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埃内斯托，因为我于圣胡安·包蒂斯塔的诞生日1911年6月24日出生时，另一个埃内斯托刚刚死去。即使到他的老年，我母亲仍然会叫他小埃内斯托，因为他死时是个孩子。“那个孩子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出生的。”她说。我相信，我从来没见她哭过——在漫长的一生中，她是那么坚强和勇敢——，但是她很可能私下里哭过。当她眼里含着泪水最后一次提到那个久远的小埃内斯托时，她已经九十岁了。这一点证明，岁月、不幸和失望，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有助于遗忘，而只会悲哀地加强它。
对我来说，那个名字、那座坟墓，总有点凄凉。也许这是我被那场悲剧留下烙印——因为当时我在我母亲的肚子里——而后我的生存一直那么困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我小时候经受的极其神秘的恐惧和产生的幻觉——某个人提着灯突然来到我面前，我即使藏在床单底下也躲不开——的根源。或者也是那种噩梦——我孤单地呆在天空下，面对着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打哆嗦，我说不清他是谁，他模模糊糊地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产生的根源。我长期忍受失眠的痛苦。我从我和我弟弟阿图罗一块睡觉的最后那个房间里起来，脚步不踉跄，也没有醒来，一直走到我父母的卧室，跟母亲说了些话，然后又走回我的房间。我躺在了床上，对自己做的事一无所知，毫无意识。所以当母亲早晨起来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痛苦地——她为我遭受了多少痛苦啊！——对我说：“昨天夜里你起来，跑过来向我要水喝”时，我不禁惊恐地颤抖起来。她害怕那种失眠症，许多年后父母送我去拉普拉塔上中学时她对我说。当时她已没有条件保护我。可怜的妈妈，那时她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种痛苦大部分是由我父亲支配的严厉的家庭生活造成的。
我童年时代的故乡，像一个被奇异的力量撼动的镇子，它充满了我对父亲感到的那种恐惧。我常常背地里哭泣，因为他不准我们哭。为了避免他那种暴怒的发作，妈妈总是跑过来护着我。我母亲不顾一切地保护我，因为她的爱心和善良是无限的。为了保护我，最后把我关起来，与世隔绝。我成了一个孤独而胆怯的孩子，从窗口渴望着外面那个不许我去的、别的孩子玩陀螺和捉迷藏的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始终是一个觉得被抛弃的孤单的孩子，所以我一直生活在类似佩索亚遭受的那种痛苦中：“我总是这样一个人，盼着人们在一堵无门的墙上开一道门。”
因此，不管怎么样，我总需要有人同情和抚爱。
当父母把我从家乡送到拉普拉塔国立学校上中学时，在把我送上火车的一瞬间，我觉得我摇摇晃晃站立的看不清的地面要裂开了，但是更可怕的塌陷在等着它。在一段时间里，我仍然不断梦见我的母亲：我离开故乡走向无限的孤独时，我看见她泪流满面。而当生活把不幸的遭遇刻在我的脸上时，有多少次我曾难过而沮丧地坐在广场的长凳上，盼望重新坐上火车回家。
我的双亲和那一群移民一起来到这片荒滩，希望把这一片他们的泪眼望不到边的“福”地变成良田。
我父亲的双亲是意大利山区人，他们养成了过粗野的生活的习惯；我母亲却不然，她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阿尔巴尼亚家族，对缺吃少穿的生活她准是怀着尊严忍受的。
他们一起在罗哈斯安了家。和潘帕斯草原上的大部分村镇一样，罗哈斯是西班牙殖民者筑起的、作为基督教文明的界标的众多小堡垒之一。
如今我还记得一位年迈的印第安人，他对我讲过一些关于流血的斗争和土人突袭白人的轶事。他耐心地关注着世事。当他听说有人用矿石收音机收听菲尔波和登普西格斗的实况时，他回答：“科学越发展，妖术就越盛行。”
在这个草原小镇上，我父亲拥有一个小型的磨面作坊。对我这个孩子来说，那是一个萌发天真的幻想的中心。星期天我在作坊里的木工台子上做小东西，或者和阿图罗一起爬到小麦袋子上，像干什么神秘的事情似的偷偷地吃着小饼干消磨下午的时光。
我父亲是那个家庭的最高权威。家庭的权力按等级传给年长的哥哥们。现在我还记得我曾恐惧地望着他那张即纯朴又严厉的面孔。他那些不可改变的决定是一系列铁的命令和惩罚的基础，对妈妈来说也是这样。她总是那么寡言少语，克制自己，可能她一直独自忍受着那种既坚强又严肃的性格。我从没有听见她抱怨过什么。她肯定是在那些困苦中肩负着养育十一个男孩子的重担。
