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黄昏十分，那个名叫贝尔彻的大个子英国人就会把一双长腿从灰烬中挪开，问道：“嗯，哥们儿，来几盘咋样？”诺布尔便会回答说：“随你的便吧，哥们儿。”（我们也学会了英国人那些古怪的词语。）那个小个子英国人霍金斯便会点亮灯，拿出一副牌。有时候，杰里迈亚·多诺万晚上也会过来看我们玩牌，一看到霍金斯手上的牌就会激动不已（因为火祭祀的牌技一直很蹩脚）一惊一乍的，仿佛霍金斯也成了我们自己人：“哎呀，你见鬼去吧你，干吗不打三哪？”不过，说真格的，杰里迈亚跟大个子英国人贝尔彻一样，头脑冷静，知足常乐；虽然牌技平平，但抄写文件是里手行家，因此深得大家的尊敬。他头戴一顶小布帽，长裤上扎着绑腿。我很少看到他的双手从裤子口袋里抽出来过。不论是跟谁说话，他都脸红，脚板朝后仰，前后晃动着身子，两眼盯着自己那双农民的大脚。你们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城里人，所以每当听到杰里迈亚那浓重的土腔我就忍俊不禁。
当时我压根儿就不明白自己和诺布尔为什么非要跟贝尔彻和霍金斯在一起。我一直认为，不管你把贝尔彻和霍金斯这两个人放哪个旮旯，他们都会跟土生土长的杂草一样，就地生根开花的。根据我不太长的人生体验，我发现这两个人对爱尔兰的喜爱是其他外国人无法企及的。
敌人拼命搜查这两个人的时候，二营把他们俩交给我们看管。我和诺布尔都很年轻，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不过，小个子霍金斯给我们露了一手：他对这一代乡村了如指掌，与我们这两个爱尔兰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俩听后都傻了眼。他跟我说：“你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波拿巴吧？我说波拿巴呀，玛丽·布里吉德·霍康内尔托我向你致意，她还说你叫上的那双袜子是她哥哥的。”他们解释说，二营经常开一些小规模的晚会，当地的一些姑娘也前来凑热闹。我们爱尔兰的士兵看到这两个英国俘虏气宇轩昂，自然不会把他们撂下，于是便要求他们跟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地玩个痛快。霍金斯告诉我，他只花了一两个晚上就学会了跳《利默瑞克城墙》、《包围鄂尼斯》和《特洛伊之波》等舞蹈。不过，他没有恭维我们爱尔兰士兵，因为我们的士兵当时按规定是不能跳外国舞的。
于是，贝尔彻和霍金斯在二营时享有的特殊待遇，到了我们这里也照葫芦画瓢继续下去。过了第一个晚上，我们就不在做出密切监视他们的样子。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无法逃得很远——他们的英国口音很容易暴露身份，而且他们上身穿的是卡其布的紧身短军装，外面套着大衣，下面是便装裤子和靴子，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俩压根儿就没有逃跑的念头，瞧他们那神气，是对自己的命运俯首贴耳了。
此刻，看到贝尔彻跟房东老太太勾勾搭搭的，我们在一旁也乐得合不拢嘴。老太太火爆性子，一张刀子嘴就连我们也不放过，但是我们这两个客人——这是我们的俏皮话——还没有来得及领教她那张利嘴，贝尔彻就跟她成了莫逆之交。当时她正在劈柴，走进这栋房子还不到十分钟的贝尔彻就从座位上跳起来，去跟她套近乎。
贝尔侧脸上略带古怪的笑容，说：“我来吧，太太。让我来。”说着，便从她手中接过斧子。老太太十分惊讶，不知说什么才好。打那以后，贝尔彻踩着老太太的脚后跟，不是替她拿桶，提篮子，就是帮她搬泥炭。诺布尔在旁边说起了俏皮话：“老太太一抬腿，贝尔彻就先替她看好了前面有没有坑坑洼洼。无论是热水还是大小琐事，只要她想要，贝尔彻都会给她准备好。”贝尔彻个头虽大——我自个儿身高一米七六，跟他说话也得仰着头——但很害羞，话不多。他像幽灵似的在房子里进进出出一声也不吭，我们过了很久才适应。尤其是因为霍金斯喋喋不休，话比一个排的士兵还要多，所以每当贝尔彻把脚趾从灰堆里挪出来，偶尔突然蹦出一两个字眼——“劳驾”或者“对，哥们儿”时，我们都会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贝尔彻惟一上瘾的就是打牌，而且我得说，他的牌真是玩到了家。有好多次他本来是能让我和诺布尔输的精光的，只是我们输给了他，霍金斯就输给我们俩，而霍金斯的钱又是贝尔彻给的。
