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纪念日那天，我们去参观犹太人纪念馆。有个老头走上来说，你们不要忘记。每当你们看见德国货，就要想想我说过的话……
大屠杀纪念日那天，我们跟着萨拉老师乘坐57路公共汽车前去参观沃赫林犹太人纪念馆，我感到极其重要。班上除了我、堂兄和一个叫德鲁克曼的同学外，都是伊拉克人，只有我自己有一个在大屠杀中丧生的外公。沃赫林纪念馆非常漂亮奇异，用百万富翁捐赠的黑色大理石建筑而成。里面有许多令人伤心的黑白照片，以及人名、国名和死难者名单。我们两个一排走过照片，老师说不许用手摸。可我用手触摸了一幅木版画，上面是一位面色苍白的老者，手上拿着一块三明治。顺着我的脸颊涌流的泪水，仿佛漆在公路上的线条。走在我旁边的奥莉特·撒勒姆说她要告诉老师，说我用手摸画。我对她说，她想告诉谁就告诉谁好了，连告诉校长我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外公，我想摸就摸。
看完照片后，他们将我们领到一个大厅看电影。电影演的是把小孩子弄到大篷车上，而后全部送进毒气室闷死。接着，有个老头走上来，他跟我们说纳粹是龟孙子，是刽子手，讲他怎样向纳粹复仇，甚至亲手掐死一个士兵。坐在我旁边的杰比说，这个老头在撒谎，他那个样子打不了任何士兵。可是我看着老头，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眼中有着那么多的仇恨，世界上陷入迷狂状态的最残暴的杀人狂在他眼里也是小菜一碟儿。
最后，讲完了他在大屠杀中所做的一切，老人接着说，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不但对过去重要，而且对现在重要，因为德国鬼子还在，他们还有国家。老人说他永远也不宽恕他们，他也希望我们别宽恕他们，坚决不要去参观他们的国家。因为50年前他和父母一起到德国旅行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可如今一切都完蛋了。人们经常爱忘事，他说，尤其爱忘记坏事。他们情愿忘记。但是你们不要忘记。每当你们看见德国人时，就要想想我说过的话。每当你们看见德国货，不管是看见电视——许多电视公司都是德国的，还是看见别的东西，永远要记住：在精美的装簧下面，是用死难犹太人的白骨和皮肉制成的零件和显像管。
出去时杰比又说老头要是掐死过谁，那他准是跳肚皮舞的；我暗自思忖，幸亏我们家的电视机是阿姆卡尔牌的，谁愿意找麻烦呢。
两个星期后，父母从国外回来，给我带回一双旅游鞋。哥哥跟妈妈说我喜欢什么，她便给我挑最好的买。妈妈微笑着把礼物拿给我。她断定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可我一下子认出包上阿迪达斯的标志。我把鞋盒从包里拿出来，说声谢谢。鞋盒是长方形的，像棺材。里面是两只白鞋，鞋的侧面有三条蓝道，镶有“阿迪达斯”的标记。我不看便知。“穿上试试。”妈妈说着，打开包装纸。“看看合不合适。”她一直在笑，一点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这是德国的。”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说。“我当然知道。”妈妈笑着说，“阿迪达斯，是世界上最好的牌子。”
“外公也是德国人。”我在努力暗示她。“外公是波兰人。”妈妈纠正道。她伤心了片刻，但很快就过去了，她替我穿上一只鞋，开始系鞋带。我一声不吭。我已经知道这一点用处也没有。妈妈不了解过去的生活。她从没去过沃赫林犹太人纪念馆，也从来没有人向她讲起过。对她来说，鞋就是鞋，管它是德国的还是波兰的。我让她给我穿上鞋，一句话也不说。跟她解释会让她更伤心，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又说声谢谢，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说自己要出去玩。“当心点儿啊！”坐在起居室扶手椅里的爸爸笑着说。“别一天就把鞋穿坏了。”我再次看了一眼脚上苍白的皮制鞋。看着它们，我想起掐死士兵的老头说过的应该记住的一切。我摸摸蓝蓝的阿迪达斯线条，想起木版画上我的外公。“舒服吗？”妈妈问道。“当然舒服啦，”哥哥替我说了话。“这不是本地产的廉价鞋，是球星穿的。”
我踮起脚尖慢慢走出房门，尽量不用力踩鞋，就这样来到了公园。公园外面，一群在踢球的“布罗霍夫”区孩子分成荷兰、阿根廷、巴西三个队。荷兰队需要一名球员，所以他们让我上，尽管他们从来不让“布罗霍夫”外面的人上场。
比赛开始，我还想着踢的时候别用鞋尖，免得伤害了外公，可过了一会儿我就忘记了，正像沃赫林犹太人纪念馆的老头说的那样。我甚至踢了个决胜局的射门。比赛结束后，我才又一次想起来，低头看看鞋。鞋子突然显得非常舒服，也比在盒子里时更富有弹性了。“射门了啊？”路上我想起外公，“守门员不知道是谁踢的。”外公没说话，但从脚步判断，我能感觉出来他也愿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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