我们所受的教育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痛苦而永久的烙印。但是那种常常是非常严厉的教育方式，却教会了我们尽职尽责，始终如一，严格地要求自己，对任何工作都要善始善终。如果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全是由于我们应该严格地养成的这些美德。
我父亲那种有时令人恐惧的坏脾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在精神上那么容易难过和悲伤的基本特点。此外，它也是我的两个兄弟被迫离家出走的原因。两兄弟：一个是温贝托，后文我还要提到他；一个是佩佩，我们镇上管他叫“疯子萨瓦托”，他最后跟着一个马戏团走了，这使我们那个有钱的家庭名誉扫地。他的出走使我的母亲痛苦不堪，但是她坚强地忍受着，一直忍受到晚年，在经受了漫长的痛苦后，在她的床上平静地死在玛蒂尔德（作者的夫人）的怀里。
我兄弟佩佩酷爱戏剧，他在名叫“三十个朋友团结在一起”的乡村剧团里演戏。当“珍珠影剧院”演出本地的独幕喜剧时，他总能得到一个角色，尽管是个小角色。他的房间里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全套带彩色封面的《横幕》杂志。除了那些独幕喜剧外，杂志上还刊有易卜生的剧本，我记得还登过一部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十二岁以前，那套杂志我都读烂了，它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因为戏剧总是使我着迷。但是，尽管我写了几个剧本，却放在抽屉里，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
在举止粗暴的外表下，我父亲隐藏着他最脆弱的一面，隐藏着一颗纯朴而高尚的心。他有一种对美的令人惊奇的追求，所以在全家移居拉普拉塔时，他亲自设计了我们住的房子。后来我还发现他特别喜欢花草，并用一种直到那时我一直不知道的认真态度管理花草。我从没有见过他食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发敬佩他对朋友们的忠诚。譬如他对待患脑结核的裁缝圣地亚哥就是这样。当赫尔格拉医生劝告圣地亚哥说，要想活下去，唯一的选择是到科尔多瓦山上去疗养时，我父亲便和他坐在一列旧式火车的小房间里送他，这样难免会染上病。
对这种证明他献身于朋友友谊的表现，我一直铭记不忘，并且在他去世后的岁月里，在常常像永远分离的人生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知道如何珍视它。但是很晚我们才告诉他，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爱他的，还是感谢他为使我们避免那些不可避免同时又有一定教益的不幸而做的努力。因为在父亲身上，并非什么都是可怕的，我怀着留恋的心情隐约记起早年得到欢乐，就像那些夜晚，他让我坐在他的腿上为我唱他家乡的歌曲；或者像那些黄昏，他在社会俱乐部打完纸牌回家，为我带来我们都喜欢吃的薄荷糖。
不幸的是，他已不在人世，在我们中间重要的事情已无人提起；爱心已无法表达，旧伤痕也不得抚慰。于是我们感受到了最大的孤独：情人没有了心上人，儿子没有了父亲，父亲没有了儿子。
许多年前，我去过帕奥拉·德·圣佛朗西斯科，有一天他在那里爱上了我母亲。我望着地中海，隐约地看到他在那片令人思念的土地上度过的童年，我低下头，眼里涌出了泪水。
波托西街上的宿膳公寓已人去屋空。一天下午，一位好友把十九岁的玛蒂尔德带到了那里；她在家里很受宠爱，那次却逃出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小房间里和我这个当时的“罪犯”见面。那个时候，为了一个没有贫困、没有遗弃的世界，我还在从事反对乌里布鲁将军的独裁统治的地下斗争。当然那是一种乌托邦，但是倘若没有乌托邦，任何一个青年也不能在可怕的现实中生活。我们在那里常常挨饿，只能分着吃一点面包，喝几口巴拉圭茶。只有很少的几天是幸运的：慷慨的女房东堂娜埃斯佩兰莎来敲我们的门，送一盘食物给我们吃。
在遭受贫困和迫害的那个时期，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我终于离开了那种我曾经为之冒过巨大危险的运动。