霍金斯之所以输给我们，是因为他只顾着说话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输给贝尔彻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霍金斯和诺布尔谈起宗教时会唾沫四溅，能一直对骂到天亮。小个子的霍金斯会提出一大堆连红衣主教也难以回答的怪问题，让诺布尔（他哥哥是神甫）绞尽了脑汁。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谈论这样神圣的话题，霍金斯也是满口脏话。小个子霍金斯真不是个东西，跟他斗嘴皮子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吃！他从来不干一件正事，没人聊天了，就去跟房东太太套近乎。
我幸灾乐祸地发现老太太跟霍金斯是针尖对麦芒。那一天他跟老太太聊起干旱来，本想让老太太把上帝骂一通，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老太太说干旱是雨神朱庇特（我和霍金斯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神，不过诺布尔说异教徒中是有人把朱庇特当做雨神来祭祀）搞的鬼。还有一天，也是这位霍金斯当着老太太的面咒骂资本主义者发动了日耳曼战争。老太太听了，放下手里的火钳撅起她那螃蟹一样的小嘴，说：“霍金斯先生，你要是想骗一骗我这个狗屁不通的老太太，那你想说是谁就是谁，不过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老太婆我心里可有一本账。这场战争是那个意大利伯爵从日本人的庙里偷走了异教的神祗惹起来的，说真格的，谁打搅了神祗的安宁，谁就会倒霉！”哦，这个老太太真够怪的。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霍金斯点亮了油灯，大家围坐着打牌。过了一会儿，杰里迈亚·多诺万也进来了。他坐下来看了片刻。虽然他为人拘谨，话不多，但还是不难看出他对这两个英国人没有多少好感，奇怪的是，这一点我在此前竟然没有发现。嘿，就像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半夜时分霍金斯和诺布尔就资本主义者、神甫和爱国等问题打起了激烈的口水仗。
霍金斯气得大口大口的喘气道：“资本主义者付钱給神甫，让神甫告诉你们：人死后有来世，这样你们这些人对资本主义者今生的所作所为就听之任之了。”
诺布尔也发了火：“胡说，哥们儿，资本主义还没出现的时候就有人相信来世了。”
霍金斯站起身来，摆出一副布道的驾驶。他讥笑着说：“哦，是有人相信来世，对吗？你是说这要你相信的就一定会有别人相信吗？而你相信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夏娃生下了约沙王，对吗？你相信夏娃、亚当和禁果之类荒唐的神话故事吗？好吧，那你就听我的，哥们儿。如果你有权咬着那些荒唐的信仰不放，那我也有权照葫芦画瓢——也就是说，你们的上帝创造了一个他妈的有道德观念、有劳斯莱斯汽车的资本主义者。我说的对吗，哥们儿？”他转身面对着贝尔彻说。
“有道理，哥们儿，”贝尔彻说，脸上露出异样的笑容，只见他从桌旁站起身来，把一双长腿伸到火旁，一只手抚摸着髭须。谁也不知道这场关于宗教的争论何时才能尘埃落定。于是，看到杰里迈亚·多诺万要走，我也拿起帽子跟他一起出来了。我们俩肩并肩漫步朝村庄走去。突然，杰里迈亚停下了脚步，脸涨得通红，嘴上嘟哝着，跟往常一样身体重心从脚趾移到脚后跟。他在说我应该留下来看管囚犯。我觉得很突然，就问他：囚犯干吗要留人看管？我又说，我跟诺布尔谈起这件事，我们俩都宁愿跟随某个纵队回去。“那两个家伙对咱们有什么用？”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咱们是把他们俩当人质扣留着。”“人质——？”我不解地问。他一字一顿地说：“敌人扣留了我们的人质，现在正考虑枪决他们。如果他们枪决了咱们的人质，咱们也得枪决他们的人质，一报还一报。”“枪决他们俩？”我嘴上说着，心里忽然想到有这种可能。他说：“是的，把他们俩干掉。”我说：“那么，你不事先通知我和诺布尔，是不是太缺乏远见了？”他问道：“这话怎么讲？”我说：“你知道我们俩是看管这对囚犯的士兵。”他说：“难道你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自个儿猜出来吗？”我说：“没有，杰里迈亚·多诺万，确实没有。