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个疯子。我从未在我母亲那里感受过一个母亲特有的温情。我母亲用发梳盘着头，老是独自一人坐在位于芝的娘家，叭嗒叭嗒用长烟管抽着烟。她脸盘很小个子也不大，而且那张脸不知为何，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灰色。我有一次读《西厢记》，遇见“土口气泥臭味”的句子时，忽然联想起我母亲的面孔——那削瘦的侧影。
这样的我从未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照顾。记得有那么一回，我跟着养母特地上二楼给她请安，却冷不防被她用长烟袋敲了脑袋。不过到底我母亲还是个和气的疯子。要是我和姐姐逼她，她也会在四开的日本纸上画画给我们。画上不单用墨，还把姐姐的水彩颜料涂抹在那些游玩女子的衣裳上，或是草木的花上。只是那些画中的人物都有着狐狸似的面孔。
我母亲死在我十一岁那年秋天。那与其说是病死倒不如说是衰弱而死。她去世前后的回忆倒还比较清晰地保存着。
大概是因为收到病危的电报，在一个无风的深夜，我和养母坐人力车从本所赶到了芝。我到今天都不曾用过围脖之类的东西。不过记得只这一晚，围了一条画有南画山水之类的薄绢帕子，而且那帕子上马兰香水的味道也记得。
我母亲横躺在二楼正下方八张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我和相差四岁的姐姐坐在我母亲的枕边，两人都放声哭个不停。尤其是当有人在背后说“临终……”什么的时候，我越发感到一种凄凉涌上心头。然而早已闭眼与死人无异的我母亲却突然睁开眼说了些什么。于是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我们也忍不住偷偷笑出声来。
第二天晚上，我也在我母亲的枕边坐到将近天明。但不知何故与昨晚不同的是一滴泪也没流。姐姐的哭声一直没有停过，她的表演使我惭愧，于是我也拼命做出哭的样子来。同时又相信，既然我哭不出来，那我母亲就肯定不会死了。
第三天夜晚，我母亲几乎没什么痛苦地死去了。她临死前好像是清醒了，看着我们的脸不住地扑簌簌落泪。只是还和平常一样，什么也没有说。
我在她入敛后也时常不由自主地哭泣。于是一位被叫做“王子的老婆婆”的远房奶奶自言自语道：“真是个好孩子。”其实我只是想，这人倒真会为些怪事情动感情。
我母亲出殡那天，姐姐捧着牌位，我在后面抱着香炉，两人一起上了人力车。我不时地打瞌睡，几次蓦地睁眼时差点就把香炉给摔了，可是谷中怎么也不到。秋天晴朗的天空下，不算短的送葬队伍在东京的街道上静静地移动着。
我母亲的祭日是11月28日。戒名是归命院妙乘日进大姐。可是亲生父亲的祭日和戒名我却记不住。那大概是因为对于十一岁的我来说，记住祭日和戒名曾是一种骄傲吧。
2
我有一个姐姐。但她虽然体弱多病，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想要写进“点鬼簿”里的当然不是这个姐姐，而是另一个刚巧在我要出生时突然夭折的姐姐。
这姐姐叫初子，大概因为她身为长女的缘故吧。我家的佛坛里至今仍有一张“阿初”的照片嵌在小小的镜框里。阿初没有一点弱不经风的样子，她那带着小酒窝的两颊也跟熟透的杏子一般圆乎乎的。
最得我父母宠爱的当然是“阿初”了。“阿初”特地被从芝的新钱座送到圣玛阿兹夫人在筑地开的幼儿园什么地方。但周六到周日她肯定回我母亲家——本所的芥川家来住。每当这样出门的时候，“阿初”一定是穿着在明治20年代仍很时髦的洋服吧。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得到几块“阿初”和服的料子，把它给小橡皮人穿上了。那些料子跟商量好了似的，全是印着小碎花和乐器图案的舶来品的漂白布。
初春，一个周日的午后，“阿初”边在院子里走着边对客厅里的大姨说道(我想象中此时的姐姐自然也穿着洋服)：
“姨妈，这树叫什么？”
“哪棵呀？”
“这棵有花骨朵的。”
母亲娘家的院子里有棵矮矮的木瓜树，向一口老井垂着枝条。留着齐肩发的“阿初”一定是睁大了眼睛瞧着这棵枝条嶙峋的木瓜树的。
“这树和你名字一样。”
可惜的是，大姨的俏皮话却并没有获得共鸣。
“那这棵树就是叫做傻瓜了。”
大姨每次提到“阿初”，就会重复这段问话。实际上关于“阿初”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留下。时隔不久，“阿初”就被敛进了棺材，刻在小小的牌位上的“阿初”的戒名我没有记住，却意外地记清了她的祭日是4月5日。