自然要监视任何“离经叛道”行为的党员们在我身上发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在和亲密的同志谈话中，我认为辩证法适用于精神问题，但不适用于自然现象。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完全矛盾的。不深刻了解战斗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人可能认为这没有什么，而实际上，这对那些认为理论脱离实际是一种错误的领导人来说，却非同小可。要解释我的根据是什么，三言两语是不够的。我唯一能够说的是，此事大约发生在1935年，许多年后在巴黎穆图亚利特举行的一次理论会议上，萨特等大哲学家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管怎样，那种假设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钢铁般不可避免的方式形成的。党——这个字总是大写——派我去莫斯科列宁主义学校学习两年，在那里的集中营或精神病院里，可以得救，不然就遭殃。在那样的集中营里，如果你对那种胡说八道的哲学深信不疑，一定会完蛋。由于党员中间充满那种牺牲精神，玛蒂尔德便同意了我去苏联呆两年——也许永远不回来——的旅行，她留下来躲藏在我母亲家。
在去莫斯科之前，我应先去布鲁塞尔参加由党召集和严格控制的、由亨利·巴布塞主持的反战与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旅行从蒙得维的亚出发，夜晚搭一条走私船穿过普拉塔河三角洲，然后凭假证件乘轮船到达阿姆贝雷斯；最后转乘火车，到达布鲁塞尔。我在那里有机会听到来自舒茨邦德与奥地利的人士和来自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德国的党员的发言。我被安排在名叫青年客栈的一个房间里，和我知道化名为皮尔埃的同志住在一起。他是法国青年团中央委员的一位领导人，理论的盲目信奉者，这使我提高了警惕，因为在党内不可犯那种认错人的错误。后来，那个党员小伙子落入盖世太保手中，遭受了多次野蛮的折磨后死去。
在睡觉前我们进行的一次交谈中，发生过一次争论，我犯了对那个哲学问题表示怀疑的危险错误。第二天早晨，我对我的同伴说我肚子疼，等好点后我就走。一个小时或更多一点时间后，我认为他不会回来了，便收拾好我的行李，乘火车逃出了巴黎。从那次跟皮埃尔交谈后我就明白，如果我去莫斯科，可能永远回不来了。所有的交谈和从其他国家的党员那里知道的经验，终于使那座已在我心中倒塌的腐朽的建筑不可逆转地龟裂了。
就像我怀着疑虑去布鲁塞尔时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曾经同情党的朋友把一家法国周报的一位阿根廷负责人的地址给了我。后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死在一辆坦克里。他替我跟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看门人取得了联系。此人让我睡在他的小房间里一张巴黎特有的那种大床上。由于没有暖气，1935年那里又特别冷，除了毯子外，我们还盖了一大堆《人类报》。白天，我在巴黎街头游荡，像失事的船儿一样不知道漂向何方。直到一个下午，我走进圣米歇街的吉贝特书店，偷了一本埃米尔·博雷尔关于数学分析的书，把书藏在我的外套里溜出来。我记得在那个寒冬的傍晚，我像一个经过一次充满暴行和罪孽的不安旅行重新走进一座寺院的信徒一样，哆嗦着读了头几个片断。那种神圣的颤抖将惶惑的心情、对幽居的认可和我的心灵早就渴望的安宁交织在一起：数学世界第二次把我召唤到它的门口。
精神上受到打击后我回到祖国，把自己关在物理与数学学院里，几年后学完了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几乎每天都要准备忍受由于我“背叛”共产主义而受到的辱骂和伤害。其实我的表现和所谓的背叛完全相反。真正的叛徒是那个可恶的家伙，那个先前的神学院学生，他断送了所有真正干革命的人，他甚至在国外迫害最初是杰出而勇敢的革命者的托洛茨基。
遭驱逐的人没有法律保护他们。我曾去雷蒂罗街32号支持为当局那种的野蛮的撞击把不牢固的房屋推倒、把居民赶出去的暴行感到气愤的神甫们。
夜晚回家后我从电视上看到警察如何袭击一些不肯离开工厂的工人，像对待罪犯一样猛烈地抽打他们；那个社会不认为否认人们的工作的权利是一种罪行，甚至把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仅有的劳动法也剥夺了。