这两个家伙在我们手里这么久了，我们怎么猜得着？”他说：“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敌人扣留我们的囚犯也有这么长时间了，甚至比这还要长，对吧？”我说：“区别可大了。”他严厉地问：“这话怎么说？”不过，我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清究竟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当时给这个消息惊呆了。我们：“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卸下这幅重担？”他说：“今晚吧。要不，就是明天，最迟不超过后天。如果你觉得老是待在这一带腻味了，那么你很快就可以解放了。”
即使是现在我也说不清自己当时是多么伤心，不过我转身回到了屋子里，满脸的沮丧。进屋的时候，争论仍在继续。霍金斯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地宣讲没有来世，而诺布尔用宗教权威的口吻回答说有。我看到霍金斯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他面带调皮的微笑说：“你知道吗，哥们儿？我认为你跟我一样是不相信来世的。你说你相信来世，可是却跟我一样对来世一无所知。什么是天堂？你不知道。天堂在哪儿？你不知道。天堂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再问你，天堂里的人有翅膀吗？”
诺布尔说：“好吧，我告诉你：有。够了吗？他们的确有翅膀。”“那么他们的翅膀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制造的？天堂有生产翅膀的工厂吗？有卖翅膀的商店，你递进一张欠条就可以买到他妈的翅膀吗？回答我呀。”
诺布尔说：“跟你这种人没法进行辩论。你听我说嘛——”就这样两人又争论了起来。
后半夜我们把那两个英国俘虏锁在房间里，然后自己上床睡觉。我吹灭蜡烛，把从杰里迈亚·多诺万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了诺布尔，可他听了以后竟然无动于衷。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后，他问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两个英国人。我跟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回答说不，因为英国军队不可能枪决我们的俘虏，而跟二营来往甚密并且熟悉这两个英国人的那个旅是不希望看到他们死的。诺布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就把那么可怕的事情告诉他们也未免太残忍了点儿。”我说：“不管怎么说，杰里迈亚·多诺万太没远见了。”见他没言语，我知道诺布尔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就这样躺了半夜，想啊想，想像着自己和年轻的诺布尔试图阻止那个旅不要枪决霍金斯和贝尔彻，想到这里，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个旅里，你手里没枪是不敢干涉别人的行动的。何况在当时我认为弟兄们之间的不团结是一种犯罪，直到后来年纪大了我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天早上我面对霍金斯和贝尔彻的时候脸上很难挂上笑容。我们几个人在屋子里待了一整天，几乎谁也没有吭声。贝尔彻对我们俩不理不睬的，和往常一样只顾着把双腿伸到灰堆上，脸上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仿佛在期待着某种突发事件，但小个子霍金斯却让我们很不自在：他肆无忌惮地冷嘲热讽，还不时地提一些问题。看到诺布尔不予理睬他很气愤，说：“哥们儿，拿出点儿男子汉气派出来，输了就要服输。什么亚当啊夏娃的，你就甭提了！我是个共产主义这——或者说，无政府主义者。对，我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连几个小时，他在屋子里转悠，嘴里嘟哝着：“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至今我也不清楚那一天是怎么过来的，但是我们还是过来了。茶具收拾走了以后，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贝尔彻不动声色地问：“来几盘吗？”于是我们围坐在桌旁，等着霍金斯拿出纸牌。正在这时，我听到了杰里迈亚·多诺万的脚步声，脑子里掠过一种不祥的预感。我默不做声地从桌子旁站起来，不等他伸手推门，就把手搁在了他的肩上，问他：“你要做什么？”他红着脸说：“我要你那两个当兵的朋友。”我问道：“没别的办法了吗，杰里迈亚·多诺万？”“没别的办法。今儿早上我们的四个小伙子上了西天，其中一个只有十六岁。”我说：“太惨了，杰里迈亚。”
