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一直用雨伞敲打我的脑袋。从他第一次用雨伞打我脑袋的那天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年了。起初，我曾对此忍无可忍；而如今，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此人究竟姓甚名谁，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这是个平常无奇的男子，穿灰色的衣服，有些花白的头发，生就一张让人难以分辨的面孔。初次遇到他，还是五年前一个酷热的早上。在帕莱尔默树林中，当时我正坐在树阴下的长椅上翻看当天的报纸。突然，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一下下地打在我头上。敲打我脑袋的就是他，这个此时此刻在我写文章的同时，仍然机械而漠然地用雨伞敲打我脑袋的男人。
那次，我十分恼火地转过身：可是他却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敲打我。我质问他是否疯了，他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一般。于是我威胁道，我要喊警察了，而他却镇定自若、平心静气地继续敲打下去。在一阵不知所措之后，看他毫无罢手的意思，我站了起来，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那个男人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就倒在了地上。但随即，他似乎费了相当大的气力，又爬了起来，默不作声地继续用雨伞敲我的脑袋。血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我开始同情起他来，并且后悔自己不该下手那么狠。因为实际上，与其说他在用雨伞击打我，不如说是在轻微地敲击我，根本不疼的。当然了，这种敲打令人讨厌至极。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吧，如果一只苍蝇落在我们脑门儿上，我们没有丝毫的痛感，但却让人极其厌烦。说老实话，那把雨伞就好比一只大苍蝇，按照一定的节奏落在我的头上，一下又一下。
当确信自己所面对的人肯定是个疯子之后，我想还是远远地躲开为妙。可是这个人悄无声息地跟着我，手中的雨伞仍然毫不停歇地敲在我头上。于是我撒腿狂奔起来（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很少有人能像我跑得那么快）。他紧随着我，想方设法要打我几下，但都没有打到。看到他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粗气，我觉得如果再逼着他跟我这样跑下去的话，这个折磨我的人也许会当场倒下一命呜呼。
因此我停止奔跑，重新迈起惯有的步子。我看了看他。可是从他脸上找不出任何感激或责备的神情。他只是继续用雨伞一下一下地打在我的头上。我曾经想去警察局，我会说：“警官先生，这个人正在用雨伞打我的脑袋”。这肯定是个史无前例的案子。警官一定会用充满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要求我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然后还会问我一些令人异常尴尬的问题，说不定最后还会把我给抓起来。
我想最好还是回家吧。我上了67路公共汽车。他呢，并没有停止敲打我，在我后面也上了车。我在第一个座位坐下。他则站在我边上：左手拉着把手，右手继续毫不留情地挥舞那把雨伞。车上的乘客们开始小心地交换着眼角的笑意。司机也从反光镜中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事态发展到最后，整个车厢里爆发出哈哈大笑，这笑声振聋发聩，不绝于耳。我又羞又窘，无地自容。而这位跟着我的老兄，却将笑声完全置之度外，继续敲打我。
在太平洋大桥一站，我——更确切地说是我们俩——下了车。我们沿着圣菲大道走着。路上所有的人都愚蠢地转过身来望着我们。我本想冲着他们说：“有什么好看的？蠢货！难道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用雨伞敲别人的脑袋吗？”但转念一想，他们肯定从未见过此番景象。后来，有五六个孩子开始跟在我们的身后，嘴里大呼小叫着。
我已经有了主意。到了我家门口，我本想猛地带上门，将他关在门外。但我没能做到：他用有力的手，率先牢牢地抓住门把手，在对抗推搡了一阵之后他跟进了我家。
从那时起，这个人就持续不断地用雨伞敲打我的脑袋。据我所知，他从来不吃不睡。敲打我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我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他陪在身边，甚至在那些最私密的场合也不例外。记得起初那段时间，他的敲击使我无法入眠；而现在，我相信，假使没有雨伞的敲打，我是绝对难以安然入梦的。
尽管如此，我们并非一直都能够和平相处。我曾经无数次地用尽各种语气，恳求他告诉我，来自何方。但一切都是徒劳：他总是默默无言地继续用雨伞敲击我的脑袋。有好多次，我揍他、踢他，甚至——愿上帝宽恕我——甚至我也用雨伞打他。他却总是逆来顺受，仿佛这是他所履行的职责的一部分。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中最闪光之处：对待工作表现出平和的信念，以及那种毫无怨言的态度。总之，他对自己正在履行的一项秘密而高尚的使命保持着一份执著。
尽管他没有什么生理方面的需求，但是我很清楚，在我揍他的时候，他感觉得到疼痛，我知道他很孱弱，也并非不朽之身。我也明白，只消一颗子弹就可以让我彻底摆脱他。但我不知道枪子儿是该毙了他，还是该了结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否等我们俩都死了，他就不再继续用雨伞敲我的脑袋了。不管怎样，这种推断根本起不到一丁点儿的作用：我承认，我既不敢杀掉他，也没勇气自杀。
另外，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他的敲击我将无法生活下去。现在，我越来越频繁地被某种预感所困扰。我的内心受到另一种痛楚的煎熬：也许有一天，在我愈发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离我而去，而我将不得不告别那把雨伞温柔的敲击，是它们伴我进入沉沉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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