我还看到警察用大棒和水车驱赶流动商贩，却不监禁把最后几枚硬币也抢走、有钱有势收买执法者的人。而那种法律，只能无情而残暴地落在一个不幸的偷鸡扒手的头上。科尔多瓦监视狱的那个男孩就是一例。他从狱中写信给我，要求我给他寄一份《不许重演》的复印件。那个孩子由于一个小小的过错便受到囚禁，而使祖国流过鲜血的罪犯却奇怪地被释放。
在听到赦免的消息的那个下午，我怀着巨大的痛苦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愿意见任何人，种种恐怖情景、那些受刑的场面一一浮上了我的脑海。
在1976年的政变发生前的几年间，出现过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也不能容忍的白色恐怖。那些极其下流的罪犯，魔鬼力量的代表，借着那些事件采取了极为卑劣的恐怖行为，他们使用极权国家所允许的权力和不受制裁的特权，进行了残酷的大搜捕。这不仅使恐怖主义分子付出了代价，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也付出了代价。
当国家从那场噩梦中醒来时，阿尔方辛总统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军事法庭审判那场历史性恐怖行动的罪犯。接着，像宪法规定的那样，民事法庭行使权力。最后，任命了一个平民委员会，通过同时进行的调查，为法庭的工作提供了证据。
我们每天了解的恐怖事件，给我们这些组成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下地狱的人常常发生的那样，任何人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组成委员会的科学、哲学、新闻和宗教界的人士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完美修养。
调查报告是由一些女打字员誊清的。她们不得不被换掉，因为她们哭着对我们说，她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在五万页的报告中，记述着成千上万人失踪、受刑和被劫持的情况。他们往往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遭受刑罚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被撕得最碎的地方。
国家的恐怖行动也破坏了失踪者家庭。父亲和母亲们在痛苦的幻想中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又使儿子复活，却对可憎的现实一无所知。很难估计有多少父亲痛苦而悲伤地死去，又有多少父亲精神失常。就像我的好朋友米格尔·伊塞格森那样，他在最后的岁月只有一个心愿，即重新得到他的女儿，偶尔实现真理和公正。但是面对由一些人的残暴和另一些人的冷漠造成的那种恐怖现实，他那种不敬的愿望终于破灭，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在调查委员会把报告交给国家总统那天，五月广场上聚满了男人、女人、青年和抱着孩子的母亲。他们以这种方式支持我国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既然全世界的报刊都用西班牙文写“失踪者”这个词儿，我们的《不许重演》就应该强调使我们成为悲剧性著名人物的事实。
令人遗憾的是，无可争辩必须执行的法令和后来的赦免令，使本可成为伦理斗争的一个榜样、对我们祖国的未来产生示范效果的那种崇高的意志受到了挫折。因为阿根廷经历的悲剧，永远不会被心灵高尚的人们忘记；不但不会被目睹那场灾难的人忘记，也不会被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忘记，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比如巴尔塔萨尔·加尔松法官做的调查所证明的那样。上次我去西班牙旅行时，我们俩曾相伴而行。
流血、恐怖和暴力，成为令人类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向我们表明，我们不能无视任何人遭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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