这时，诺布尔也出来了，我们仨边走边嘀咕着。当地的情报官菲尼站在大门口。我问杰里迈亚·多诺万：“你打算怎么办？”“我想让你和诺布尔把他们俩带出来，可以告诉他们：又要转移了；这时最稳妥的方法。”“让我干别的去吧。”诺布尔突然说。杰里迈亚·多诺万用严肃的目光注视了他一两分钟，然后平静地说：“那好吧，你和菲尼去棚子里找几件工具，然后到沼泽地的那一头挖个坑。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和波拿巴就来跟你们会合。但是，不管你们去干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要让外人看到工具。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这件事不得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看着菲尼和诺布尔拐弯走到那个放工具的棚子跟前，然后侧身钻了进去。这一切在我的眼前都是恍恍惚惚的。我让杰里迈亚·多诺万跟囚犯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自己坐了下来，一言不发。他告诉囚犯说，要让他们回到二营去。听到这里，霍金斯骂个没完，贝尔彻虽然一声没吭，但内心的慌乱也是溢于言表。老太太不顾我们的劝阻一定要留住他们俩，嘴里唧唧咋咋的唠叨个没完，后来杰里迈亚·多诺万火了，对她说了几句粗话，她这才收场。这时屋子里漆黑一团，但谁也没想去点灯。黑暗中两个英国人拿起卡其布上衣，跟房东老太太道别。霍金斯一边跟她握手，一边嘟哝着：“人嘛在什么鬼地方都是可以安家的，可是总部的那个王八蛋还说太便宜我们俩了，要把我们俩一脚踢开。”贝尔彻热情地拉着老太太的手，说：“老太太，接受我们的千恩万谢，谢谢您帮我们做的一切……”我在一旁听了觉得他这话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们四个人辗转来到屋后，朝那片死亡的沼泽地走去。这时杰里迈亚·多诺万把心里想好的话说了出来：“今天早上你们的人杀死了我们四个小伙子，所以现在我们要对你们俩实行枪决。”霍金斯怒不可遏地说：“得了吧，你。也好，你不提士兵的话，我们还蒙在鼓里。”杰里迈亚·多诺万说：“是真的。对不起，霍金斯，我说的是真话。”然后他把我们是例行公事、执行上级的命令等套话讲了一大通。“得了吧，你。”霍金斯气愤地说，“得了。”
接着，多诺万发现那两个英国人并不相信他的话，便转身对我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问波拿巴。”“我用不着问波拿巴。我跟波拿巴是哥们儿。”杰里迈亚·多诺万一本正经地问我：“是真的吗，波拿巴？”“是真的，”我很伤心地说。“是真的。”霍金斯停下了脚步。“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说：“伙计，我是说真格的。”“你这话说得可没底气，听起来不像是真格的。”杰里迈亚·多诺万说：“哦，要是他的话不像是真格的，那就听我的好了。”“杰里迈亚·多诺万，你他妈的干吗要枪决我啊？”“那你们的人他妈的干吗要把我们的四个俘虏拖到营房前面的广场上枪决了呀？”我发现杰里迈亚·多诺万是在用愤怒的言辞来给自己打气。