不知什么缘故，我对这个姐姐——压根儿没有见过的姐姐怀着一种亲切感。如果“阿初”现在还活着，该过四十岁了吧。年过四十的“阿初”说不定和在芝的娘家二楼茫然抽着烟的我母亲有着相似的面容。我时常梦幻般地感觉到，一个四十岁模样的女人，说不清是我母亲或是姐姐，在某个地方守望着我的一生。这是被咖啡与香烟折磨的我的神经的作用吗？或者，是有机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形的超自然的作用？
3
因为母亲发疯的缘故，我一出生便被送到养父母的家(那是母亲那边一位舅舅的家)，所以对我父亲也很冷漠。我父亲开乳品店，好像还是个小小的成功者。告诉我当时的时兴水果和饮料的，几乎都是我父亲。香蕉、冰淇淋、菠萝、朗姆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我还记得在新宿牧场外的檞树荫里喝朗姆酒的情形。朗姆酒是一种酒精含量很少，带橙黄色的饮料。
我父亲向年幼的我推荐这些希罕东西，试图把我从养父母家里要回来。记得一天晚上在大森的店里，我父亲一边劝我吃冰淇淋，一边不加掩饰地好说歹说让我跑回自己家里来。我父亲在说这些话时非常巧言令色。但偏偏这些劝说没有一次奏效。因为我很爱自己的养父母——尤其是舅母。
我父亲脾气又很急，所以动不动就跟旁人吵架。我念初三时和我父亲玩相扑，用拿手的大外剪动作巧妙地把我父亲给掀翻在地。我父亲一爬起来，就叫着“再来一次”向我扑来。我又毫不费劲地把他掀倒。我父亲叫着“再来一次”，变了脸色第三次向我扑上来。一直观看这场相扑的小姨——我母亲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小姨冲我使了两三回眼色。我便在和父亲扭打了一阵之后，故意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假如当时不败给他的话，我父亲一定会紧抓住我不放的。
二十八岁那年，——我还在当教师的时候，收到了“爸爸住院”的电报，于是慌慌张张地赶往东京。我父亲因患流行感冒住进了东京医院。大约有三天，我和养母还有亲生父母家的小姨一起睡在病房的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起感到无聊起来。正巧这时，一位交情颇深的冰岛记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筑地见面吃个饭。我便以那位记者不久要赴美为由，撇下垂死的我父亲，出门赴筑地的约会去了。
我们和四五个艺妓一起吃了顿愉快的日本式饭菜。晚饭大约是10点左右结束的。我把记者留在那里，自己走下狭窄的楼梯。这时有人从后面叫道：“那位先生！”我在楼梯中部停住了脚步，回头往楼上一看，只见一位艺妓正走到那里，目不转睛地瞅着我。我沉默不语地走下楼梯，在大门外上了出租车。出租车立即开动起来。可我还一直想着她那梳着西式发辫的细嫩的面容——尤其是那双眼睛，而不是我的父亲。
回到医院时，我父亲正在急不可奈地等我。不仅如此，他还让旁的人都退到两折的屏风外面，然后握着我的手抚摸着，说起了我所不知道的从前——和我母亲结婚时的情形。那不过是诸如和母亲两个人去买衣柜，或者是买寿司饭团来吃之类的琐碎事情。可是，听着听着我的眼眶不由地湿润了。泪水也从我父亲那削瘦的面颊上淌了下来。
我父亲在次日清晨无甚痛苦地死去了。临死前好像发了疯，说着“那挂旗子的军舰来了，大家快高呼万岁”之类的话。我不记得我父亲的葬礼是什么样儿的了。只记得我父亲的尸体从医院运回家里时，一轮很大的春天的月亮照在父亲的灵车上。
4
今年3月中旬。还揣着怀炉的我和妻子去了许久没去的墓地。隔了很久了——但不光是小小的坟墓，就是那株把枝条伸到墓上的红松也没有什么变化。
写进“点鬼簿”里的三个人都埋骨于这谷中墓地的一隅——而且是同一座石塔之下。我想起了我母亲的棺材被静静放人墓穴时的情形。阿初下葬时也是一样的吧。只有我父亲——我记得我父亲细碎的骨灰里散落着金牙。
我不喜欢扫墓。如果能够忘却的话，我倒愿意忘掉我的父母和姐姐。然而也许是那天肉体上格外虚弱的缘故吧，我眺望着早春午后的阳光里发黑的石塔，思忖道：他们三人当中，到底谁幸福呢？
春日游丝 坟冢之间独徘徊
实际上，只有在这时我才感觉到丈草①的心境向我逼来。
①丈草为江户时代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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