得近一些，我已决定要和她结婚了。

    他在切斯特的锯木场工作，一直到翌年二月他在工作中晕倒，被送进医院。母亲问我是否回来帮个手。我从亚基马坐巴士到切斯特，打算开车送他们回亚基马。但现在除了生理疾病，父亲还患上了精神失常，虽然那时我们还不懂得怎么称呼这种病。在返回亚基马的整个旅程中，他都不说话，哪怕是问他很明白的问题(像"你觉得怎么样了，雷蒙德？""你没事吧，爹?")。假如他跟人沟通的话，他会摇头或举手表示他不知道或不在乎。在将近一个月后，他才说了唯一一句话。那是我在俄勒冈一条下坡的砂路上开快车的时候，车子的消音器松了。"你开得太快了。"他说。此后他将近一个月没说话。

    回到亚基马，一个医生建议让我父亲去看精神科医生。母亲和父亲需要去申请据说是什么援助，国家会支付看精神科医生的费用。医生问我父亲："谁是总统？"他要问一个父亲能回答的问题。"艾克。"父亲说。但他们还是把他安置在瓦利纪念医院五楼，开始给他做电击疗法。那时我已结婚并快有我自己的家庭了。当我的妻子住进了这家医院时，父亲还被关着。妻子就住在下一层楼，等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她分娩之后，我上楼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们让我穿过一个铁门进去，指点我哪里可以找到他。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腿上盖着毯子。哟，我想，父亲到底是怎么了？我挨着他坐下，告诉他他做了爷爷。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我感到像个爷爷。"他就说了这些。他没有笑，也没有动。他和别的许多人同在一个大房间里。然后我拥抱他，他哭了起来。不知怎的，他离开了那儿。但接着几年他都不能工作，整天坐在屋子里，想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想他一生中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竟要落到这种地步。母亲换了一个比一个差劲的工作。

    很久以后，她总是把他住院那段时间以及接下去那几年，称为"雷蒙德生病的时候"。"病"这个字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一九***年，透过一个朋友的帮助，他很幸运地获得加州克拉马特一家锯木场雇用。他自己搬去那儿，以便看看自己能不能应付。他住在离工厂不远的一个单间小屋，跟他和母亲去西部开始共同生活时所住的差不多。他写潦草的信给母亲，当我打电话，她就在话筒里大声地读给我听。信里他说生死难卜。他觉得上班的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但一天比一天更容易过，他告诉她。他让她向我问好。如果夜里睡不着，他说，他就会想我以及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终于，两个月后，他恢复了一点信心。他能够安心工作而不必再担心会让人失望。当他很有把握的时候，他让母亲去找他。

    他已经六年没有干过活，在那段时间里他失去一切--房子、车子、家具和电器，包括那个曾使母亲感到又骄傲又快乐的大雪柜。他也失去了他的好名字--雷蒙德．卡弗是个付不起账单的人--他的自尊丢掉了。他甚至失去了性能力。母亲告诉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那段时间我们同床睡觉，但不发生关系。他有几次想要做，但什么也没发生。我并不在乎，但我认为他想，你知道的。"

    那些年里我都在努力养自己的家和谋生。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频频迁徙。我无法跟进父亲的生活情状，但在一个圣诞节，我还是有了一个机会告诉他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也完全可以告诉他我想当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你打算写些什么东西？"他想知道。然后，像要帮我解开这难题似的，他说:"写些你熟悉的事情。写些关于我们去钓鱼的事情。"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不会。"写好了给我看看。"他说。我说我会这么做的，然而我并没有。我没有写任何关于钓鱼的事情，我想他并不特别关心我在那些日子里写了些什么，甚至没必要去了解。此外，他不是一个读者。怎么说也不是我心目中的读者。

    随后他去世了。我住在爱荷华市，离得很远，还有许多事想跟他说。我没有机会跟他道别，或者跟他说，我觉得他在新的工作上干得非常出色，我为他能够重新振作而感到骄傲等等。母亲说他那天晚上下班回来，吃了顿大餐。接着他独自坐在桌旁喝他那瓶剩下的威士忌--大概一天之后她发现那个瓶子藏在垃圾堆底端的咖啡渣下面--接着他起身去睡觉。一会儿母亲也上床跟他睡在一块儿。但夜里她不得不起身，在长沙发上打铺。"他喘得那么大声，我没法睡。"她说。第二天早上她顺便瞧一瞧他，他仰卧着，嘴巴张开，脸颊凹陷。脸色苍白，她说。

    她晓得他是死去了--她用不着医生告诉她这个，但她还是叫了一个医生，接着给我妻子挂了个电话。

    在母亲所保存的父亲和她自己早年在华盛顿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站在小汽车前面，抓着啤酒瓶和一串鱼。照片里他把帽后端戴到前额上，傻乎乎地咧开嘴笑。我向她要这张照片，她给了我，还给了一些别的。我将它挂在墙上，每次我搬家，就把照片一道带走，挂在新的墙上。我一次又一次端详它，试图从中想点有关父亲的事情，也许还有我自己的。但我做不到。

    父亲越来越远离我，退回时间里去。终于，在另一次搬家的过程中，我把照片弄丢了。就是那时候，我试图回忆它，同时很想说些关于父亲的什么，以及我怎样觉得在某些重要方面我和父亲也许是相似的。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住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南一个城区的一座公寓大楼里，发现自己也像父亲一样酗酒了。这首诗可以说是试图重新跟他取得联系。

    我父亲二十二岁的照片

    十月。在这阴湿的陌生厨房里

    我细看父亲那张腼腆的青年人的面孔。

    他忸怩地笑着，一手抓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上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衣，他斜靠

    在一九三四年出产的福特车挡泥板前。

    他想摆出一副勇敢而健壮的姿态给他的后代看，

    他的旧帽子搭在耳朵上。

    终其一生父亲都想敢作敢为。

    但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无力地拿着死鲈

    和啤酒瓶的手。父亲，我爱你，

    然而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

    诗在细节上是真实的，除了父亲是死在六月而非如诗中第一个字所说的十月。我想要一个多于一个音节的词，使它拖得长些。但不仅于此，我想要一个与我写那首诗的时候所感到的气氛相称的月份--一个白天短、光照弱的月份，空气中有烟雾，万物凋零。六月意味着夏日夏夜、毕业、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我的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应该是父亲死去的月份。

    在殡仪馆举行丧礼之后，当我们来到外面，一个我不认识的妇人上前来对我说："他呆在现在那个地方更开心。"我凝视那妇人，直到她离去。我还记得她头上戴着一个帽子似的小圆块。

    接着父亲的一个远亲--我不晓得他的名字--走过来抓着我的手。"我们都怀念他。"他说，我知道他说这话并非出于客套。我开始流泪，这是我听到父亲死讯以来第一次流泪。在此之前我没法哭。首先是我根本没时间，现在，我突然抑制不住自己。我抱着妻子哭，她则尽可能地安慰我，在那个夏天的下午。

我听到人们对我母亲说些安慰的话，我很高兴父亲家族的人都来了，来出席他的葬礼。我想我会记住那天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方式来谈它。但我没有，我已经全忘了，或几乎全忘了。我所清楚记得的是那个下午我听见人们频频提到我们的名字，父亲和我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谈我父亲。雷蒙德，这些人不断在用我童年听到的那种美丽的声音谈着。雷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