不管怎么说吧，他拽着小个子霍金斯的手臂往前拖，但这个英国人还是不相信我们是动真格的。在此读者不难发现我当时的处境是如何的尴尬，我不停地触摸着手里的枪，心想着如果他们俩反抗或者逃跑，我会怎么办？而我内心真的希望他们这么干。我知道如果他们真的逃跑，我是决不会开枪的。霍金斯问：“诺布尔也插手这事儿了吗？”我们是的。他听后笑了。可是诺布尔为什么要枪决他呢？我们为什么要枪决他呢？他跟我们有什么冤仇啊？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好哥们儿（这个名词痛苦地萦绕在我的记忆中）吗？难道我们不理解他，他不理解我们吗？我们双方当时都在想：如果换了他，为了执行英国某支军队某位旅长的命令，他会不会枪决我们呢？这时我看到黄昏时分沼泽地荒凉的边缘，这里将是他们今生今世的最后归宿，我的心头完全笼罩在悲怆之中，竟然回答不出他的问话。黑暗中我们行走在沼泽地的边缘，霍金斯不时地叫停，然后又继续前行，仿佛他认为我们最终还是好哥们儿，不至于会真的枪决他似的。使我感到绝望的是，等到他明白了冰冷、敞开的坟墓正等待着他的光临时，他才会相信我们是在动真格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想枪决他。
终于我们看到远处一盏灯笼在闪烁着光亮，便朝那里走去。举着灯笼的是诺布尔，他的身后站着菲尼。这两个人静静地站立在沼泽地上的图景居然与我心头死亡的痛苦有几分相似。贝尔彻认出诺布尔之后，用他一贯冷静的腔调说：“你好，哥们儿。”可是，霍金斯却马上朝可怜的小伙子冲了过去，于是两人的争论又开始了，只是这一次诺布尔无言为自己辩解，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灯笼在他那打着绑腿的胯下左右摇晃着。
倒是杰里迈亚·多诺万替诺布尔做了回答。霍金斯第二十次（因为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质问有没有人认为他会忍心枪决诺布尔。杰里迈亚·多诺万简要地回答道：“你会的。”“你他妈的，我不会！”“如果你知道不服从命令上司就要枪决你，那你就会枪决他。”霍金斯说：“即使上司把我枪决了二十次，我也不会枪决诺布尔，因为他是我的好哥们儿。贝尔彻也不会枪决他的——对不对贝尔彻？”贝尔彻平静地说：“说得对，哥们儿。”霍金斯说：“我要是会枪决他的话，天理不容。再说了，如果诺布尔不干掉我，谁会枪毙诺布尔？如果我跟诺布尔交换一下位置，我会怎么办——大家都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上？”“那你该怎么办？”“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会跟他一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杰里迈亚·多诺万翘起手枪，说：“废话少说。在我开火之前，你们有没有口信要捎给谁？”“没有，不过……”“想做祈祷吗？”霍金斯说出一句冷冰冰的话，连我听了都感到吃惊，他再次转身面对着诺布尔，说：“诺布尔，你听我说。你和我是好哥们儿。如果你不到我这边来，那我就到你那边去。这还算公平吧？你给我一支枪，你想到哪儿，我都乐意跟你走。”
没有人回答他。
他说：“你明白吗？我把过去的一切都扔掉了，现在是个逃兵，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了。这能不能证明我说话算数？”诺布尔抬起头来，等多诺万开口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回答又把头低了下去。多诺万用冰冷而激动地口气说：“最后问一此：有没有口信要捎？”
“啊，住嘴，多诺万；你不理解我，但这两个人理解我，是我的好哥们儿；他们同情我，我同情他们。我们不是你想像的资本主义者的工具。”
只有我看见多诺万抬起手枪，对准了霍金斯的后颈，我急忙闭上眼睛，嘴里念起祷告来。霍金斯还想说什么，多诺万扣动了班级，听到那声砰的枪响，我才睁开眼睛，看见霍金斯的双膝颤抖，像个小孩子一样缓慢而安详地倒在诺布尔的脚下，灯笼的光亮悲哀地照着他干瘪的双腿和那双锃亮的农民靴。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身体在最后一阵痛苦地痉挛过后完全平静下来。
这时，贝尔彻无声地掏出一块手绢，把双眼蒙上（我们刚才很激动，忘了给霍金斯蒙上眼睛）。他发现手绢太短，就找我借。我把手绢递给他，他想把两块手绢系到一起，用脚尖指着霍金斯说：“他还没有完全死，最好再给他补一枪。”果然，霍金斯在灯笼下面的左膝盖又抬了起来。我弯下腰，把枪对准他的耳朵；然后，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想到还有贝尔彻要去跟他做伴，便站直身体，急匆匆地说了几句话。贝尔彻明白我的心里在想什么，他说：“再给他一枪。我不在乎。可怜的王八蛋，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这时，我的脑子一片麻木，跪下来熟练地给霍金斯补了一枪，永远地结束了他的痛苦。
贝尔彻正在笨手笨脚地系手绢，听到枪响，揭开手绢笑了。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他笑。看到自己的老朋友悲惨地死去，他居然还在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可他平静地说：“可怜，昨儿晚上他对这一切还纳闷呢。我总是在想，哥们儿，这事儿太乖了。昨儿晚上，他还蒙在鼓里，现在，他们把能让他知道的都告诉他了。”
多诺万帮贝尔彻把手绢系好，蒙住他的眼睛。贝尔彻说：“哥们儿，多谢了。”多诺万问他有没有口信要捎。他说：“哥们儿，我没有。如果你们有谁要给霍金斯的母亲写信，他口袋里有他母亲的一封来信。可是我呢，老婆八年前就跟我分了手，跟另外一个男的跑了，孩子也带走了。我很喜欢家的感觉（这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可打那以后我就无法再从头开始了。”
现在他看不见我们了，我们傻乎乎地站在那里。多诺万看着诺布尔，诺布尔摇了摇头。接着，多诺万再次举起手枪，正在这时贝尔彻又发出了古怪的笑声。他一定以为我们在议论他；不过多诺万还是把枪放下了。贝尔彻说：“请原谅，哥们儿，我觉得我他妈的话太多了……太傻了……尽是讲自个儿会操持家务。但这时我无意中想起来的。我敢肯定你们会原谅我的。”杰里迈亚·多诺万问他：“你不想做个祈祷吗？”他回答道：“不啦，哥们儿。我想祈祷也没什么用。如果你想早点了结，我准备好了。”杰里迈亚·多诺万说：“你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做主的。话说白了吧，这是我们的职责。”贝尔彻高昂着头，真的像个瞎子似的。在灯笼的光亮下我们只能看见他的鼻子和下巴。他说：“我永远也不明白我的职责是什么。不过，你意思是说你们都是好人，这我没什么好说的。”诺布尔露出绝望的神色，向多诺万做了一个手势。多诺万一眨眼的工夫举起枪来开了火。大个子像一袋粮食似的倒了下去，这一次不需要补枪了。
埋葬尸体的细节我记不得那么多了，但比其他的事情更让人揪心，因为我们得抬着那两句未寒的尸体走几十米，沉没到大风呼啸的沼泽中。除了灯笼之外四周一片漆黑，除了受惊的鸟儿乱啼乱叫之外别无声响，我们感到分外孤独。诺布尔首先从霍金斯的口袋里搜出了他母亲的来信。接着，我和诺布尔把任何能让人看出有坟墓的痕迹消除殆尽，收拾好工具，向另外两个人道别，然后沿着荒凉、鬼魆魆的沼泽地边缘默默地走着。我们把工具放在棚子里后便回到了屋子。厨房里黑魆魆、冷冰冰的，跟我刚才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儿。老太太坐在壁炉旁数着念珠。我们俩打她身边经过，走进房间。诺布尔划了一根火柴想把灯点亮。正在这时，她无声地站起身，走到门口一反平时大胆倔强的常态。
她压低嗓门问道：“你们把他们俩怎么了？”诺布尔吓了一大跳，双手直打哆嗦，手上的火柴熄灭了。他没有转身，问到：“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动静。”“你听到什么了？”诺布尔问道，他明知自己此时此刻连小孩子也不会去哄骗的。“我听到了你们的动静。你以为我没有听到你们把家伙放回到棚子里的声音吗？”诺布尔又划了一根火柴，这次灯点亮了。“你们就是用那些家伙对付他们的吗？”她问。诺布尔什么也没说——你叫他说什么好呢？
接着，天哪，她双膝跪在门槛上，开始数念珠。一两分钟过后，诺布尔在壁炉旁跪了下来，于是我拨开老太太，走出门去。我来到屋子外面，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鸟儿尖厉的啼叫。我当时的感觉十分怪诞，后来也没有记录下来。诺布尔常常跟我说他当时觉得眼睛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膨胀了十倍，而能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小片黑黝黝的沼泽地，两个英国人的死尸僵直地沉了下去。而我当时的感觉跟他刚好相反：仿佛吞噬了那两个英国人的沼泽地离我有一千英里远，甚至连身后不停地嘟哝着的诺布尔、老太太、鸟儿和血红的星星都离我很远很远，而我自己非常渺小，非常孤独。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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